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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以北宋时期的宋江起义为原型，向我们讲述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反抗欺压、壮大梁山，后来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宋朝招安，最终陨落的故事。 这样一个恢弘大气、荡气回肠的故事，开篇却不是从一百零八位好汉开始写起，反而用一场瘟疫来拉开故事的序幕。 ——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是为何呢？其实里面蕴藏有一定隐情，绝不是随意设置。
一、对小说的构造形成在文学作品中，环境描写的作用之一是烘托气氛。《水浒传》开篇对瘟疫的描写就属于一种环境描写，烘托出了紧张的氛围，同时也为全文定下悲剧基调。 瘟疫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病，对人类生存有着巨大威胁。在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大多“谈疫色变”。 《水浒传》中对开篇的疫病描写道：“嘉佑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可见此次疫病的扩散范围之广、造成危害的程度之深......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人自危，人们对自己未来是否会患上疾病都充满未知性，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悬念”，让读者迫切地想要将这一“悬念”揭晓。 从而将瘟疫的未知感和小说的叙事紧密结合，营造了一种别样的美感。 除了烘托气氛外，原文中就已经交代了叙述此次瘟疫的目的，那便是作为“楔子”，阐述整个故事的“因”。 从而方便揭示后文何“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朝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的“果”。 这样一来，便将故事从宏观背景转移到了正文上来，起到统摄全文作用。
二、历史照进现实，反应时代背景除了以上这点外，这场瘟疫还反应宋仁宗时期的思想文化，即：谶纬迷信以及“病态”的求神心理。面对疫病，即便是作为天子的宋仁宗也束手无策。 ——宋仁宗虽即刻命令翰林院起草诏令，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免去所有民间税赋；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希望通过行善事来消灭瘟疫。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疫病的脚步，迫于无奈，宋仁宗只得请来张天师，请他做法来祛除瘟疫。 宋仁宗这种靠人力无法扭转局面，便试图通过神力来解决的想法，恰好反应出了封建社会对于不可消除的疫病的无奈，同时也显示出一种“病态”的求神心理。
这种“病态”的心理，也侧面阐述了后文中的梁山好汉们不会从自身思考，无法看见宋朝在封建社会制度华丽外衣下腐烂败坏内因的缘由。 同时，也反应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一个末代朝廷容易产生的现象，即：高俅、洪太尉等人既不会为国分忧，也不体恤百姓，反而贪污横行，搅得整个大宋民不聊生...... 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带坏了整个大宋的社会风气，让一些社会中小人物也变得“病态”起来，比如阎婆惜、镇关西等人，这些人追名逐利，举手投足间都充满市侩的气息。 这些“病态”的人或事，都直接、间接推动梁山起义爆发。
三、作者如此设置的深层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瘟疫爆发的时间为嘉祐三年春。 但在历史上，尽管宋朝时期确有瘟疫发生，但嘉祐三年春并没有任何大型瘟疫爆发的情况，宋仁宗在位时期更是被称为“仁宗盛治”。 那施耐庵又为何要这样写呢？ 一方面，虚构这一场瘟疫是为将瘟疫抽象化为一种符号，创造出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从而突出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让整个故事具有叙事上的意义。 这场瘟疫也暗示着后文的走向——战乱即将爆发。 开篇在写到张天师在进行七天七夜的做法之后，“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在读者以为疫病即将消散之际，却将笔锋一转，写道：一百零八个妖魔 “往四面八方去了”。 这里所说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指的就是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这些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妖魔”在齐聚梁山后，便开始起义、征战，造成后来的局面。 开篇在对瘟疫进行描写的同时，也刻画出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 开头对瘟疫的描写紧紧围绕着拥护皇权的题旨展开：宋仁宗迫切地想将瘟疫消除，以获得百姓地信任，从而维护皇权；大臣们也因“君臣之礼”而忙于建言献策，从而间接维护皇权。 可见：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观念十分严重。 而对洪太尉叩请张天师的情节描写，则体现出其追名逐利，狐假虎威的特点来。 比如洪太尉在前去请张天师的途中，“大小官员，出郭迎接”，但张天师及其他道众却不来迎接，反而要让他先沐浴斋戒后，才能见张天师。 这便让张天师产生一丝不快出来，心想张天师又没有要职在身，怎么敢如此对待他这个朝廷钦差？ 除了开头，文章也有许多其他地方出现瘟疫的“残影”。 比如第一百六十回中写道：“此时杭州城内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员将佐：是张横、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这六人最终也死于这场瘟疫。 这样的处理，更加剧了故事悲剧性，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梁山好汉们不畏贪官污吏、重情重义，最终却死于小小疫病。 这种对比产生的效果，就像金圣叹所加的“梦”的结局一般虚幻，给人一种身处封建社会无力反抗的一种无奈，这也是作者施耐庵笔法高明的所在之处。
总结总的来说，施耐庵在《水浒传》开头以瘟疫开篇，从技法上来讲，是为了烘托一种紧张的氛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为全文奠定基调、暗示故事的发展走向以及核心人物的性格特点。 从主旨的角度来看，施耐庵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以宣张天师进京做法驱邪为虚写，以钦差洪太尉上龙虎山叩请张天师为实写。 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谶纬迷信、对皇权的拥护以及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从而达到奚落皇帝的目的。这一目的，也一直贯穿《水浒传》全文，使《水浒传》成为讨伐封建统治阶级的战斗檄文。 不得不说，作者如此设计太过于巧妙了，瘟疫这个看似寻常的“影”，却写出了本文最真实的“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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