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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上，宋朝和明朝可说是两个极端。明朝坚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强硬态度，对外来侵略坚决抵抗，誓死不妥协。宋朝则是“花钱买平安”，对外年年赔款纳贡，尽量避免开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谁更高明呢？ 很多人认为宋朝的“花钱买平安”更好。事实上，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宋朝经济很繁荣，对外的赔款、纳贡，据说只相当于宋朝一两个县的税赋。花这么点儿小钱，就能买到边境平安、不动刀兵，很划算啊。 别忘了，对外开战，同样是要花钱的。打仗，不仅要消耗庞大的军费，还必然破坏百姓的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成本加起来，多半比赔款、纳贡要多。既然能用经济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看了李晓鹏的《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一书对宋朝和明朝的历史比较，我改变了看法。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我此前想象的那么轻松。“花钱买平安”虽然表面上省钱划算，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还是明朝那种“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王朝精神更加可取。 宋朝对西夏、辽、金等国的赔款、纳贡，对宋朝来说，绝非只相当于一两个县的税赋那么轻松。 首先，宋朝时，虽然工商业很繁荣，但国家主体经济仍然是农业为主。农业的特点就是生产剩余很少。在没有化肥、机械等工业技术的古代，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全家能吃饱饭不挨饿就阿弥陀佛了。多出来的剩余，很少。给官府缴纳的公粮，一向都是农民沉重的负担。 从国家整体来说，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财政上的“剩余”也就只有百分之几。因此，宋朝对外的赔款、纳贡，虽然从数字上看只占国家整体经济的百分之几，但基本上也就把宋朝能拿出来的“活钱”都掏空了。 其次，宋朝时，货币以铜钱为主，中国本土的金银资源都不丰富。大航海时代以后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那要等到几百年后的明朝。宋朝时，金银货币很少。北宋中后期的元祐初年，全国财政收入的金银部分只有区区黄金4300两，白银57000两。可对外赔款、纳贡，对方都要真金白银。给辽国的白银，每年就要30万两。 为了付出这些赔款、纳贡，朝廷只好大力从民间搜刮金银和优质的铜。四川地区在宋朝时曾经发行纸币“交子”。有人认为这是金融发达的表现。其实不然。四川发行纸币，就是因为金银铜都被中央大量拿走，没有办法，只好发行纸币——没有贵金属保证的纸币。这种纸币当然很不可信，很快就会引发通胀。没用多长时间，“交子”就变成了废纸。四川民间的财富当然因此会被大量“收割”。 可见，所谓“只相当于一两个县的税赋”的赔款纳贡，实际上是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对此，欧阳修说：“今西贼（西夏）一岁三十万斤，北虏（辽国）更要三二十万，中国岂得不困？”另一位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感叹说：“自其（西夏）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 第三，也是更闹心的。对外赔款、纳贡，为的就是罢兵息战，少花甚至不花打仗的钱。可是，宋朝常年供养百万以上的大军，吃掉了国家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如果说对外赔款纳贡，可以节省国内的军费开支，这也勉强说得过去。可现实是，对外大量赔款、纳贡，同时国内的巨额军费一分也没省，该花还得花。 这不是两头吃亏么。 
宋朝“花钱买平安”的策略，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不过，“花钱买平安”还有更糟糕更恶劣的后果。 打仗，是对国家政治最严格、最不留情的考验。国家政治上的任何弱点、缺陷，都会在对外战争中暴露无遗，并直接导致失败甚至灭国。因此，那些准备打仗、不怕打仗的国家，必须要把内政搞好，确保各个方面在在战争中都“不掉链子”。相反，那些逃避战争，总想着“花钱买平安”的国家，就不会费心费力地搞好内政。有捷径可走，谁还会费心费力为难自己呢？ 宋朝和明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大朝代”，各有其优势和弱势。全面比较宋朝和明朝的治理水平，不是这篇小文能做到的。不过，仅从几个重要的点就能看出，宋朝和明朝的内政，有很大的不同。两种不同的对外策略，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内部治理方式。 宋朝是个“官富民穷”的社会。一个官员或者文人，生在宋朝是很幸福的。不但收入高、工作轻松，宋太祖赵匡胤还立下家法：不能杀士大夫。不过，这样一来，普通百姓的生活，就不那么幸福了。国家对外的赔款纳贡，对内养活官员军队的巨额费用，都由老百姓扛着。 明朝官员的处境，要比宋朝官员差得多。赵匡胤的家法是“不杀士大夫”。朱元璋给明朝里的家法却是“严惩贪官污吏”。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对官府压榨百姓，从骨子里深恶痛绝。他自己当上皇帝以后，对各级官员是宁可错杀绝不错放，几次兴起大案，杀掉大量官员。 历史是文人写的。朱元璋因此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但实际上，明朝的普通百姓处境要比宋朝百姓好得多，只不过，这些百姓没有书写历史的话语权。 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明朝比宋朝要好得多。到了明朝后期，政治也废弛很多，但因为刚烈的王朝精神，因为要准备打仗，明朝的内政一直保持很高的治理水平。事实上，一直到崇祯年间，明朝中央政府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各地。这在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不多见的。 魏忠贤虽然权倾一时，但崇祯登基以后，没费多大劲就粉碎了魏忠贤集团。这充分说明，明朝的政治保持了相当的控制力。内政并没有失控。 明朝所处的时代，西方已经开始了大航海。那实际上是个“世界格局大调整”的时代。面对传统的北方侵略者，以及新兴的海上来犯，包括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多方威胁，明朝长期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王朝的强盛维持了二百多年。这可是宋朝无法比拟的。如果崇祯能够南迁，南明维持的时间，比南宋只会更长。 整体上，明朝的治理水平比宋朝高得多。保持境内的和平安宁，要比宋朝长久得多。国内的政治秩序，也要比宋朝稳定公平得多。普通民众，生活在明朝，比生活在宋朝，要好得多。 总结来说就是：对外的不同策略，不仅在对外关系、对外战争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在国家内部也造成很大区别。不同的对外策略，不仅在当时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在长时段内，还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王朝。 
说到这里，就可以点明一个重要道理了，那就是：做人要算两本账。 宋朝“花钱买平安”，表面上，确实买到了一些平安。但花钱买得到平安，买不到内政清明。而且，恰恰因为表面上买到了平安，就会忽视内政的建设和提高。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总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或者钱不好使的时候，比如，靖康之耻。 明朝不肯花钱买平安，宁可花钱去打仗，拼个你死我活。表面上很辛苦，但也正因此，国家必须强化内政建设，不可放松，结果，国家治理水平反而因此更高，国家得到的综合收益更大——更长时间的国泰民安。 这个道理，对我们做人同样适用。 我们个人在生活中会面临一些选择，做某些事，或者不做某些事。很多人认为，这时要“理性收益最大化”，也就是按照个人利益尽可能多的原则去做选择。这里要说的大道理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只算“个人收益”这一本账，而是要算两本账。 一本是“个人收益”，也就是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另一本账更重要，，那就是这件事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是我们个人会因为这件事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很多人都建议年轻人，对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不必太在意经济收入，而要更关注自己的成长性。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年轻人来说，工作一方面能带来收入，带来经济收益，但同时也会塑造你这个人，决定你未来是个怎样的人。 有的工作，收入很高，但属于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当时固然能赚到钱，但做这种工作，年轻人的人格很容易被败坏。当时的高收入，代价是整个人生的堕落和败坏。两本账综合一算，就能看出是否应当去做这种工作了。 另一些工作，收入不很高，但对人的锻炼很强，从事这种工作，人自身的各方面会持续提高。按照第一本账，这种工作不合适，但按照第二本账，这种工作很理想。综合一算，就能做出正确选择了。 生活中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是同样道理。有些损公肥私占小便宜的行为，做了，也不见得就被抓获被惩罚。有人因此自鸣得意，经常去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 占这种小便宜，第一本账确实记下了收入，但第二本账记下的，则是大得多的亏损。为了一些小便宜，放任自己人性中恶劣的一面生长、膨胀，付出的代价是你这个人变坏了、堕落了。两本账放在一起算，怎么算都是亏不是赚。 中国古人强调“慎独”，就是这个道理。在独处的时候，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固然其他人不知道，但你自己是一定知道的。瞒得住所有人，唯独瞒不住你自己。明知这是烂事坏事不光彩事，为了占便宜，你去做，长此以往，你就会对做烂事、做坏事、做不光彩的事习以为常。要么有一天，你会因此摔个大跟头吃个大亏，要么你这个人渐渐成了猥琐、堕落之徒。 现在，某些自诩的“聪明人”“成熟人”，热衷于各种投机取巧之道。并且，他们往往并不会当时就暴露、就被制裁和惩罚，甚至因此发家致富、成名成家、得意洋洋。这搅乱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智，让他们觉得“不作恶就不成功”“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希望这些年轻人能理解“做人要算两本账”的道理。那些坚持正道、拒绝歪门邪道的人，并不是迂腐，而恰恰是大智慧。他们知道，谋求那些不当的收益，固然当时得意，却必然损坏自己的人格。他们给自己的“估价”没那么低廉，不愿为了这些利益牺牲自己的人格和人生。他们认为这是“赚小便宜吃大亏”。 显然，这些人才是真正聪明、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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