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天还没有亮，王安石就起了一个大早。 确实，在大宋王朝，他醒得太早，起得太早！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如果王安石变法完全成功，历史将被提前一千年。 他是时代的先驱者，注定是孤独的，孤独者注定要背上历史的包袱。只是这个包袱过于沉重，且背得太久。 公元1021年12月18日，刚出生的王安石被认为是獾狼转世，当然这是反对派牵强附会的丑化。王安石似乎天生就不缺反对者——他刚参加科举考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便是宋仁宗皇帝。 殿试的专家评委将王安石的文章排名第一，但仁宗皇帝不喜欢文中“孺子其朋”一句，坚决将他裁定为第四，于是他与“状元”失之交臂。散文大家曾巩为他愤愤不平，他却毫不在乎。 他不在乎名，也不在乎利，好像一切别人在乎的，他都不在乎！ 他江西的同乡，时任“太平宰相”晏殊，主动示好要帮衬他。他颇不以为然，不吃潜规则这一套。 文坛和政界大佬欧阳修读了他的诗文，喜欢得不得了，连忙赠诗褒奖他，将他比作唐代的韩愈和李白。可他的偶像是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他瞧不上韩、李二人，对李白更是不以为意，说李白是“唯酒与女人耳”。他对欧阳修的恭维也不放在心上，这与苏轼兄弟对欧阳修的顶礼膜拜完全不同。 他不在乎吃，也不在乎穿，不在乎财。死后没有任何遗产，终生只有一位妻子。他拒绝妻子为他买的小妾，花重金资助小妾与前夫团圆。“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他的典故。 王安石不在乎高官厚禄，十二次拒绝了朝廷的提拔，甚至还躲进厕所回避任命。第二次请求罢相时，他接连打了十二份辞职报告，宋神宗皇帝被迫同意。 对不在乎的，他真的不在乎；对在乎的，他真的很在乎，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有一年春天，群牧司的长官宴请下属赏花。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下属应邀参加，但这两人都不好酒。长官很不痛快，黑着脸不停地劝酒，司马光不得已喝了一杯。王安石却不为所动，不给长官面子，始终滴酒未沾。顺便说一句，在王安石这里碰了钉子的长官，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 王安石的性格，让朋友们坐立不安，让反对者暴跳如雷；王安石的思想，更是让朋友们惊慌失措，让反对者咬牙切齿。 熙宁三年，王安石担任宰相，变法刚刚拉开序幕，反对者就集体登场。这场历史上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变法，触及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核心利益，触及到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触及王朝的基本国策。 可以想象，朝廷之上，王安石对面群情汹涌。他的反对派扯下文明的面纱，赤膊上阵，疯狂的攻击王安石和他的变法。看看这些反对派的名字，就能想象他当时处境多么孤独，变法面临多么大的阻力。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富弻、吕公著、程颢、程颐、范纯任、曹太后、高太后、岐王赵颢、郑侠、王安国、王安礼......每一个名字都在史册上熠熠发光，但每一个名字都是王安石改革前行的绊脚石。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安石铁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用思想家的高瞻远瞩、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改革家的临危不惧、文学家的辩口利辞，对反对派逐一进行了有力地反击。 易中天批评王安石的“三不畏”是不知敬畏，是没有道德底线，这是硬塞给王安石的“莫须有”。王安石的“三不畏”是改革的行动纲领，不是变法的价值取向，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王安石变法数年，国家局势越来越好，但反对的声音始终如一。有人劝他砍几个反对派的脑袋昭示天下，但是王安石始终没有制造流血事件。 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宰相，其实是输在一场赌博上。 熙宁七年，北方大旱半年多，灾民涌入京城。守门官郑侠用高超的绘画才能为皇帝呈上一幅《流民图》说，百姓流离失所，完全是因为变法遭到天谴，恳请皇上立即废除新法。最后郑侠还誓旦旦地打赌说：若废除新法后，十天内不下雨，皇上可以砍掉他的脑袋挂在宣德门谢罪。 王安石坚持认为天灾和人事不存在因果，但皇帝还是含泪废除了青苗法。三天后，京城果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朝廷上下欢欣雀跃，王安石则沉默不语。 废除新法简直要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再高的官位，再真情的挽留，也拉不回王安石留给皇帝远去的背影。 不久，新法全部恢复，年轻的皇帝给予孤独的王安石以最大的信任和支持，王安石再次入朝为相。 他第二次罢相则是因为丧子之痛。反对派的明枪暗箭，王安石毫无惧色。然而爱子英年早逝，让他身心疲惫，他决定归隐林下。宋神宗含泪挽留，但是没有人能改变他离去的决心，就像当年包青天也不能逼他饮酒一样。 辞官后的王安石来到南京郊外居住。他远离京城，远离是非，不问世事，安安静静地做着一个隐君子。 乌台诗案传来，他忍不住上书力谏皇帝“圣世不得滥杀贤士”，于是苏轼死里逃生。他退休后一次的干政，保住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多年后，苏轼经过南京，特意去拜访这位可敬、可畏的老领导，两人撇开政见，相谈甚欢，最后依依不舍。苏轼后来撰文给予王安石极高的评价。后世学者林语堂用感性的笔触和文学的手法刻意抬苏贬王，无视王安石和苏轼英雄相惜的交往，这是粉丝滤镜太厚的偏激和历史视角的肤浅。 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安石，晚年无儿无孙，只有老妻相濡以沫。门生故吏疏远他，昔日朋友躲避他，只有反对者从来没有忘记他。他常常骑着一匹老驴，带着一个老仆，走在荒郊野外，在寂寞中咀嚼时代留给他的孤独。他孤独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他消失在时代的舞台中央后，新法又全部废止，批判他的声音依旧很大。与历史上同是变法的商鞅、吴起、赵武灵王、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王安石遭受的批判时间最长、罪名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 王安石是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指导体制改革，超前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用策论取代诗词歌赋的的科考理念，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坚定如一的原则立场，雄才大略的政治魄力，无可挑剔的道德品质，这些卓尔不群的大智大勇，让他招来满身脏水，甚至面目全非。 不禁想起郁达夫的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曾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无论时代和历史怎样污蔑他、诋毁他，透过历史的迷雾，作为时代先驱的王安石，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他的背影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 一千年过去了，我们欠他一个郑重的道歉！ 郭沫若为他鸣不平：在中国历史上受了将近一千年冤枉的王安石，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和他比配的人。 梁启超大声疾呼：从夏商周三代到现在，四千多年了，王安石是最完美、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应该铸造一个大大的金像来纪念他。我感到遗憾，未能和王安石同处一时；我感到荣幸，竟能和王安石同处一地。在华夏大地上，我去临川走访过王安石的出生地，奈何时代变迁，渺然不知所在；我去南京寻找他的归宿之地，但故居已成为军事禁区，可望而不可即；我去瓜洲古渡口寻找他的足迹，过尽千帆皆不是，只见长江天际流。我遗憾中带着迷惘，迷惘中生长着力量，站在王安石的塑像前，在他千年华诞的今天，我要献上全部的尊敬和怀念。有些人的孤独，是世界剩下了一个自己。 有些人的孤独，是自己剩下了一个世界。于梅溪湖畔2021年12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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