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原生性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至今充满活力的文明，至少延续了5000年，是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客观存在。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是其生机蓬勃、历久弥新的动力来源。

精神文明中的理论创新——

文明无法抱残守缺，否则就会故步自封，以致中断、消亡。在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中，人们很早就意识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商汤时期的盘铭就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激励商王弃旧图新。周文王登位后励精图治、推陈出新，奠定了周王朝800多年的基业，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孔子对殷革夏命、周商兴替有过精彩论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一“损益”之说，表达了中华文明对务本和革新的辩证思考，强调的是革去不合时宜的陈腐观念，继承合理的核心内容，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碰撞蔚为壮观，以儒、墨、道、法四家学说为主干，奠基了后世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在同时代世界其他文明以“巫”来解释社会演变之时，中华文明强调人类自身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不语怪、力、乱、神”，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告诫世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因时而变，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做到今胜于昔。

顺应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儒、墨、道、法为主干的知识体系应物而变、与时俱进，中华文明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儒者，创立和改进天理、心性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将传统儒学和道学糅合改造为高度形而上学的综合体系，构建出“存理存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论。

近代以来，面对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冲击，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些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曾一度将西方理论拿来就用。可事实证明，全盘西化的知识体系无法适应中国。正如朱熹所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而言，必须勇于创新，必须走自己的路。

制度文明中的实践创新——

春秋时期的管仲，在井田制瓦解的背景下，提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政策，将土地分配到户，用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为齐桓公称霸中原奠定基础。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立县制、统一度量衡”，使秦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奠定基础，也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代在秦制的基础上适时进行改革，如建立刺史监察制度，后来逐渐发展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在选官制度上，汉代对官员的要求更加绵密，如规定六千石以下、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所有的家属不准经商，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隋唐、元宋之际，郡县制时有变化。宋朝在地方设路，是直辖于中央的监察区；元朝在州县之上设立行省，这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在选举制度上，隋朝建立科举制，从县到府再到国家统一考试，以选拔人才。由此，官吏的选拔不限定于特殊的阶层、特定的家族，大量出身社会底层的人跻身于治国理政的精英行列。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积极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传统，一边通过实践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当代的中国”。

物质文明中的科技创新——

文明在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难乃至存亡危机。中华文明从形成开始，就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托于现实的人身上，通过人的创新来克服现实中的困难。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钻木取火的不是神，而是来自英雄人物燧人氏；中医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神农尝遍百草的真知收获。

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讲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进一步来看，中国发明天干地支用来记录时间，这种文字计时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折射出对宇宙和生命的独特思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依据星位判断时节变化、指导农事的伟大发明，代表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发达农耕文化。

唐宋时期，天文科学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唐代僧人一行（本名张遂）在世界上首次准确测量出子午线长度，其设计制造的水运浑天仪更加精巧，被认为是最早的机械时钟，“是一切擒纵器的祖先，走在欧洲14世纪第一具机械时钟的前面”。

明清时期，尽管八股取士严重压抑文人士大夫从事创新探索，但中国人民追求先进的本性没有泯灭。1405年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沿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足迹远至红海、东非地区，比西方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早了一个世纪左右。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是中国人建造的木质帆船“福船”，最大约有44丈长、18丈宽（146.67米长、50.94米宽），远大于哥伦布船队乘坐的“圣玛利亚”号。“福船”的水密隔舱技艺，既保证船舱具有良好的抗沉性和坚固性，又能更好地管理和运输货物，造就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疑前人所未疑，试前人所未试。中华民族努力追求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的创新与升华，在实现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必将把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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