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谭震林写信给林彪，内容太震撼：这个反我造定了，他何出此言

前言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施军衔制，9月27日下午5时，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主席亲自将元帅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同一天，国务院也隆重举行了授衔仪式，周总理亲自将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在这次授衔中，全军共有超过60万名干部获得准尉以上军衔。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有一位军功显赫、资历深厚的老干部，却没有被授予军衔，他就是谭震林。

“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1902年4月24日，谭震林出生在湖南攸县城关镇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11年，9岁的谭震林进入私塾学习，认识了一些字。后来，因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家中一时失去了经济来源，谭震林也离开了私塾到了书店当起了学徒。

在这期间，谭震林广泛地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新的变化。白天他就在店里干活，一到晚上就偷偷捧起书，借着煤油灯如饥似渴地读到深夜。

看书的时候，为了不让老板察觉，他很是小心，不仅要保持书本的整洁，更不会让书发生一点折痕。就这样，谭震林接连读完了《水浒》《西游记》《洪秀全传》等书，学到了大量知识。

1926年，谭震林结识了当地县城的一名小学老师，其实这位老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共同的兴趣爱好很快让他们变得亲密起来。而谭震林也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等，并认真阅读了《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萌生了革命思想，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

同年10月12日，谭震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当地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先后担任了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等。

当时，正值北伐运动进入高潮，当地农民在跟土豪劣绅作斗争时，打死了一个恶霸，县政府随即将与此事相关的5个农民关了进去。当地党组织得知情况后，安排了谭震林等作为代表跟县长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谭震林丝毫不怵，一见到县长后，他径直便问：“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早已宣布要打倒土豪劣绅，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县政府为何不执行？农民打死的是一个地主，而且还是个恶霸，这个人过去害死过好多人，他欠人民的血债还少吗？就算打死他，相比于他欠下的血债，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今，你作为一县之长，将这五人关了起来，是极不公道的做法。”

谭震林看着县长有所动摇的样子，便又对他说道：“现在正赶上国民革命军北伐，若你坚持要对他们五人动手，现在农民就可以推翻你。”

县长一听，心中当即慌了，他担心农民真的一起把他推翻，想了半天只好将关着的农民放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谭震林也受到影响，失去了跟上级领导的联系。由于敌人正在搜捕，他只好隐蔽起来，等过了风声再作打算。

同年9月，毛主席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为扩大影响力并补充物资，10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奉命率部前往湘东茶陵、安仁一带活动。工农革命军快速攻进茶陵县城，解救出80多位被关的农民和革命群众，还打开粮仓救济百姓。当天，工农革命军便撤走，走前，还通过张贴布告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这时，已经跟党组织失联几个月的谭震林听到革命军的消息后，立即前往茶陵寻找。不过，当他抵达茶陵时，革命军已经撤走了。尽管有些失望，但谭震林心中却难掩激动，因为这几个月来，他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共产党已经被斩尽杀绝”。

就这样，谭震林选择带着茶陵继续等待革命队伍。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进茶陵，谭震林立即去找宛希先接头。他迷茫地问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既然是工人，那就先把工会搞起来嘛。”

很快，谭震林熟门熟路地积极在当地进行串联，不久便搞得热火朝天，召集了一大批骨干，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由他担任主席。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这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谭震林在大家的一致拥护下，出任县革命政府主席。

12月下旬，为了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包围了茶陵县城。工农革命军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谭震林不仅安排当地游击队配合革命军行动，还组织运送弹药、伤员等。最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力量，革命军主动撤出。谭震林也跟着革命军一起上了井冈山。

这次经历让谭震林深刻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上了井冈山后，谭震林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茶陵县的工作，并在最后感叹道：“没有武装就没有活动的余地啊。”

毛主席一听，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看来你也赞成武装啊。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除了要应对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还要处理好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土、客籍之间的争端。

在这一问题上，就连毛主席也十分不解地表示：“这种土客籍之间的界限，按道理，不应该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该引到共产党内部来。”

然而，数千年来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一问题始终是存在的。毛主席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宗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

为了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谭震林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最后，在谭震林的努力下，土、客籍群众在后来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互相支持，共同对抗敌人。

此后，无论是在反“围剿”行动，还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时期，亦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始终奋战在前线，立下了赫赫战功。

谭震林撰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在自己的职位上默默耕耘，努力探索建设国家的新道路。然而，在十年特殊时期，他也受到了冲击。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依然毫不妥协，坚决同江青、林彪等人做斗争。

1978年，中国在经历了两年的徘徊期后，终于迎来了剧烈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谭震林撰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进行批驳，以这篇文章为楔子，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随着讨论的越发深入，科学家也加入了战斗行列，北京的中央报刊也逐渐形成了“三比一”的鲜明阵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先后发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红旗》杂志仍然坚持着“两个凡是”的立场。

1978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计划在这一期发表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于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找到了谭震林，希望他能够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因为无论是从革命资历上讲，还是从跟毛主席的交情上看，谭震林无疑是最合适的。况且，毛主席曾多次表示要“保”谭震林。

1967年2月，谭震林毫无顾忌，在怀仁堂当面怒斥张春桥等政坛新贵。会后，他又给林彪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毫不客气地将江青斥为“真比武则天还凶”：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

从这封言辞激烈的信中，足以看出谭震林嫉恶如仇、快人快语的性格。

尽管这次发言得罪了江青等人，但毛主席深知谭震林的秉性，坚持要“保”他。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这位老战友的信任。

因此，《红旗》杂志选择找谭震林写纪念文章也算是找对了人。而谭震林收到约稿来信来，当场痛快答应了下来。很快，《红旗》杂志便派人来到谭震林家中商量写稿问题。这一商量可是发现问题了。

谭震林表示：“如果要我回忆井冈山时期的毛主席，这很容易，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但是既然要我写文章，不能就历史谈历史，我要着眼于现实。”

《红旗》的约稿编辑在听到但是后面的内容后，一下傻眼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便又听到谭震林说：“近来，我刚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得很好。我打算从毛主席在井冈山上的实践入手，写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后，才成为了革命真理。”

实际上，对于当时讨论最热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红旗》杂志采取的是“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但谭震林并不知情。所以，当约稿编辑听到谭震林的想法后，一时间进退两难，不敢对这样一位老干部说三道四，只好先等稿子来了再说。

10月下旬，谭震林将写好的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编辑们一看，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来，谭震林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专门讲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决定先找谭震林商量看能否删除关于“敏感”的那一部分。

11月14日，《红旗》杂志部的编辑来到了位于圆恩寺附近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谭震林的家就在这条胡同里。

当编辑向谭震林讲明来意后，谭震林当即明确表示“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并在最后强调道：

“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这“两个凡是”恰好跟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见谭震林没有修改内容的意思，熊复只好将谭震林的文章送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最终，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先后批示同意发表。邓小平做了这样的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一向坚决支持“两个凡是”主张的汪东兴最后也不得不批示同意发表。就这样，在谭震林的推动下，《红旗》杂志也终于加入了这场大论战。

实际上，谭震林在十年特殊时期受到冲击后，便被免除了主要职务，一度陷入低谷。直到1975年，他才得以恢复了一部分职务，开始工作。但即便如此，这位老干部还是遭到了不少阻力，更是被人另眼相待，汪东兴更是对他“提点教育”，说了不少伤人的话。

1978年，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会议上，汪东兴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主张，阻碍会议进程，其态度更是令谭震林感到愤怒。

于是，忍无可忍的谭震林突然起身，公开怒问汪东兴说：“毛主席曾经都表示可以解放我，你却让我'重新做人’？我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请问如何重新做人呢？不是我在摆资历，即使我犯了错误，但你这样的态度也不像是个共产党员，我无法接受。”

此后，汪东兴因难以适应国家发展形势，遭受到不少批评，不仅谭震林对其不满，陈云等老干部也明确指出他的错误，并认为他继续留在领导层已经不合适。1980年，汪东兴主动辞去领导职务，退出政坛。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震林退居二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此时的他已经因身体原因不再能够做更多的工作，但只要有时间有精力，他从未放弃过继续工作。

1983年9月30日，当年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革命老战士谭震林在北京逝世。一个为党、国家和人民辛苦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干部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令人振奋、令人感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