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千七百五十字，字字珠玑耳目新。 ——黄源 在《书谱》中，孙过庭讨论书法欣赏的文字主要在第二段和第七段，也散见于其他各段。因为，书法理论必然涉及书法欣赏。书法欣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比较难。它涉及广泛而深邃的书法理论，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还有欣赏者的审美观以及时代风尚等综合性知识。一般地说，欣赏者的知识和学养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难以理解某些作品的内涵。孙过庭似乎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实际上水平不够，确无法得悉其中的微妙，正如宋玉说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别，曲高和寡，倒是常见的事。 书法的特点，表现在它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如果和其姊妹艺术——绘画和音乐相比较，则可发现绘画是有物可像，又有色彩的烘托作对比，就更觉具体，容易为视觉所接受。反之，音乐则抽象而模糊，但它有明彻的节奏和不同的基调，易于诱导感情，而为听觉所接受。书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早已离开具体的形象，特别是经过“隶变”之后，便越离越远，而抽象的成分越多，简直就是概念化了，也可说是符号化了。比之于绘画，既不具体，又无色彩的渲染，仅有黑白的对比；它又是无声，它能凝积时间上的不同节奏，可听不到，但通过视觉可以感知。因为是用线条符号为表现方式，它较之旋律又稍具体。所以，书法是以线条符号为表现手段的视觉空间艺术。书法不及绘画那么易于感受，然而它有时间上的律动感，这与音乐较接近。音乐随时间而消逝，书法却以线条符号为主凝结在受体（纸、帛、竹、石、木等）上，永不消逝，这又与绘画相同。 由此可见，从表达的形式来说，书法不及绘画或音乐那么易于感受，但从表现的手段来说，却有其独特的魅力。它仅用黑白两色作对比，显示出鲜明的色彩感；用有限的（约十种）基本笔画，进行不同的搭配与组合，能体现出不同的情调和感受。它虽属于视觉的空间艺术，却能将流动的时间节奏固定下来，呈现一种律动美。可以说，书法是无色彩的图画，又是无声的音乐或凝固的旋律。梁启超说：“美术之中，以写字（即书法）为最高，旁的没有的优点，写字有之，旁的没有的，写字能表现出来！”的确，它有充分的表现力，能将人的思想引入高妙的意境，这正是书法的独特之所在。 然而对于缺乏学养或书法实践较少的人来说，是不那么好理解的，也就无法领会其中的意境。上面指出，书法接近音乐，是高度概括和高度抽象的。正因如此，便显得模糊而难以名状。艺术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赖于精确的数字记录和公式概括。艺术却不行，愈精确，愈细致，就愈得不到要领。孙过庭说：“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又说：“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真正懂得书法欣赏的人，只顾挹取、领会、赏会书法的笔情墨趣与结体等之要妙，根本就顾不上用语言或文字来论述其中的奥义，也懒于这么做，何况又是说不清楚的。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还离事物老远；“好之者”虽已走近该事物，但还未进入到该事物的里面；只有“乐之者”才到了该事物的里面，已在尽情享受其乐，也就顾不上讲了，也说不清楚。陶渊明《饮酒》诗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正是这种境界！因之，孙过庭不得不慨叹：“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 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另一不同之处是，自然科学对某一事物既已掌握其规律和有关数字之后，便可反复人为地出现或大数量制造相同品。艺术却不行（石印、翻模或复印，那不是艺术），任何高明的艺术家不可能，也不肯创作出绝对相同的第二件作品！相信王羲之酒醒后曾多次写过《兰亭序》，但就是写不好，最后不得不以草稿本行世。这就是艺术品为什么那么宝贵，为人所藏。而历来在书画方面的造假作伪，总是逃不了鉴定者的慧眼。当然对不懂的人来说是可以起欺骗作用的，所谓“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却极常见到。孙过庭本人就曾有过亲身体验，“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这些人根本不懂书法，只是跟着别人附庸风雅而已。“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一番好心，碰了钉子。但他也会捉弄他们“余乃假之以缃漂，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这是经常有的事，一般人将一些败笔当宝贝观赏，而好作品不认得。“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机，父削而子懊，知与不知也”。所以他不得不慨叹知音之难得。 其次，书法欣赏，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在书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汉章帝甚至破除当时惯例，让杜度以章草上奏，可见其爱之深了。然而赵壹则以草书为不经；南唐李后主评颜鲁公书曰：“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杈手并脚田舍汉耳。”但另一些人则称其刚劲超群。二王之书，在历史上就很有起伏。齐梁之际，人们对大王之书，不感兴趣，而崇尚小王。可是，唐太宗却偏爱大王而贬低小王。但五十年后，张怀瓘还是推崇小王而抑大王。这些都是例子。 最后谈一下书法与时尚的关系，有的是属于书体本身发展关系，如“古质而今妍”。孙过庭说：“夫质以代兴，妍因俗异。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任何书体在刚产生之始，大都朴质无华，待成熟时，便显雄浑。及至末期，就出现妍媚之习，这就是孙过庭所指“质文三变”，也就是时代不同的一种趋向。然而有的风习之兴，不属于书体发展之关系，而是因在位者之爱好或政治的需要形成的，如前面所提汉章帝、李世民、李后主等的偏爱而形成的习尚即是。又如从唐代开科举，举子们便以主考官的爱好而变字体，以至到后来的馆阁体的形成便是好例。至于清代康熙喜董（其昌），乾隆爱赵（子昂），也是一时成风习的例子。 不过，不管是书体发展所形成的风尚也好，或是某人的主观爱好也好，它可以形成风气，也可以一时抑扬臧否。但书法本身的好坏，自有它的标准，这些就不在此多说了。总之，书法欣赏是一项较为高深的知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所赖欣赏者一定要有深厚的学养与书法实践，才能有正确的评判，希望大家在学养和实践方面多下功夫。  黄源（1914-2006年），字子渊，湖南常德人。1930年代考入湘雅医学院本科班，毕业后入国立贵州大学农业经济系，委任为贵州大学子校校长。1950年起历任第三军医大学解剖学讲师、贵阳医学院解剖学教授。1985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任馆办贵州省业余书法艺术学校校长兼教授、贵州文光书画研究会会长、贵州省书法教育研究会会长。擅金文、汉隶及章草，喜作水墨写意画。出版专著《<急就章>还真帖》《书法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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