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在清代，道府选任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除分别繁简，划分官缺等级，更是订立请训制度，递折觐见，君臣面对面地问答交流。在此过程中，道府依次与吏部官员、长班、军机章京、苏拉、军机大臣、太监、皇帝（和皇太后）等交流互动，构筑起集事件、人物、行为、空间、时间为一体的生动的“舞台剧”。观看“前台”，透视“幕后”，不仅可以填补官方记载和行政运作的间隙，还能强化官员召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而其间产生的皇帝朱批和官员记忆，为后人观察清朝国家治理和政务运行提供了重要素材。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朱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记忆有增删、修饰之处，利用时需要审视。 作者：张振国，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 目次 一、在布按觐见和州县引见之间：道府请训及相关概念辨析 二、宗源瀚眼中的请训过程：道府召见与日常政务运作 三、朱笔与记忆：君臣互动视角下的请训书写及其再认识 四、结 语 在清代，道员和知府上承督、抚、布、按，下辖同、通、州、县，在地方官僚体系和政务运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之相应，清廷非常重视道府的选任，不仅根据官缺繁简和区域特点，分为请旨缺、外补缺、拣选缺和月选缺，因缺授官；还由吏部带领引见，皇帝亲自面试，予以准否。此外，更是订立请训之制，令道府在引见后缮折递牌，恭请皇帝面授机宜。这不仅增添了道府选任决策的复杂性，难与引见区别开来，造成学界对引见流程产生某些误解；亦与高级官员的陛见、陛辞杂糅在一起，增添了理解的难度，不易明了陛见、请训、引见的差异。是以分析道府选任决策的特殊性，弄清请训的运作流程，辨别引见、请训、陛见的异同，可以纠正学界对选任环节的某些误解，深化对清代人事管理和政治制度的研究。 更有意义的是，请训文献多是被召见官员私下书写的，与官方文献相比，具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不同于官方文献中命令式的行政规范，私人文献多从自身角度记录请训的运作细节，官私结合，有助于加深对请训的认识；其二，有别于官方文献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记载应遵守的行政章程，私人文献多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记载参与的运作流程，双重视角结合，有利于多维度观察政务运行的丰富面相；其三，相较于官方文献中格式化的行政条文，私人文献记录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运行画面，不仅有思想活动、语言交流和各种行为，而且也有具体的时间轮转和空间转移。有鉴于此，在梳理道府请训制度演变的基础上，立足于行政运作，将制度、人物、时间、空间、活动结合在一起，整体考察官员的请训行为，有利于走向历史现场，深化对清代日常政务运作模式的认知。 一、在布按觐见和州县引见之间： 道府请训及相关概念辨析 清代道府选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初沿明制，由吏部论俸推选，拟定一人，请旨决定，谓之“部推”。但部推易滋投机奔竞之弊，康熙初年，改归吏部每月选任一次，谓之“月选”。月选方式为掣签，由本人亲掣或堂官代掣，掣到何签，即补授何缺。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任的公平和公正，但将人和缺的结合完全寄托于抽签者的运气，而不是根据官缺的职务繁简进行选拔，显然又违背了量才授职的基本原则，不利于地方治理。为纠正掣签之弊，康雍更替后，清世宗不断强化道府选任，将权力统揽于身，“概由特用”。但特用需要皇帝识人明断，周知人才优劣，乾隆帝登基后，颇感“意中乏人”，“且恐资深俸久者至于壅滞”，遂下令区别官缺繁简和地方环境，分别补授。其中，冲繁疲难四项或三项之缺，由吏部开列名单，进呈御览，由旨钦定，谓之“请旨缺”；苗疆、烟瘴、边远之缺，由督抚于属员中物色人员，具题请旨钦定，谓之“题补缺”；其余简缺，由吏部归入月选，掣签补授，谓之“选缺”。这不仅革新了选任原则，使道府选任更为合理；亦改变了选任模式，使权力分配更加多样化。 如果说选任方式的调整打破了固有的权力结构，是选任制度一次质的变革，那么引见制度的出现，仅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选任流程的变通。康熙三十七年（1698），圣祖下令“嗣后但凡在京投供候选官，俱随本引见”，可以做官者，“照常令其赴任”，若有衰迈昏愦者，“照旧例以原品休致”。即在月选过程中，增添一项“引见”环节，用以弥补掣签造成的弊端。其中引是“指引”“带领”的意思，见是“面见”“朝见”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指吏部在向皇帝呈递掣签结果的当天，将官员带进宫内，由皇帝亲自面试，合意者准许之，不合意者驳回之，繁简不当者调换之。 月选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候补官员和候选官员，还包括现任官员。与候选、候补官员须赴京投供、掣签不同，现任官员则在任候升，由吏部堂官代掣，并不来京引见。此外，外补缺出，由督抚拣选人员，具题请旨，皇帝裁定准否，亦无需引见。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谕曰：“武官系朕亲验骑射及人材壮健补授，故尔识认。文官皆系临民之官，关系尤重。凡掣签月官，悉行引见，应补授者俱行补授，其年老不及者令原品休致。惟在外升补等官概不引见，伊等贤否，岂得周知？”遂传令大学士九卿会议具奏。不久大学士等遵旨议定：嗣后“在外论俸推升道府以下、知县以上升补时，掣签得缺之后，即行文该督抚，令其引见，所遗之缺，照例开缺。凡督抚题补之员、请留原任之员，俱令其随本引见”。这样，引见的范围就从月选官员扩及推升、题补官员，并随选任制度的调整而展至请旨缺、题补缺和拣选缺；引见遂成为道府选任过程中的一道核心流程固定下来，皇帝通过面试不仅将月选官员的决策权操于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缺不宜的弊病。 按照制度规定，引见过后，决策程序便告一段落，然后是谢恩、画凭、领凭、赴任等环节。但有些官员，文官如道员、知府，武官如副将、参将，品秩较高，或为同、通、州、县表率，或统辖都、游、千、把等官，在外官体系中居于承上统下的中转地位，职掌紧要，关涉甚重。而引见人数较多，流程简单，时间短暂，且由吏部、兵部带领，威仪较轻，不足以彰显朝廷对此类官员的重视。是以最高统治者在引见后，又单独召见道府等官，当面训谕，指示方略。诚如冯尔康先生所言：“皇帝接见和主管部门宣布结果之后，官员常常被第二次引见，以聆听皇帝训饬，然后离京赴任或回籍候选。至此引见过程全部结束。”于是，道府选任之流程就再添一道关键环节，只不过这道环节并非冯先生所命名的“第二次引见”，而是另有专门的仪式和称呼−“请训”。 何谓请训？顾名思义，就是奏请训谕、奏请训旨之意。这是从官员角度而言的，即被任命后，请求朝见皇帝，聆听圣训，以便更好地任职地方；从皇帝角度来说，就是接见臣子，训诫敕谕，指示方略。据档案记载，道府请训之例至迟于雍正元年（1723）就已出现。如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户部广西司郎中孙兰芬授任开封府知府，“于本日缮写折片，恭谢天恩”。接到谢恩折，雍正帝多会朱批“来请训旨”，从而开启请训之例。如在孙兰芬谢恩折上朱批：“起身前二日，着来请训旨。”七月十一日，孙兰芬于宫内“仰瞻天颜，跪聆圣训”。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翰林院编修曹友夏选任邵武府知府，谢恩当天，世宗命其“起身前三日请领训旨”。八月初三日，曹友夏“奉旨召入养心殿”。均在呈递谢恩折后，遵行皇帝谕旨，恭请圣训。是以雍正三年，世宗谕各省督抚提镇等：“凡司、道、知府、副将、参、游等官出京之时，奏请训旨，朕或言及地方之事，间有与督抚提镇谕旨中批示所不能尽者，向伊等谕及。”说明从雍正初年开始，请训就逐渐与引见一起，成为道府任命过程中一道固定的人事手续，日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道府请训起初仅用于授任场合，此外现任道府历俸六年期满，清廷亦会令其赴京引见；若有押运漕粮、军饷、铜铅等来京之道府，吏部也会带其引见。乾隆四年（1739），清廷又将这两类人员统括进来，正式订立“外省送部道府请训之制”：“凡补授道府等官，于起程赴任时，皆诣宫门请训，候朕召见。嗣后外省送部引见之道府，亦著照此例，于起身回任时，诣宫门请训，以便咨访地方情形；彼亦得各抒所见，而朕益得悉其人材矣。”无论新任命者，还是俸满来京、临时出差到京者，离京请训就成为道府必须遵行的人事章程和行政礼仪。相较而言，同是需要引见的其他中下级文官群体，诸如同知、通判、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知县、直隶州州同等，除皇帝特旨召见外，无需也不能请训。这是道府与同、通、州、县在选任流程上的显著差异，标示两者在地位上的不同和朝廷对前者的重视。 清代用以表述官员面见皇帝的术语有很多，除引见、请训外，还有“陛见”“陛辞”“朝见”“觐见”“召见”“召对”等。这些称呼有何不同？指代内涵有何差异？弄清这些，可以深化对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又能加深对清代日常政务运作的认识。 据会典记载，引见初仅用于高级官员的选任，所有“开列具题员缺，俱引见补授”。后因高级官员数额较少，在选任过程中多次面见皇帝，对整个流程和礼仪非常熟悉；且品秩较高，地位尊崇，职掌紧要，为文武官员表率，再带领引见，“殊觉不合体制”。康熙十八年（1679）停止詹事以上京官和督抚引见之例，雍正元年又停止部院京卿和布按引见之例，将高级官员悉数排除出引见流程。此后，高级官员均自行奏见皇帝，或曰“陛见”，或曰“朝见”，或曰“觐见”。因陛见是由皇帝宣召的，故又称“召见”。召见过程中有皇帝训谕，亦有皇帝问询、官员对答，故又称“召对”。与之相反，从康熙三十七年开始，中下级官员陆续被纳入引见程序，他们面见皇帝，均须职能部门引领，不能单独奏请，是以称为“引见”。不同的称呼代表不同的决策方式、行政礼仪和运作流程，时间一长，就成为清代官员选任过程中的专有词汇和行为规范，决定着日常政务运作的流程和模式。 与陛见相对者，则是“陛辞”，又称“辞朝”“辞谢”。凡陛见官员赴任前，均要向皇帝请辞，并奏请训旨。皇帝会根据情况，决定召见与否。若召见，则“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计面加咨询”，并训谕方略，面授机宜，指点任职注意事项等；若不召见，官员择日即可离京。有时候，皇帝也会在官员陛见后，明确告知毋庸陛辞，官员们就省去陛辞环节，直接出京赴任（或回任）。 此外，还有大量的钦差官员，诸如学差、考差、关差、盐差、案差等，在出京之前亦要请训。皇帝“将地方兴利除弊事宜面谕遣之，使伊等得亲承戒谕”，“勤修职业”。返京后还要及时复命，等候皇帝召见，“以该省雨泽曾否应时，田亩有无收获，并闾阎资生情形，一一体访”。是以有学者概括，皇帝召见“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一是内外文武大员抵京陛见请安，二是官员赴任请训，三是京官差使完竣回京复命，四是官员谢恩”，是非常准确的。 官员召见与否，由皇帝决定。这就需要官员提前递呈奏折，发出申请，于是召见就与奏折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大清会典》规定：“在外各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总兵以上……皆得递奏折。道员言事，亦得递奏折。其言事得递奏折者，遇除授谢恩、老疾请假等事，仍不准自递奏折……其外省得递奏折人员来京时，亦准递折请安。例不准递奏折人员，唯道府于简放出京及来京引见时，皆得递折请训。”可见，按照递折的资格和权限，外省具折官员又分为例得递折人员、言事递折人员和不准递折人员；按照奏事内容，奏折则分为“奏事折”“请安折”“复命折”“请训折”“谢恩折”等。其中道府官员，就属于不准递折人员，但来京引见或简放出京，均须递折请训。 除奏折外，凡京官奏事、外省文武大员入觐，还须递呈膳牌。政书中规定：“遇直班奏事引见之日，各于御膳前呈递，曰'膳牌’……凡外官来京者，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副都统、总兵以上，皆递膳牌。遇皇帝巡幸，则随从行在之道府，亦递膳牌。”膳牌，又称“绿头牌”，以极薄木片做成，涂以白油粉，宽一寸，长不及尺，顶端一寸左右涂绿色，中间书某官某人。“是日召见者，即将牌子留下。奏事处人传知进见先后起数，或一二起，或十余起，预备宣召，俗谓叫起儿”。牌子发下者，则不召见，随即散出。  综上可见，中下级官员引见和高级官员召见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在人数上，引见多是数人、十数人甚至数十人一起，分为若干排，按排进行；召见则是一人一次，规格较高，仪式较隆，且较为私密。其次，在行为上，引见是由各部院衙门主导，官员们需要严格遵照日期、流程进行，比较被动；召见是官员自行呈递，相对灵活。再次，在程式上，引见强调“引”字，须由职能部门官员带领，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各衙门题补或应轮流引见者，则由各衙门自行带领；召见则官员们亲赴宫门等待，无须带领。作为承上启下的两类官员，道员和知府则介于高级官员和中下级官员之间，与其他中下级官员一起，由吏部带领引见；引见后，则仿照高级官员之例，专折请训，由皇帝单独召见。 若再结合公文类型和运作流程，我们还可进一步补充召见和引见的差异：第一，视角不同，称呼有异。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面验官员分为召见和引见两种形式；从官员的角度来说，高级官员面见皇帝称觐见、陛见，中下级官员面见皇帝则称引见。第二，类型不同，数额有别。高级官员召见，一次一人，场景慎密；中下级官员引见，一次一组，人数不等，少者一人，多者七八人，场景相对开放。第三，流程不同，名称迥别。召见时论起，一起、二起……称呼“叫起”，公文为“起单”；引见时论排，一排、二排……称呼“引见”，公文为“排单”。最后，级别不同，次数有别。在某一选任流程中，引见仅进行一次；而召见则不定次数，全凭皇帝决定，大体言之，道府官员多是一次，按察使以上官员少者一次，多者三四次甚至七八次，因政治局势、皇帝性格和治理手段不同而有别。 二、宗源瀚眼中的请训过程： 道府召见与日常政务运作 在帝制中国，被皇帝召见无疑是官员尤其道府官员任职经历中最荣幸的时刻，不仅记忆深刻，还会在日记、文集中记载下来。如光绪四年（1878）三月，邓华熙签选大理府知府后，具折请训，于日记中写道：“初七日，具折谢恩，召见养心殿，召见奏对。”三十一年八月，王振声奉旨补授徽州府知府，十四日赴颐和园请训，在日记中记曰：“寅正起，卯初先至宫门外南朝房候……旋姜六来送信召见，俟奏事官到，苏拉引至宫门，见奏事官一揖，即随入宫门，到内奏事处少座……候至八钟二刻，御前太监来引入。进二宫门，上仁寿殿北明间，帘外少立，太监掀帘进殿。地甚滑，稳步徐行，至皇太后前跪，口奏：'臣王振声叩谢皇太后天恩。’免冠碰头毕，戴冠起立，再至皇上前跪，口奏如前。碰头、戴冠、起立，再至军机垫下跪……”又三十三年正月，刘汝骥补授徽州府知府，具折谢恩请训，后载言：“初十日具折谢恩，传旨十一日递牌子。是日黎明进隆宗门，至九卿房，预备召见者共三起，臣在先。太监引至乾清宫西偏直庐稍坐。九钟，太监传语曰：'叫了。’臣鞠躬入乾清宫，地面皆青石，光可鉴人，太监打帘起。皇太后、皇上并御西暖阁窗前，面北设黄案一，地铺龙毯，毯上有军机垫。臣跪皇太后前，免冠口奏：'臣刘汝骥叩谢皇太后天恩。’磕头无数。冠起，跪皇上前，免冠口奏如前，磕头无数。冠起，跪听圣训。”有详有略，内容不一。而《宗源瀚日记》，是笔者所见记载清代召见流程最为详细的文献，不仅记录了君臣交流的全部内容，更是“深描”召见的各种细节，从准备手续到退出路线无一不具，为后人研究道府请训提供了珍稀的素材。本节即根据《宗源瀚日记》，对照其他官员的召见书写，详细梳理道府的请训过程，并冀望走向历史现场，展现清代日常政务的运作流程。 宗源瀚（1834−1897），字湘文，江苏上元（今南京市区）人。由监生援筹饷例捐纳同知，咸同年间先后入都宠锡、金安清、乔松年等人幕府，被保荐知府，分发浙江，历官杭州、衢州、严州、湖州、嘉兴、宁波等府知府。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丁父忧服阙后进京引见。四月初二日，经吏部带领，引见于西苑南海，奉旨仍在浙江候补。初四日，具折谢恩，恭请圣训。在清代，凡道府以上官员，遇补缺、分发、考绩、议叙、赏赐、宽宥甚至降休、斥革等“恩典”时，都要呈递奏折，以谢“皇恩”，谓之谢恩折。谢恩折以“为恭谢天恩事”开头，中述谢恩缘由，包括任职事件、个人简历、地方职掌和赴任宣誓等，终以“叩谢天恩，伏祈皇上睿鉴”结尾。如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初十日，宗源瀚引见奉旨以知府分发浙江补用，两天后谢恩道：“浙江补用知府臣宗源瀚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本月初十日，吏部以臣分发省分，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发往。钦此。窃臣江南下士，知识庸愚……惟有到省后，于一切差委事宜益矢慎勤，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乃宗源瀚任职经历中的首次谢恩请训。 按照惯例，谢恩折要在召见的前一天准备好，当天一大早，亲赴宫门呈递。本来这些手续都是由召见官员自己置备进呈，但从清中期开始，多委托军机章京代办，一方面能确保格式合规、内容无误，另一方面也是与小军机联络感情的一种手段。如同治九年，大名府知府李兴锐进京引见奉旨后，“冒雨拜李小轩户部廷箫，湖北黄安人，小军机，询引见后谢恩事宜，即托渠代办折禀”。王振声引见奉旨后，亦“往拜军机章京华璧臣，代办谢恩折并交履历稿，代写履历片并缮牌”。宗源瀚的谢恩折也是由军机章京、太仆寺少卿钱应溥代办的。初三日午前，钱氏“遣军机处苏拉李姓，送代办谢恩奏折及履历片”。谢恩折“用黄绫折匣装储，匣长八九寸，宽三四寸，高约五分许，匣面黄签，顶格书'奏’字”。与谢恩折一同呈递者还有绿头牌，“白粉轻油，与引见之签无异，上书'花翎二品衔浙江候补道前宁波府知府宗源瀚’，凡宫门请安递缮牌者，亦即此也”。 谢恩折是进呈皇帝看的，并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和接折流程。“乾清门启以寅正，奏事直班章京豫俟于门外，门启，乃接折……驻跸圆明园，则接于出入贤良门左门；驻跸热河，则接于大宫门；行在，则接于行宫门。接折后，汇交奏事太监呈览。”吴振棫亦说，每日寅初二刻（3:30），外奏事官接收奏折，先是在乾清门左阶上，道咸以后改于乾清门阶下东边值房。因递折人员复杂，奏事官很难辨识，道光十三年（1833）规定，凡各衙门奏事，别具印文，奏事官在值房灯下逐一磨对，然后接收。各部院遇有奏事，须长官亲自投递；后考虑部院大臣较为辛苦，准许司员代递，诸大臣可缓至卯刻（5:00）进内。若是内官外补或外官入觐，不能具印文者，须亲捧呈递。谢恩折乃奏报个人私事，不具印文，显然需要递折官员亲自呈递。  然随时势变化，谢恩折的递呈方式亦有调整。如王振声记载，在召见前一天，乃有“军机苏拉杨姓持折暨履历片、缮牌来阅，阅毕即交该苏拉代递”。李姓苏拉在给宗源瀚送折牌时亦解释道：“此折与牌，夜间十一点钟时，即递交外奏事官，内务府人员转交内奏事太监。”易言之，至迟光绪中期，折牌均不用本人亲自呈递，可由军机处苏拉于前一天的夜间十一点左右，呈给乾清门外奏事处官员，届时转递内奏事处太监，再由后者当天一大早呈进御前。可见，奏折的准备、转交和呈递诸环节均发生变化。 等皇帝决定召见人员名单后，内奏事太监即刻安排顺序，准备起单，预备召见，即“留牌召见，即有纸写一单，书某官某起，分起入，故谓之'叫起’”。叫起之先后，“先外起而后军机”。而外起之先后，多由皇帝决定，没有固定的规则。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三起，贵州巡抚邓华熙第一起，云贵总督崧蕃第二起，军机大臣第三起。又如宗源瀚请训时，共有三起，一是新选江宁盐法道冯应寿，二是候补知府宗源瀚，三是军机大臣。 召见地点并不固定，因皇帝住宿处所不同而迥异。皇帝住在紫禁城，召见于乾清宫或养心殿；如遇三大祀斋戒，则召见于斋宫；驻跸圆明园或西苑，均召见于勤政殿；巡幸，则召见于行宫。这就需要职能部门将召见信息提前告知道府官员，以便他们及时准备手续，熟悉进宫路线，寻觅临时住处。同治九年六月，皇帝住宿紫禁城，李兴锐提前赴乾清门外九卿朝房，预备召见。王振声请训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正驻跸颐和园，遂于前一天“午后赴颐和园”，并“到工部公所借住”，第二天被召见于仁寿殿。宗源瀚请训时，光绪帝正“奉皇太后驻跸南海”，遂于南海勤政殿召见。 宫中行走有严格的路线，出入极为不便，兼之光绪帝自“归政以来，未明求衣，办事甚早，政府诸公每夜丑正即入直引见，各官亦早”。宗源瀚进京后租赁西城外莲花寺东院居住，按照当时的行走路线和交通条件，从西城外到西苑门，需要一个多时辰，若“自西城外当夜前往，恐有后时之虑”。故请吏部长班觅得西苑门外内务府都虞司侧屋，“暂赁一宿”。在召见的前一天下午三点，宗源瀚登车从住处出发，“率孙、徐二仆入前门，向东进长安门，又入景山左门”，至景山脚下，“由山左里门一带绕山而过”，再“折而西，循紫禁护城河，迤逦近西苑门”，终达都虞司侧屋，一路辗转曲折，历时一两个时辰。对召见官员来说，该环节不仅需要提前准备，亦在官员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日记中经常描绘的细节，不仅拉近了官员住地与召见地点之间的距离，亦填补了政书记载的缺失，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召见前的准备流程和运作细节。 四月初四那天，下着绵绵细雨，宗源瀚于丑正（2:00）起床，“整衣束带后，披雨衣，家丁持伞，长班与苏拉携灯”，自都虞司署步出，“至西苑门外南朝房”等待。当时屋中已聚集多人，有“出使美国大臣崔惠人国英、新选江宁盐运道冯介眉应寿、截取知府福建道御史丁立瀛、江西道御史何崇阶、河南候补知府冯光元”，另有“开复江苏试用道朱麟成在东屋”，“皆以谢恩至”。等到寅正（4:00），“有苏拉传言，叫起者惟崔、丁、何三员，余者牌子皆已下矣”，原因是“盖召见者留牌子，不召见者牌子发下也”。是日递牌者共有7人，仅3人被召见，其余4人均陪跑一趟。可见，召见哪些人，不召见哪些人，带有较强的随机性，全凭皇帝定夺，外人无从预判。这就需要请训、递牌之人悉赴宫门等候，牌子留下者，则继续等候，准备召见；牌子发下者，意味着不召见，即可返回。如果递牌后，遇召见不到或因事迟到，是要受到行政处分的。 当天不召见，并不意味着不再召见。宗源瀚又写道：“少选，李苏拉捧牌至，则予与冯观察牌子上，皆传旨标明'明日递牌子’，惟朱麟成、冯光元牌下不召见。”易言之，当天不召见又分为两种情形：第二天递牌和毋庸再递牌。这样，与宗源瀚一同递牌之7人就细分为三类：（1）当天即召见者，为崔、丁、何3人；（2）第二天再递牌等候召见者，为冯、宗2人；（3）不予召见者，为朱、冯2人。同为道府官员，请训结果却差异很大，有的当天召见，有的延后召见，有的不召见，一方面再次印证召见与否全凭皇帝定夺，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呈现官员递牌等候和皇帝决策召见的历史细节，将召见与引见进一步区别开来。随后二人各散归，宗源瀚“冒雨还都虞司”。 按照正常流程，宗源瀚第二天再递牌就可以了。然“圣驾以初七日常雩祭天坛，初四即斋戒之期”，“今日办事召见后，大驾还宫，明日伺候召见，须至乾清宫”。召见地点的变化影响等候地点和行走路线，进而影响被召见者住处的选择。宗源瀚认为“都虞司在西华门外”，距离乾清宫较远，“路已非便”，希望移到乾清宫附近暂住。与吏部长班商量后，宗源瀚被告知，“此间伺候兵部司官诸人，皆迁至东华门内，神机营公所仍可借用”。于是“俟雨止，遂遣人挑行李入西华门”，住进神机营公所。神机营公所在东华门内，入内三座门，穿南三所西胡同，即达景运门外，距离乾清宫较近。这是召见前的又一个准备细节，与西苑门外准备细节一起，从被召见者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召见人员的空间位移和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既拉近了官员和皇帝之间的距离，又填充了召见运作的行政间隙，使准备流程“丰满”起来。而召见地点的转换不仅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召见路线和场景，且把我们带进更熟悉的历史场域，有助于更充分地观察召见行为。 初五日，宗源瀚丑正起床，吃过早点，即“服补挂（褂）、蓝袍，挂珠，佩忠孝带”，前往请训。因当时仍在下雨，则“披雨衣，家丁持伞，步至景运门”。家丁在景运门“外朝房廊下”等待，宗源瀚则“屏伞，去雨衣”，进入景运门。当时有苏拉一人，“先导至九卿朝房少坐”，旋又“导入内务府朝房，与军机直舍相邻”。原因是“凡伺候召见，向于军机大臣入直时，趋其前照面也”。在等待期间，军机大臣陆续进署，其中礼亲王世铎、大学士张之万、额勒和布、兵部尚书许庚身从隆宗门入，刑部尚书孙毓汶从景运门入。等了大约一刻钟，有人持叫起单来传旨。二人遂走出内务府朝房，穿过乾清门广场，进入乾清门，“有内监导余二人向西行”，“至一小房，中有炕，炕上有竹纸书叫起单，首冯，次宗，次军机”。不像引见时有专员导引，此处仅有内监五品顶带穿补褂者一人，向二人面授注意事项：“少停，至西暖阁。中有跪垫，跪于垫之东，弗过西。”短短两句话，就将召见地点和跪拜礼仪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小房等待期间，“见窗外军机大臣礼邸等四人亦至隔壁屋中待传呼，张相稍后至，有一内监扶掖之，殆以乾清宫阶陛登降非八旬人所堪也”。官员召见和军机大臣叫起前后进行，时间衔接非常紧凑，当时君臣互动的行为模式和流程安排由此可窥一斑。  稍后一太监过来传话，宗源瀚遂出屋，随其“至乾清宫西阶，导者止”。登上台阶，见殿檐下“立内监二人，又一人立西暖阁门前”。等走近，“太监启帘，向内略望，遂开帘令予入”。与引见由吏部官员带领，并反复点名、确保人员次序不紊有别，请训仅由内监导从礼仪，指示路线，准备过程非常简单。进入西暖阁，“敬瞻御容，于南窗坑（炕）上向北坐，近前一御案，案前一毡垫，白边红心正方”。该垫是备大臣跪拜之用，但“此为一品垫，非尚书等官至一品者不敢跪垫上”。作为四品候补道员，宗源瀚乃“于垫下离二尺许，略偏东跪下”，随后“免冠叩头”，口奏：“臣宗源瀚叩谢天恩。”奏毕，“取冠复戴起，上前三二步，跪于一品垫西角下，敬聆圣训”。看、跪、脱、奏、戴、移，构筑了召见前的行为画面；秘、静、肃、繁、细、近，点缀出召见前的行为特点。相对来说，引见人员仅是在司员的提示下跪背履历，不仅内容简单，时间短暂，且人数较多，距离皇帝较远，不可与召见等量齐观。 随后是皇帝对官员进行训话，或指授理政方略，或教导为官品行，或传谕行政期望，训诫不良行为，内容不一而足。但从各类记载来看，外官请训时，多是皇帝与官员交流对话，皇帝问，官员答，大到国家政局、大政方针，小到施政细则、家庭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通过问答，皇帝一方面可以凭直觉考察官员的应对和举措，估量官员的品行和才能，以品评官员，确定去留；一方面可以获取知识，了解民情，掌握更多的地方信息，利于判断时势和决策政务；再是训勉新任道府，指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及注意事项，使官员尽心职守。诚如时人所言：“召见殿墀，于部选初授者，观其应对，以觇异日之政声；凡督抚保题者，询其任内实绩，所至地方情形，以征治行之优劣，其称职与否，总莫逃洞鉴焉。”至于被召见官员，则会谨慎地表现自己，择机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施政纲领、治事理念，争取给皇帝留个好印象；同时仰见天颜，聆听圣训，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会使官员在心理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和激励，自觉地尽忠尽职。王庆云曾感慨道：“前代铨曹注拟，其号为廉平者，代不数人，以天子临轩策遗为非常旷典，以今视之，何如哉！”从内心深处表达了清朝不同于往代的行政风格，及自身对朝廷人事管理方法的认同感。 最后皇上点点头，“遂起”，“退数步，出暖阁门，自启帘，轻缓放下”，请训告一段落。随后一段描写颇有意思，通过著者的感言，刻画了召见的具体场景：“此时殿上内监，寂无一人，始知祖宗法制，宣室前席之时，外吏小臣皆许独对，暖阁外之内侍亦尽屏退，无一人敢私立帘外也。”走出大殿，“仍下西阶，至大院，始有内监以手指西右门示予出”。无论过程、内容如何，仅从当时的召见环境就可看出清帝对召见的重视和慎密。而“行至西右门内陛，甫上阶，见四团龙补服王大臣等数人自西而至，予稍肃，来者以手示予。出行至西右门，一人立门前，门已合，予至方启”。这里有两个西右门，根据出行路线，前一西右门应是乾清宫西南之月华门，后一西右门应是军机值房附近之内右门。宗源瀚召见后的退出路线，应是从乾清宫出来后，下阶西南行，出月华门，穿内右门，直至乾清门广场。与从乾清门进场相对，召见人员则从月华门退场，来回一圈形成一个封闭循环的政治空间。而刚出内右门，“袁爽秋遣人传语，邀至景运门旁总理衙门朝房，问召对状”。问毕，从景运门出。这时，乾清门苏拉三人过来索赏，“相嬲不已，见其苦，赏以六千文”。这为庄严肃穆的召见流程装饰了哂然一笑的噱头，亦点缀出清代召见过程中复杂的工作环境和历史场域。 可见，道府请训一环看似简单，实则参与人众，过程复杂。就参与人员而言，除被召见官员和幕后办理召见手续、安排召见流程的吏部官吏外，吏部长班、军机章京、苏拉、军机大臣、值班太监、皇帝、皇太后、总理衙门官员乃至王大臣等陆续登场，或办理折牌，或提供服务，或导从礼仪，或召见裁决，或问询信息，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维系召见流程的顺利进行。就过程而言，先是准备折牌，次是寻找住地，复是准备召见，再是请训召见，终是退场返回，伴随时间推进和空间转移，一件件，一幕幕，经召见官员之书写，清晰地展现在历史舞台上，构筑了一场集事件、人物、动作、空间、时间为一体生动的“舞台剧”。如果再将之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宗源瀚仅仅是数以千计的召见群体中的一员，每天像宗源瀚这样召见的官员一个又一个，召见一起又一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循环重复，构成清代皇帝、部院衙门和京外官员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推动着我们对清代日常政务运作和人事决策的深入认知。 三、朱笔与记忆：君臣互动视角下的请训书写 及其再认识 请训召见，是君臣之间一对一的交流互动，有问有答，历时较长，内容详细。皇帝通过召见官员，“观其体貌情态、听其言语论说、察其人品性格”，再加上官员的履历、治绩，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品行、能力和性格，并在折上官员衔名旁用朱笔写下对官员的简短评价和观感。学界将这一简要朱批命名为“朱批记载”或“朱笔记载”；并经过归档、整理，形成一种独特的履历档案−“履历片”。履历片均用硬纸片做成，长25.2厘米，宽11.9厘米，每片六行，“上面用墨笔照录官员姓名、年龄、籍贯、履历等，用红笔抄录朱批谕旨和考核等级，以及何时引见等”。若“逢该官应升官缺有名额时，军机处即具折并将该官的履历片交奏事太监呈上，皇帝在该官的履历片上，或朱批评语，或授意评定何等”，以备他日简用官员时参考，从而“对官员的仕途升迁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于朱笔记载的相关内容及作用，冯尔康、秦国经、王志明、刘文华等先生均有揭示，毋庸赘述。需要指出，朱笔主要针对四品及以下官员，而对三品以上官员比较熟悉，印象较深，不需要处处记录，朱笔就少见了。这些材料是认识官员能力、性格、品行、才貌的重要依据，研究者据此不仅可以观察当时中级官员群体的行政素质，亦可考察清代统治者的人事思想和治国之道，评估当时的行政效率。 当然，朱笔是皇帝通过召见形成的主观印象，难免有武断之嫌。如雍正帝朱笔之“丫头是的一个人”“人似混账”“苍苍儿的”和“平常老实人，两只忠臣眼”“两眼狼顾，贼眼”之类，就极为感性化。恰恰这些感性化的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官员的仕途。例如名臣沈起元，“在雍正、乾隆两朝历任台湾知府、江西驿盐道、河南按察使，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明察刑案，治绩可碑，并在嘉庆九年（1804）入乡贤祠”，但“晚年仕途蹭蹬”，王志明先生推测，可能与雍乾二帝对其面试印象较差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雍正帝朱笔“人信不得的，人过于聪明，不实在，有心横于中，不纯，非成人者”，和乾隆帝朱笔“像汉军，着实苍练人，不患无才，但患不实，两眼不正气”，都是不太好的评价。与之相反，有一些面试印象好并得以升迁的官员，却居官平庸甚至贪婪无忌。如湖北驿盐道柳国勋，雍正帝朱笔“好相貌，似范世泰”，但其在任却侵蚀关税银1400余两，又受盐商陋规银28000两。亦有对同一个官员，前后评价不同者。作为雍正朝最为器重的官员之一，李卫最初被召见时，雍正帝仅朱笔“李卫参钻营”，与后来之极力褒扬大相径庭。再如蔡高履历片中，先是朱笔“人只恐不实些”，后来又朱笔“人颇诚实”，前后评价相左。更有朝代更迭，前后皇帝评价迥异者。如直隶顺德府知府杨毓健，雍正帝的朱笔“人着实历练老成，人似大有良心，人像朱都统，将来可大用者”；而乾隆帝对其评价却是“中平老苍人，目光灼灼，大似甘国璧，人亦似之，非大材矣”。是以，若尽信朱笔尤其某单一朱笔，就可能被其误导，得出不太客观甚至不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这是我们利用朱笔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官员来说，被皇帝召见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他们多将这一过程书写下来，或因日记之习惯，或用以缅怀回忆，或用来展示后人。正如李文杰所言：“由皇帝单独召见大臣，称为'独对’，现场一般没有第三人，对大臣来说格外难得。如果皇帝多问上两句，大臣更是将此视为难得的荣宠，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录入日记之中，时时加以揣摩玩味。”因官员不同、场景有别，书写形式多种多样，详略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呈现于档案中，严谨正式；有的出现在笔记中，简明扼要；有的记载于日记中，丰富生动；有的写在回忆录中，婉转活泼。如宗源瀚就将君臣之间的对话详细记录于日记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先问地方政情和前一年中法战争的战况： 上问曰：“汝向在浙江？”谨奏对曰：“在浙几廿年。”问：“宁波是沿海？”对：“府城距海口五十里，平日轮船直抵城下。”问：“民情如何？”对：“安静，虽有洋人，向来相习不甚生事。”问：“法人曾犯镇海？”对：“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黎明，法船到，午后遂向炮台开炮。彼炮击我，不尽开花，我炮却能击彼。”……问：“近来年景如何？”对：“近来年岁亦尚好。” 这是召对的核心内容，显见最高统治者对地方局势的关注。而从宗源瀚的回答，我们亦可看出君臣之间的对话技巧，点到为止，媚上却不失谨慎。次问官员的个人信息： 问：“汝丁何忧？”对：“丁父忧，光绪十三年五月服满。”问：“汝是江苏人？”对：“是。”问：“多少年纪？”对：“臣今年五十六岁。” 内容比较简单，但透漏出对官员的关心。诚如冯尔康先生所言，皇帝关心官员，“是使他们感恩图报，自觉地尽忠尽职”，这是驾驭臣下的常用且有效的方法。“不过也应看到君主对臣下的关心，确有真诚的一面”。再问地方社会状况： 问：“江苏情形如何？”对：“尚安静。”问：“去年天旱？”对：“高田被旱，是偏灾。”问：“去年黄水曾到江苏？”对：“黄水到洪泽湖，却因天旱之故，梅雨无多，底水甚小，不为灾。不然，淮扬必成巨灾。” 显现对社会秩序和国民生计的关注。通过一问一答，将地方局势、个人履历和社会状况一一呈现出来，不仅使皇帝获得政治、军事、吏治、民风方面的信息，进而为施政决策提供素材，亦为后人了解召见流程、考察召见效果留下重要史料。 然而，日记、笔记是私人撰述，被皇帝召见又是极私密的行政经历，仅皇帝和召见官员在场，所谈内容外人无从得知。如前引《宗源瀚日记》对召见场景的描述可见一斑。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亦载：“凡召对时，一殿之内，只有御案一座，绝无侍从一人。殿前太监遇掀帘送入后，即避往他处，俟召见之人掀帘出门，始由对面赶来。盖宫中规矩极严，绝无耳属于垣之事。”这样一来，官员对召见过程和君臣对话的“素描”究竟客不客观、真不真实，外人无从核对；“召对之人，如何称旨不称旨，及如何奇形怪状，他人皆不与闻与见也”。从心理角度来讲，人们都有喜优避劣的倾向，表现在个人历史书写上，就会详细记载表现优异、皇帝夸奖的细节，有意无意地隐去表现较差、皇帝训饬的细节。兼之召见过程多是后来书写的，有的间隔数年甚至数十年，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职是之故，流传下来的召见记忆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增删、修饰甚至自夸的内容，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及其真实性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茅海建先生曾根据张元济给汪康年、沈曾植的两封信，考证张氏于20世纪50年代初两次回忆录中存在的不准确情形，并说：“关于张元济召见的实情，似以其光绪二十四年的两信为准，而其后来所作的回忆，似可不再当作史料之用。”可谓审视召见书写的代表性研究。 可惜类似史料可遇而不可求，目前所见者多是单一文献，究竟细节准不准确，内容有无虚夸，我们很难印证。最近笔者在查阅档案时，发现了雍正初年几组同一批次请训官员的召见奏折，比较其异同，无疑可为印证这一观点提供难得的旁证史料。 雍正初年，清世宗大都会召见新任之道府，训谕方略；有时也会下达一些旨谕，令其转达本省督抚布按。然而在传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记忆不全、理解有偏、传错圣谕甚至借圣谕欺罔要挟的情形。雍正三年（1725）六月，谕内阁：“朕念为政之道首在得人，故自即位以来，于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简选。而于伊等陛见之日必召入面询，亲加训诲，欲其洁己奉公，勤修职业，谨守法度，爱养兵民，丁宁诰诫，至再至三，无非谕及内外事务及勉励官方之语。而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减，多方粉饰，以夸示于众，竟有与原降谕旨甚不相符者，此皆大有关系。”遂下令：“凡文武官员曾经面奉谕旨，除不能记载者，俱将训旨一一详细，将年月日一同缮写进呈。”而当时召见制度并不健全，高级官员单独陛见，而道府却是集体召见，一次有多人。如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一同召见者共有十人，分别为：口北道道员许容、温处道道员王歛福、镇江府知府魏观、汉中府知府李如璐、铜仁府知府马汝为、韶州府知府宗思圣、台湾府知府范廷谋、东昌府知府金启洛、广信府知府佟鑍、瑞州府知府刘柟。遵皇帝旨令，他们均须将训谕内容具折奏呈。是以搜检同一批次召见官员们所呈之奏折，比较所载召见过程和训谕内容，无疑可以看出书写的差异性，审视召见文献及其书写问题。 有关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这次召见，我们找到了范廷谋、魏观和金启洛三人的奏折。其中范廷谋的奏折书写简略： 于本月二十一日，随口北道臣许容等赴阙，叩头谢恩。叨蒙圣恩，召入养心殿，赐御书、貂皮、紫金丹，跪聆圣训。臣奏称，台湾海外重地，恐不胜任。荷蒙圣谕，以果能推诚及物，顽梗自化，内外一理，原无二致，要实心任事，文武和衷，勿沽名钓誉。钦此。 简要记载了召见的时间、人员、地点、场景和过程，至于训谕内容，仅一奏一谕两句话，要求道府推诚及物、和衷共济，极为简洁。若据此折，我们可能误以为十九日的这次召见只是寥寥数语，时间短暂，无甚内容。然观魏观所奏，可以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 本月二十二日恭请圣训，蒙上谕：朕阅三代而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朕要做不好名的皇帝，尔等要做不好名的官。朕见往代做皇帝的与那做官的不相见面，便不是君臣一德的体统了。又见你们做官的与百姓不相见面，便不是子民的道理了。大抵做外官，安静的类乎因循，振作的类乎多事，总要在地方上实心办事。那惟利是图断乎使不得，即沽名钓誉、矫廉也使不得。钦此。 重点呈现了训谕的内容，不仅教导道府如何做官−不好名、不矫廉、实心办事，更指导君臣交流之道−常见面、君臣一德，使我们得窥雍正帝的用人原则和统治思想。非但内容较范折所记详细，说话语气也更合历史场景。与范、魏二人相比，金启洛的书写更加具体详实： 于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蒙皇上特恩召见，补授东昌府知府。于二十日，臣启洛，与口北道臣许容、温处道臣王歛福、镇江府知府臣魏观、汉中府知府臣李如璐、铜仁府知府臣马汝为、韶州府知府臣宗思圣、台湾府知府臣范廷谋、广信府知府臣佟鑍、瑞州府知府臣刘柟等，赴乾清门具折谢恩。奉旨召至养心殿，面奉训旨：尔等一班人甚当朕意，朕有数言谕尔等。君臣之义自古为重，朕蒙圣祖付以此位，朝夕弗遑。君临天下，岂一己所能独理，所以辅助需人。尔等道府即是朕之股肱，务要实心任事，方不负朕简任之意。尔等试思，官民之义安在？民乃官之子弟也，必多方教训，俾无陷于法网，庶不愧民之父母。尔等诚心爱民，民自知亲上之谊至诚，未有不动人者。朕今训谕，尔等惟有公正二字，但将此二字身体力行，自无往不善。亦不必矫情，但不可巧取民财耳。若到任后，徒然张挂告示，以沽清名，此得为好官乎。朕于天下事无不周知，尔等敬听朕谕，但将公正二字时时在心，各尽厥职，其无负朕意。特谕。 不仅详细奏报了召见的时间、缘由、人员、地点和过程，更层次分明地书写了训谕的内容：先开宗明义，总说训谕缘由；次论说君臣之道，指明道府的重要性；再教导治事理念和理政原则，冀望诚心爱民，公正行事，尽其职，做好官，将当时的召见情境和雍正帝的用人理念清晰地呈现出来，成为考察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召见的最详实文献。这在凸显道府请训过程和训谕内容丰富性的同时，也见证了同一召见场景下不同官员在记忆和书写上的差异性。 如果说从用人思想角度来透视圣训内涵、比较其间差异还稍嫌主观、模糊，那么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的一组召见奏折则给我们审视历史书写提供了更直白、明晰的文献。这一次召见共有五人，分别是：四川重庆府知府张光、山东莱州府知府王坦、福建邵武府知府曹友夏、泉州府知府张无咎和奉天锦州府知府王以观。目前我们找到了张光、王坦、曹友夏和张无咎四人的奏折，折内都记载了奏折背景、个人履历、引见时间、请训时间、召见地点、圣训内容和为官誓言等。抛开其他部分不谈，我们仅就四人所记圣训内容来观察其间书写之异同。其中张光写道： 尔等俱系朕特用之人，要在地方做好官，方不负朕委用之意。督抚布按于民少远，道府州县临民最近，尔等俱要各尽职分，实心爱养百姓，则地方即受实惠。做官第一操守要紧，如操守谨饬，果有好处，朕自知之。 显是经过润饰的书面语言，简洁扼要，层次分明，训诫道府要做好官、爱百姓、保操守，全为做官准则。与张折不同，王坦书写的内容就详细很多，且较为口语化： 你们知府一官，为承上接下的衙门，若知府做官果好，下而州县自然不敢不好了。虽人之才干各有不同，而操守皆可自信，又不可只图虚名，性情偏执。你们凡事率由旧章，实心办理，做官果好，将来自然不次升用，曾见做官不好的而能漏网者有几人？但往往有从前做官好，后来不好的，有在此任做官好，于彼任不好的。朕见你们做部郎还是出力行走的，故此特放你们，断不可因此番升用之后，改了操守。你们务要始终如一，做一个全人才好。钦此。 除强调做好官、保操守外，用直白的语言呈现了雍正帝图治的理念−率由旧章、始终如一、做个全人，比较符合雍正帝的性格和训谕的语言特色，相较张折，也更为接近当时的训谕场景。而曹友夏的记忆重点又有不同： 尔等是朕特放的知府，如今出去做官，要存朕的脸面。你们平日窗下读书，自然想做好官，切不可忘记了。知府与州县相近，是亲民之官，你们若做好官，为地方造福，就是为你子孙造福了。外面督抚必定说主子用的人不错，你们就是朕的忠臣了。你们果实心办事，不沽名吊誉，朕自然知道。即如张楷，做官好，两年间朕就速升他到布政司。他做官好，有了缺如何不升他，你们定要勉励。朕总望你们为皋、夔、稷、契，须记着朕的训旨。钦此。臣友夏又蒙上谕，曹友夏你是翰林，朕看你去做知府，更要存朕的脸面。人说翰林只会诗文，不谙吏治，朕说不然，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事在人为耳。若止饮酒赋诗，便无益了。 不再是高大上的说教，而是贴合人心的体己话，通过聊家常和举例子的方式，既为道府树立激励目标，告诉他们应如何为官，又表现出君主的图治方法和用人准则，侧重点与王折又有不同。此外，在统一训谕中，还夹杂着针对某一官员的特别训谕，如此段针对曹友夏的训谕和下文针对张无咎的训谕，这是张、王二折中所没有的。而四人当中，记忆最详细的莫过于张无咎，其于折中写道： 尔等俱系朕特放的人。知府一官与州县相近，系亲民之官，要着实留心去做。人之才情或有长短，至于操守，是人人可能的事情。即如张无咎，在刑部时狠尽力行走，顾惜脸面，如今出去，仍要照着部里这样行走。你们若做好官，不但你们有好处，也积些阴德与子孙。若你们出去做好官，督抚必定说朕用的人不错，你们就是朕的忠臣了。府道司道俱是要紧的官，你们不要说知府官小，就是朕放你们个知县，你们也要尽知县之职。你们尽了职，朕自然知道。即如张楷，一两年朕就用到布政司，因有了缺，朕自然拣着好的用了，朕也看那地方上出的缺。你们用心去办事，不可沽名吊誉，将地方事情更张，万一事情办不来，势必要累百姓，如何使得呢。总要做好官，如国帑足了，百姓安了，独叫你们地方官苦，朕也不肯。朕俱望你们为皋、夔、稷、契，你们记着朕的训旨，用心办事去。钦此。 完全口语化的表达，娓娓道出了雍正帝的用人理念：先从感情上拉近关系，再层层训谕知府的重要性、为官之道和做官心态，接着许下做好官的美好愿景，予以名誉、仕途、待遇上的优待，最后摆出为政愿望，希望官员用心办事。冯尔康先生认为，“一般地说皇帝教导臣下做人，是希望臣工提高素质，能够恪尽职守为皇上尽忠尽职；关怀他们，是使他们感恩图报，自觉地尽忠尽职。这是君主驾御臣下的常用而有效的方法”。张折形象地还原了当时的训话内容，典型地呈现出雍正帝的说话风格，可能是最接近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召见场景的历史书写。 上面两组书写各自呈现出来的核心思想虽然大致相同，但在表述方式、说话语气、具体内容及细节上差别很大，后人从中所能获取到的直接信息、琢磨到的言外之意和脑海中搭建的历史场景，就会截然不同。如若我们仅凭某一种记载尤其是较简单的记载来立论，那么构建出来的召见场景和心中理解的召见历史就非常简单，距离真实的历史情境不知相隔多远。对于同一场训谕，还是直接上报给皇帝的训谕，每个人的理解和记忆就有这么大的差异，何况是单独召见、私自书写、私下玩味的记述呢。是以，召见书写各取所需，很难完全客观真实，增色、饰美、曲笔、删减甚至臆造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就提醒我们：一方面，私人文献中有关召见和君臣对话的书写是非常珍稀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君主性格、政治局势和统治策略的认识和研究；另一方面，这些内容并不完全真实和客观，其间可能夹杂一定的水分，研究者在利用时应有所审视。 四、结 语 在清代，君主权力高度集中，统治权高度强化。表现在人事管理上，所有官员的选拔、任命、考核、迁转、黜陟都要经过皇帝裁决才能生效；中高级官员的任命、考核、迁转，均要经过皇帝面试才能决定。但因官员品秩、地位高低和职掌繁简不同，面试的官方称呼、人事手续、公文形态及参与人员、运作流程、行政礼仪诸方面均存在着差异，日渐形成集引见、请训、召见、陛辞等为一体的复杂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古代行政运作不断定型并日趋精细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君主集权体制下的等级秩序在人事管理上的重要呈现，标志着传统中国晚期国家在沟通渠道、用人制度和政治统治方面愈加成熟。  作为地方官僚体系的中间层级，道员和知府上承督、抚、布、按，下辖同、通、州、县，在地方行政运作中发挥着中转作用，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除选任时划分不同的官缺类型，因地制宜，因缺授官外，更在选任和考核过程中，增加请训一环，君臣之间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互动，推进了国家治理。一方面，皇帝与官员问答对话，指示方略，不仅加强了君臣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君臣感情，使官员能直面感受皇权的威仪和皇恩的浩荡，亦增添了官员治理地方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自觉地尽忠尽职；另方面，通过问话和回答，皇帝得以更直接、详细也更多渠道地了解地方信息，部分弥补了仅靠督抚奏报所造成的信息滞后、壅塞、误导甚至蒙骗，利于行政决策。 请训召见的日常运行及其流程，又是清代日常政务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时间推进和空间转移，召见人员依次与吏部官员、长班、军机章京、苏拉、军机大臣、太监、皇帝（和皇太后）、总理衙门官员以及召见人群等交流互动，构筑了一场集事件、人物、行为、空间、时间为一体生动的“舞台剧”。观看“前台”，透视“幕后”，我们在官方政书中很少见到的人员或群体都涌现出来，或导从路线、寻找地点，或提供服务、办理文书，或传达信息、指示礼仪，或问询信息、进行决策等；静态僵化的制度仪式都跃动起来，或等，或行，或跪，或问，或指，或奏；一个个孤立的节点都串联起来，填充了官方记载和行政运作的间隙，丰富了历史活动的细节，加深了清代官员召见的历史感、时空感和现场感，进而促进我们更好地认识清代日常政务的运作模式。 君臣在请训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朱批和记忆，前者是皇帝对官员的主观印象和评价，从中我们可以观察清代皇帝的识人途径、评价标准和评价结果，亦能与官员的选任、迁转联系起来，考察君主的用人思想、任官原则和统治策略；后者是召见官员对召见过程的记忆和书写，包含皇帝的训谕、提问、官员的回答，以及召见的场景、仪式和流程，无疑是后人研究召见过程、分析召见效果、观察最高统治者治理方略，进而窥探清代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史料。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皇帝的朱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不仅武断性较强，且前后时有变化；官员的记忆较为私密，不易核对，难免会有增删、修饰甚至自夸之处，需要我们在利用时予以互证、审视和批判。 【点击图片查看2023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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