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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泉州不仅是南宋帝国的对外贸易重镇，也是远东水域最大的商业中心。除四方来客云集的首府外，还囊括有多个提供辅助业务的临近县城，可谓是里里外外都充满着繁荣且乐观的气氛。然而，一群菲律宾海盗却在毫无征兆的背景下不请自来，连续在泉州府内肆虐整整15年时间。虽没有对港口本身的繁荣造成重大影响，去足以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贡献出别样视角。由于地理因素限制 泉州乃至整个福建的发展都略微滞后时至今日，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算不上出挑。究其原因，就是地理层面的限制比较厉害，不容易有类似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巨大爆发力。因为前者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输出口，而后者则是东西联动效应的起始点，故而能获得几倍于自身体量的资源配置。相比之下，福建虽有漫长且环境不错海岸线，却因内陆山地的阻隔而略显封闭。即便有水量不俗的九龙江、晋江和闽江穿过，也很难像珠江或长江那样支撑长距离运输。所能滋养的农产更是相当有限，从而阻碍到贸易据点向大规模城市迈进的步伐。若非某些额外因素惨杂其中，恐怕很难形成泉州在中世纪时代的异军突起。不过，极具调控性质的中央帝国经济，终究为福建沿海的壮大塑造出机遇。首先是在8-9世纪，原为贸易中心的扬州城和广州城，先后遭地方官军与黄巢叛军屠戮，从而使成形于南北朝阶段的商业物流网络遭严重冲击。特别是那些以东土为家的波斯、叙利亚或粟特商团，在两次劫难中遭决定性削弱，不得不把多年来把持的垄断地位拱手让与穆斯林新贵。后者也借助上述时代聚变，本能的重新选取落脚集散地，进而迅速云集到建城时间较短的泉州。不仅是因为这里有相当不错的锚地，也可以靠晋江补充淡水，并从容往返于南北之间。到了两宋，泉州已发展为远东水域最大的贸易商港，实现对广州和宁波的逆势反超。而且在北方丝绸之路被辽国掌控的情况下，经济税收价值持续攀升，几乎成为全国最紧要的几座城市之一。比如在皇帝稳坐汴梁的北宋，几乎没有真正具备海军性质的水师队伍，而泉州却是例外。后来朝廷南渡余杭，对商业收入与战舰的依赖日益加深，泉州的重要性也就跟着水涨船高。除缴纳更多税赋外，更是要经常为长江下游的前沿驻军补充精锐。因此，直到极度敌视商业的明朝立国为止，泉州都是那几百年里的东南贸易之星。期间不乏经历蒲寿庚叛变、伊司马仪之乱等血腥风波，但都能很快凭商业力量恢复生机。许多如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那样慕名而来的旅人，纷纷为城市的繁华赞叹不已。其中的一些索性留下定居，出资修缮起佛塔、清真寺、教堂或毗湿奴神庙。值得一提的是，港口贸易的兴盛还对周围郡县有带动作用。故而除位于今日泉州鲤城区的治所外，当时的泉州府还下辖金门、晋江、莆田等地，等于是将大半个厦门湾也囊括其中。那里都有朝廷记录在册的专业船户，负责为商品转运提供物流服务，自己也会偷偷参与一些走私活动。更有能出高价的富户，愿意主动购买许可证出海，成为依附于地方当局的官商。总的来说，就是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典型。与此同时，一场持续性的混乱正在海对岸的南洋地区发酵。曾经的霸主三佛齐王国，已经因内忧外患而分崩离析。他们既无法抵挡南印度的朱罗帝国攻击，又不再有能力对散布在各头的殖民据点进行有效统御。但取而代之的泰米尔人也仅仅走个过场，便将主力撤回次大陆的老家休养生息。受此影响，刚刚在锡兰和西苏门答腊站稳脚跟的穆斯林商人大举东进，成功将商业势力扩展到更多地方。由于他们的组织更严密、资金更雄厚、造船技术更先进，很容易对信仰佛教-印度教混合体的土著形成降维打击。于是，刚获得喘息之机的三佛齐后裔们根本无力重建帝国，只能继续被相互分割在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上。其中就包括生活在今天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人。作为曾经的霸主群体，米沙鄢人的祖先曾是南洋印度-佛教混合体的扩张急先锋。他们可能是严重加里曼丹岛南部东进，逐步迁徙至萨马岛、保和岛、宿务岛、内格罗斯岛、帕奈岛和巴拉望岛东部。或是在帝国的大厦将倾之际，举族迁徙至对手不易涉足的安全区域。因而非常渴望航运重接链接，以便获取维持原有文明水准的资源。可惜，故乡的远亲们已满足于为阿拉伯人充当中间商，且彼此间的勾心斗角胜过任何伟大理想。以至于穆斯林势力沿爪哇海岸迅速推进，逐渐辐射至近在咫尺的棉兰老岛。更为要命的是，在加里曼丹岛北部还有崛起不久的文莱人，已经把触手伸到南海上的巴拉望岛。至于菲律宾本土，亦有占据民都洛岛的马伊王国和苏禄人，以及位于吕宋岛的几个军阀势力。他们纷纷遣使与南宋交好，也十分欢迎泉州来的官商采购货品，却结结实实挡在米沙鄢人的势力范围北侧，等同于将后者排除出分红区间。长此以往，必然激发起可怕的暴力零元购行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菲律宾中部看着与福建相隔遥远，却并没有什么难以跨越的天谴鸿沟。譬如被俗称为“黑潮”的日本暖流，就可以将漂浮船只从吕宋东侧带往琉球。沿途中的分流又可以助水手自由发挥，转向航行至台湾岛西南，乃至海峡上的澎湖列岛。所以，对部分世代靠海吃饭、熟悉洋流变化的南岛居民来说，福建无疑是一个比广东更容易抵达的应允之地。作为三佛齐后裔的米沙鄢人，不会对此毫不知情。最后，南洋地区有着相当浓厚造船传统。尽管只是一些被称为卡拉科阿的独木舟，但通过安装风帆、配合有经验的导航员+划桨手，依然能在状况多变的海面纵横驰骋。其中的某些大型船，甚至可以单次载百余人跑出12-15节的短距离冲刺速度。而且吃水较浅，几乎可以在大部分海岸直接浅滩停靠。公元1171年，首批以米沙鄢人为主的海盗突然离开菲律宾中部。他们可能先是沿海岸线绕过吕宋，再利用日本暖流迅速北上，直至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才转向西侧。但也可能是沿宝岛东侧海岸北上，直到绕过基隆才转向西南方向。接着便堂而皇之的抵达澎湖列岛，对尚处萌芽状态的汉民社区索取贡品，还肆意到田间收割农作物。由于毫无防备且对入侵者一无所知，当时的宋朝官方将菲律宾海盗们称呼为“毗舍耶人”，甚至预估对方就来自琉球国附近。当然，如果考虑到日本暖流的具体走向，那么凭经验做出这样的判断也是情有可原。需知，当时并无明确史料明确记载南宋有在澎湖设立郡县管辖，更有可能仅是走私犯们的离岸天堂。以至于受害者连倾诉对象都难以寻觅，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为所欲为，尔后重新登船扬长而去。三年后，菲律宾海盗的船队故地重游。可能是觉得澎湖的贫瘠土地无法提供充足战利品，又或是已安排专人上岸控制，他们索性在横渡海峡后直扑泉州方向。只是没有攻打城池较为坚固的治所，而是登陆在南侧毗邻厦门湾的晋江。当地百姓在慌乱中逃入县城和村舍，只能希望靠紧闭大门的方式躲过一劫。不想这些皮肤黝黑的米沙鄢人竟只是将铁制的门环撬下带走，就主动选择去其他地方继续搜罗财物。不过，一旦有地方乡兵或民团与之遭遇，会立即被前所未见的战斗方式所震惊。因为前者主要使用磅数较小的弓箭，且普遍缺乏盾牌、盔甲等护具防御。后者虽同样身穿布衣、袍子，却能在很远距离上投资重型标枪。只是担心丢失重要的金属的部件，才会在枪杆上系着长约百英尺的绳索，便于使用后快速回收。显然，这样暴力的打击方式对普通民夫非常有效，但也暴露出米沙鄢人的生活困苦与物质匮乏。倘若遇到缺乏抵抗力的落单者，则会毫不犹豫的当场杀死，亦如对待受辱妇女时的残忍手段。可悲的是，非常依赖海运经济的南宋朝廷，竟对这类袭击根本没什么解决办法。这主要是因为自偏安江南以来，全国上下的大部分资源都被用于维持长江防线。尤其是在整个下游流域，从上海虹口的江湾到安徽宣城，几乎每个郡县都设有独立水师队伍。以至于本是海防重镇的泉州府，经常只能维持2000多人的船队，并需要定期移防江阴、常熟等关键区域。在最少时，只给地方上留下500名水兵应付。所以，既不能巡航澎湖侦查敌情，也没可能及时覆盖次要水域。加之米沙鄢人很清楚自身斤两，根本不攻击城池区域，也就能在“默许”下屡屡得逞。此后，菲律宾海盗们几乎每年都要光顾闽南水域，直到1189年后才终于停止。南宋方面除稍微加强泉州主城防御外，也就不愿为非重点区域花费昂贵资源。反而重新分析敌情，觉得毗舍耶人其实就来自台湾，是岛上众多原住民群体的一个分支。于是才有晋江知府汪大猷出面，组织部队赶往澎湖建房常驻，从而遏制住海盗们的无节制索取。在一些材料中，这次主动防御的时间被认为在1171年。但考虑到长达十多载的彻底被动，显然存有不能自洽的矛盾之处。当然，在米沙鄢人彻底收手之前，汪大猷已被罢官免职。但他做出的正确决策，还是让类似的劫掠行径在两年后戛然而止。毕竟，在无法拿捏澎湖的情况下，古代的帆船队很难从容横渡台湾海峡。至于正式将当地纳入郡县管辖的记载，还要等到更晚的1225年。另一方面，这些远程劫掠从未改善中菲律宾群岛居民的生活困境。他们将不得不继续面对文莱人、苏禄人、吕宋人与棉兰老岛邻居的压缩，在日益增多的穆斯林开拓者面前节节败退。彼此间的关系也相当恶劣，有时需要为1-2座小型岛屿的归属而兵戎相见。后来死于土著器斗的航海家麦哲伦，也是殒命于同这些人的后代接触。更晚抵达的西班牙征服者，同样需要为搞定他们而花费大量时间。平心而论，这场持续15-18年的海盗风波，并没有对宋朝的泉州港贸易造成多少冲击。首先就是因为来访者的造访时间比较固定，也没有触及核心区域，更没有实力拦截那些西来东往的先进海船。故而在浩瀚史籍中并无激起多少浪花，很容易遭后世看客忽略，几乎等同于一笔捉摸不透的糊涂账。若非少数当时人的记录，以及后来的穆斯林旅人的转载，今天的我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知晓其粗略过程。然而，对当时生活在晋江县一带的百姓而言，菲律宾海盗们的暴行却是真实且残酷的。他们不但损失财产，甚至会因对方的船小不便携带俘虏，而被突然降临的袭击夺取生命。只是由于皇帝的行在居于杭州，而被视作最大威胁的金国地处江北，才不得不忍受资源错配原则下的长期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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