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票在历史舞台的重要性 在广袤的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有着极高的税收征管成本，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特别是在繁荣过后，既得利益集团纳税意愿降低，征税难度就会陡然提升，中央财政就会陷入枯竭，国家动员能力急剧下降，这种时候，一旦遇到内忧外患，王朝就会倾覆。 而最终打破这一历史镣铐的，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事物——发票。
发票是如何出现的？ 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剩余产品，出现大量的、复杂的交换活动时，人们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换活动中意识到：大量的、频繁的产品交换，必须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记录，于是出现了记录交换结果的凭证。 简单来说，发票就是发生的成本、费用或收入的原始凭证。 长久以来都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是企业会计核算的重要凭证之一。
早期的发票有发奉、发货票、脚力单、执照、清单、抄上、奉上、尊账等10+种称谓，是商家销售货物所开具的一份“发货单”，上面记录交易双方的名称、货物品名、数量、单价、总价、交易时间等。 而当下，对于公司来讲，发票主要是做账的依据，也是缴税的费用凭证，对员工来讲，主要是用来报销的，所以，民间的付款单、收款收据也被统称为发票。 发票的前世今生 发票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开端的时候就诞生了。 早在周朝，我们的祖先就通过结绳记事发明了“书契”，可以说是发票的祖先。后来，商朝出现了“记事刻辞”，东晋发展出了“文券”。 不过，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发票还是在晚清时期。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晋商、徽商的生意遍布大江南北，货物、服务、运输等交易的售后服务需求激增，于是发票应运而生。
不过这时候的发票诞生完全是市场行为，所以并不被政府重视，商户们只要买回来套印自己的商号名和标识就行，官府不参与发票印制，也谈不上有什么管理行为。 因此，这个时期的发票种类、大小、格式、图案、印章、字体，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很多图案精美、书法精湛的发票甚至堪称艺术品。 到了民国时期，开发票就成了一种规矩，深度介入了社会生活。
因为新会计制度的引进，发票的形式增添了很多新品种，西洋表格式发票开始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出现。 不过有的是商户自行印制，有的是行业协会统一印制，政府仍旧没有限制规定，对发票的关注点更多是集中在印花税方面——在凭证上直接印固定金额，专门用于征收印花税税款。
政府对发票的影响/控制，是从抗战结束后开始的，但并不是国民政府统一行为，而是个别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税收的考虑，更多是把发票作为稳定税源的工具，由税务局监制各行业发票。 这也是“以票管税”的先驱，是政府统一发票制式的开端。 1949年建政以后，以票控税的方法开始在全国推广，虽然各地发票的格式、大小、颜色、字体、纸质不同，但都是税务局印制或监制，实行编号管理。 再往后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了，国有经济占主导，国企上交利润，财政收入变成利润上缴模式，税收占比不大，发票又回到了自行印制的时代。 70年代末，国家经济重启，市场经济、私营经济渐渐复苏，财政收入也从利润上缴模式改回税收模式，税务局对发票的统一印制和管控才又得到加强。
从明清时代发展至今，发票在时间的推演中变得越来越正式，已然承接了新时代下更适应国家税务监控的样子。 直至今日，随着时代改变和发票制度的完整化、模式化，我们已经产生了统一的机打发票、电子发票、甚至区块链电子发票。 我国为什么以票控税？ 发票这东西不是中国特有的，但其他国家都是企业自己印制发票，也没有税务监制章。包括香港也是公司自己印刷，不需要按发票金额纳税。 那为什么我国要由税务局来控制发票呢？一句话，为了避免偷税漏税。 我们知道，发票中的交易金额包含增值税和消费税都属于间接税，是在交易环节缴纳的，最终由购买人或消费者负担。 而增值税消费税占我国税收总额的60%，个人所得税占比仅不到9%，相当于工薪税，所以真正的富人大部分都隐身了。
而国外的个人所得税占据税收总额50%-90%，增值税或消费税一般在5%以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是0税负，所以税务监制发票就不那么重要。 而且他们对税收风险的控制手段非常严格，一旦被确认有偷税漏税的行为，后果十分严重，轻则罚款、罚息，重则起诉、监禁，很少有人敢假冒或虚开发票。 在这种系统之下，发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记录作用，税务局也就不需要做过多要求。 反观中国，由于纳税人基数巨大，要求所有纳税人据实申报纳税义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我们的社会信用制度尚不如欧美国家发达和完善，漏税、逃税的成本非常低。
再结合现代公司制度，有个bug：对收票方来说，只要发票形式正确，不管开票方是否缴纳了相应税款都可以抵税，这就使得税务可能会面临收不到开票方税款、却要因票少收收票方税款的情况。 此外，由于我朝士农工商阶层有着悠久的现金交易传统，税务机关无法单靠银行账户去掌控纳税人的经营&纳税情况，加上税务局与银行各自为政，跨部门获取信息成本极高，所以，中国税务局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发票和物流的比对来确定收入，就是所谓的“以票管税”。 不单是为了收税，更多地是为了“控税”，管控各行业纳税人使之“合法”纳税。 把发票的样式、开具通通管起来，通过追踪控制发票的流通来追查经济利益的流动、每月发票领购的数量和金额，这能让税局对纳税人有粗略的了解，便于确认企业是否正常经营，也避免企业无节制滥开发票。 税务管理滋生腐败 吃拿卡要现象频发 中国的税务管理经历了三个过程，最开始是“经验管税”，严重依赖税务机构个人的主观判断的，很容易滋生腐败。 这个时期，你认识谁谁谁很重要，因为税务局有权力决定是否发放发票，于是，部分宗旨意识淡薄、权力观扭曲的“蛀虫”就不自觉把手中拥有的权力当作捞取好处的工具和资本。 他们奉行“有权不用枉做官”的信条，把“吃拿卡要”当成个人本事，把捞取好处变成理所应当，把服务群众等同于商品交易。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总而言之就是：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大部分纳税人和中小企业们虽然深恶痛绝，也只能忍气吞声去“孝敬”，有的甚至专门成立了对外公共办事部门，为的就是维护好与“相关部门”的关系。 国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很多地方的税管员变成了轮流制，一个片区一个片区轮流管理，避免让一个人长期呆一个地方；有的地方则简政放权，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审批流程；还有的是按事项分解，随机审批。 随着金三系统逐步升级，开始“以票控税”，税务部门认为只要把发票管好就能控制税收。但这个时期，很多人是开了发票才向税务局申报、不开发票就不申报，造成很多人有收入却没交税，且税务局还管不上。
于是，现在又从“以票控税”变成了“以数治税”，就是金税三期的升级版——金税四期。 通过数据进行税务日常管理和其他管理，包括银行数据、房地产数据、各种第三方信息等，实现了对企业业务更全面的监控，彻底堵上部分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规避缴税的漏洞，所以出现了一句话：往后余生，最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税务局！ （我之前写过一篇专门分析税改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查看：税政改革悄然启动，好人赚钱的时代来了！） / 如今，无论身在何处，从事什么职业，发票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生产、交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物和交易凭证。 从晚清民国的老发票到现代电子发票，从市井生活到社会变革，从“北语十三章”到“国税限开票”，每张税票都写满了岁月峥嵘的回忆，记录和见证着各个时期商业、货币、物价、税收甚至是城镇地名等诸多历史。 在税收数据里，我们看到的是传统动能的转型升级，是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 但在历史这张发票的抬头上，写的是无数辛勤劳作的国民。 同时，税收既是国家力量的体现，也是调节贫富差距、平衡企业竞争关系和产业扶持的重要调节工具，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仍旧是要一步步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税制体系，税务部门应发挥惩恶扬善精神，通过大数据监控追逃税款，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好地服务创新优秀企业、保障纳税人主体和市场健康运行。 只有敬畏历史，走近人民，才能更匀速向未来出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