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对布迪厄的批判性观察｜Sociologica

文化资本：一些批判性的观察

摘要：

本文是戈德索普对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批评文章。戈德索普认为，对布迪厄阶层理论的理解有两种角度，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布迪厄的理论虽然成立，但并不具有创新性，他的术语仍然应用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术语。而如果要开放地理解布迪厄，将他的理论纳入到更大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之中，布迪厄真正进行理论创新的部分是失败的，因为他虽然宣称要对“文化资本”概念进行相对的理解，但实际上他还是构建了一个因果链，而现实却并不如此，他的社会生产理论是失败的。

作者简介：

John H. Goldthorpe，牛津大学

文献来源：

Sociologica, 2007(2)

   

本文作者：John H Goldthorpe

引言

在一篇论文的审稿意见中，审稿人认为“这篇论文有很多原创和观点，但实际上论文中的观点并不是原创的，原创的也不是观点”。这也是我对布迪厄的论文进行批判的本质逻辑，我对他的批判集中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上。

首先，我对教育社会学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一些评论，布迪厄在这一领域首先发展了文化资本的思想。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表明，他在教育领域的论述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我接下来要提出布迪厄的方法的更独特的特点。我认为，这些与他引入和坚持文化资本的概念密切相关。文化资本被正确地描述为布迪厄的“标志性概念”，它在他的论著中起着关键作用，进而用以追求整合社会阶级不平等和教育成就的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接下来，我认为，只要布迪厄的作品可以被理解为“正常科学”在教育社会学的一个既定范式中，它可能只受到标准形式的批评；但就它而言，如果理论家们们试图超越标准的“文化资本”概念，旨在超越这个范式，以开放性的方式发展这一概念，则会受到更加激进的批评。

我认为，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被证明是有严重内在弱点的，进一步来说，是存在非常多与之相矛盾的经验证据的。我的结论是，由于未能区分对布迪厄的理论工作的这两种可能的观点和随后的评价，对它的普遍接受，特别是对文化资本概念的理解和评价表现出一种产生许多混乱的分歧。

布迪厄与教育社会学

20世纪60年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通过个体差异和单纯的经济视角并不能解释学生们的教育结果差距，因此社会学的视角就在不断被引入。在这一背景下，布迪厄试图证明法国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持续存在的社会阶层不平等；布迪厄主要强调的是教育因果过程，即文化或亚文化与他们所就读的学校和大学的文化之间的一致性程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对于布迪厄来说，我们可以说，他所称之为“统治阶级”的孩子比下层阶级的孩子更加有利，因为他们进入的教育体系已经准备好让他们在其中取得成功。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在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些孩子将与他们的老师分享一种共同的语言方式、社会互动风格和审美取向，他们被教的内容（教学大纲）和教他们的方式（教学法）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相比之下，对于其他阶级背景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工人阶级或农民出身，学校将代表一个外来者和敌对的环境——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世界，他们可能会感到错位。因此，虽然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孩子将逐步受益于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间的积极相互作用，但来自较弱势阶级背景的孩子将遇到困难。

然而，我上面所说的布迪厄的立场并不是完整的，而且正是因为它在当时主流社会学的概念和习惯用语中表达了这一立场。这一立场未能公正地对待布迪厄所尝试的对教育程度上的阶级不平等问题的相当创新的处理：也就是说，通过将这个问题纳入他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引起更大关注。

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

布迪厄希望谈论的是文化资本，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和资源，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术语上的偏好问题。在这方面，关键的文本是他对“资本的形式”及其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的一般性陈述。

布迪厄的核心兴趣不仅仅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而更重要的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体现”在个人性格和能力中的资本，这些性格和能力使人们能够以文化艺术品的“客体化”形式获得这种资本，而文化资本又在文化（包括学术）评价标准中制度化，从而最终在教育资格中制度化，而教育资格也为其持有者提供回报。除了资本形式制度化的方式，以最好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布迪厄还强调了不同资本的共同的社会性，即可转换和可传播的特性。一种形式的资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所有形式都可以在个人之间传递，无论是通过间接转换还是直接转换——最重要的是在构成家庭的连续几代人的个体之间。因此，对布迪厄来说，对资本形式的制度控制与转换和传播过程的结合，对统治阶级维持其地位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对整体社会再生产至关重要。资本的概念为理解统治阶级如何能够在所有社会领域上扩展和加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提供了基础。

最后，关于文化资本，如果要完整分析发挥布迪厄立场的独特性，还需要提到两个进一步相关的问题。

第一，布迪厄在不同方面观察到，文化资本的传播不仅与经济资本的传播有相似之处，而且也有显著差异。主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和通过家庭进行的。然而，虽然经济资本的传播可以或多或少地在瞬间产生影响，比如通过礼物或遗赠，但文化资本的传播发生在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内——在主流社会学的语言中，这被称为社会化过程。此外，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总体上都是持续的，但对布迪厄来说，文化资本的传播似乎比经济资本的传播要慢，但更安全和不可逆转。对这一立场至关重要的是布迪厄的另一个“标志性概念”，即惯习：也就是说，社会构成的性情系统，个人在早期获得最有效，这决定了他或她的社会处境。

需要提到的第二点是与第一点结合起来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点。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内容是一种重要意义上的无理的垄断（arbitrary）。也就是说，布迪厄拒绝接受特定形式的文化都可以被接受。因此，占主导地位的阶层维护的文化，通常强加给他们的成员：例如，为了从事生产性工作他们必须拥有特定的知识和技能，或必须成为忠诚的公民。相反，什么是教育，以及如何教，必须被理解为总是由主导阶层的利益出发的。

总之，可以说，即使文化资本的传播通过不同阶层的惯习的形成过程完成，教育系统仍然不会以任何方式作为社会转型的引擎。它仍将是一种本质上的保守力量，旨在创造连续性，而不是改变家庭各代人的社会地位。对布迪厄来说，社会再生产实际上是得到了双重保证的。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失败

我认为，从一个有限的角度来看，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在维持教育成就中的阶级不平等方面的作用的描述，可能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教育社会学的一种相当典型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布迪厄的贡献并不显得高度原创，但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或者，无论如何，没有明显的错误。然而，如果布迪厄对教育不平等的解释被理解——确实应该被理解——成为他更大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肯定可以宣称原创性。但是，人们必须问：这一理论成立吗？当然，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失败是因为社会再生产理论本身就失败了，而且很明显。

正如布迪厄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和运作本质上确认和稳定了个人和家庭长期保持其社会地位的过程，这缺乏初步的合理性。这样的主张指出了关于布迪厄的宏观和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充分性的严重问题：例如，在前一种情况下，关于国家所扮演的非常模糊的角色，或者，在后者中，关于惯习的概念所暗示的对个人的严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针对布迪厄的事实的最早和最令人信服的陈述之一是由Halsey, Heath和Ridge 基于英国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将被证明可以从其他发达社会普遍复制。Halsey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英国中等教育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大量的、主要是向上的教育流动确实发生在几代人之间。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接受调查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第一代”——即他们的父母没有接受过这个水平的教育；虽然工薪阶层背景的孩子在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不足，但他们远未被排除在外。此外，在这些第一代儿童中，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成功地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中等教育资格——这一比例仅略小于非第一代学生。此外，今天可以看到，与早期与中等教育扩张有关的代际变化过程正在重复。向上的教育流动性再次被广泛推广，现在已经到了大学的水平。因此，比以前更明显的是，认为家庭是文化资本传播的唯一场所，甚至是主要的场所，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相当站不住脚的。

在这一点上，必须确保对两个关键问题的明确性。首先，用教育扩张的基本证据及其结果反对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在创建一个越来越平等和“开放”的社会形式。事实上，记录了教育扩张过程的作者通常强调，新的教育机会被所有社会背景的孩子所接受的程度大致相同，包括主导阶层的孩子。因此，尽管与社会生产理论相反，弱势背景的儿童已经达到越来越高的教育程度，但是这一事实的实际意义仍然是存疑的，教育所带来的实际意义在现实中也在被缩小。

然而，第二点是，几乎不可能拯救的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声称它实际上是理解“相对”——即它指的社会再生产是再生产的相对概率。布迪厄发现，在1962年至1964年法国大学扩张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孩子进入大学的机会确实增加了，而且比高级管理人员的孩子还要高。但这一发现立即被驳回了，因为我们观察到，即使是工人阶级儿童最初的极低入学率（1.5%）增加一倍，仍然意味着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变化——即绝对值。进一步的观点是，这些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仍然远远低于客观的“门槛”，在这个门槛上，他们的成功机会，以及他们的抱负，可能会显著提高。换句话说，其目的是清楚地表明，即使随着教育的扩大，文化资本传播的动态意味着，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以及农民）背景的儿童仍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实际上是真实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法国的情况中，这种立场仍然可以得到辩护。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布迪厄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布迪厄承认教育扩张在中学的明显事实——他所谓的“教育繁荣”——反过来日益重要的“再生产的学术模式”导致某些部分占主导地位的阶层追求经济资本变成文化资本的最佳手段确保他们的孩子的未来。但与此同时，布迪厄显然是坚持认为，关于社会再生产，实际上发生的变化远不如表面上的预期。例如，他认为，随着中等教育提供范围的扩大，它被重新分层；随着正式学位分布得越来越广泛，它们也相应贬值。

事实上，布迪厄总结道。中学教育的“第一代”参与者是“被欺骗”的一代，在很大程度上被“毫无价值的纸”欺骗了。事实上，正是当下层阶级，被允许接受中学教育，而不是被简单地禁止时，保守主义的现实才得到了最充分的揭示。因为，即使比以前更缓慢、更微妙——通过各种消除、发育迟缓和转向中等系统内的低等选择——来自统治阶级之外的“大量”儿童仍然被排除在维持这一阶级再生产的教育之外。

因此，在这里提出对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种新的“相对化”理解几乎没有依据。布迪厄实际上抓住了一些社会过程，即使在快速扩张的条件下，这些过程对于维持教育程度的阶级差异也很重要，但随后(错误地)将这些过程解释为确认他的理论在本质上的原始形式的持续有效性，即使在它实际上明显被破坏的时候。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生在法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中，不仅有神童，而且有近五分之二的熟练工人和四分之一的非熟练工人成功获得了学士学位或同等或更高的资格证书，尽管这些资格证书可能会贬值，但这种变化显然与上升到专业和管理职位的比率上升有关。

结论

 

我在本文中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注意与文化资本概念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对布迪厄工作的两种不同理解的背景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这个概念。对布迪厄的标准理解上，他的工作实际上被视为一种贡献，值得认真考虑，尤其在研究教育成就中的社会不平等来源的长期范式中。而如果从“相对”的角度对布迪厄进行理解，它被视为——更恰当地是——试图为研究社会不平等和一般社会等级制度创造一个相当新的范式。但是这种范式的创新在布迪厄这里是失败的，因为虽然他宣称要“相对”地理解，然而在实际理论中他还是构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编译 |  槐树同学

审核 |  王雨晨

终审 |  扶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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