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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北参观结束后，我们从郑州乘火车返抵北京后，周总理便问大家的身体怎样? 政协领导人便向他老人家汇报，完全按照他的指示：活动日程安排是注意劳逸结合，乘火车都是睡软席下铺，饭菜不太油腻…… 杜聿明和我们知道，总理在我们参观前竟这么仔细关照过，无不感动万分，都说，自己的父母也不会对这么大的子女，还这么关心啊！ 杜聿明等回到北京不久，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六人，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由过去的每月 100 元提到 200 元。 他们接到这一邀请通知书时，无不心情激动万分，杜聿明还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表达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要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竭心尽力。 1965 年 5 月 9 日上午，文史专员们正在办公室学习文件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因错服了药引起昏迷不醒，要杜聿明马上回去处理。  杜聿明和夫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杜一听，急得不得了，政协领导立即派车并指定要我，陪同杜一道回去照料，因我在专员中是最年轻力壮的。 我和杜聿明上车后，他那种着急和不安的神情，是过去少见的，当我们把曹秀清送到协和医院去进行抢救时，杜聿明眼泪不停地流着，他伏在曹秀清身边，连哭带叫。 三个多小时抢救，他就这样哭叫了三个小时，我在旁边看了，也深深为他这种深厚情谊所感动。 曹秀清被抢救过来后，杜聿明却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医院害怕病人因年老体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便要家属留下来，在旁照料。 杜聿明回去稍稍休息后，便来接替我，因为夜间还得有人陪伴，我和杜聿明便商量好，白天由我去医院照料，杜回去休息，夜间杜来接班，我就回去休息。 在曹秀清住院的 16 天里，就这样轮流替换着。 在那短短的十多天中，杜聿明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常常在离家来医院接班时，房门也记不得关，敞着就走了，烧在炉子上的开水也忘记拿下来，第二天回去，开水壶的底都烧坏了。 每天一进医院见到我之后，就急忙问:“病人好一点没有，吃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想吃什么没有……” 总之，每天都要这么仔仔细细问清楚后才让我走。有时，一听说曹秀清有点不舒服，又着急得不得了，一听说比昨天好一些，又那么高兴，变得像小孩一样。 谁会想到，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自己夫人生病时，会失去常态。 有时，他下班回去白天睡不着，还到处去买些曹秀清平日爱吃的东西，或者自己做一两样她爱吃的菜，带到医院来让曹秀清高兴高兴。 医院的医生们，每天看我都陪在那里，便问曹秀清，我是她的什么人，曹便很认真地说，我是她的“表弟”。 从那以后，她不让我再叫她杜大嫂而改称她为表姐，所以，后来乌兰夫请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吃饭时，杜致礼告诉乌兰夫，她妈妈生病时，多亏舅舅照顾她。 乌很奇怪，何时她有一位舅舅的?杜致礼才把这段经过说了出来。 曹秀清病好一些后，就让我讲故事给她听，我除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奇奇怪怪的事见得不少外，也会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编出一些故事来，她听了很高兴。 有时，我也问她在台湾和美国的一些情况。 她们和我一样，也是六个孩子，她说杜聿明被俘后，在台湾的日子真不好过，后来带了一个小儿子去美国，这是她最爱的一个，不料，因开快车，连人带车翻在山沟里摔死了。 她很痛心，幸亏女婿杨振宁和女儿杜致礼，对她都十分孝，,所以才略感安慰。 她还有四个孩子在台湾，因而杜聿明和她都希望台湾早一点统一，使他们家人能团聚。 人们因杜聿明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当女婿，都十分羡慕。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时，杜聿明还在功德林监狱内改造。 他从报上，看到杨在斯得哥尔摩领取奖金的消息和照片后，终于把信纸摊开,草草写下这样几句: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光荣，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人们都估计，正在得意万分的杨振宁不可能给杜聿明写回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岳父还在共产党监狱内服刑，不会愿意惹麻烦。 当时，中美还处在敌对阶段，可是很出人意外，杨振宁居然不久就有信来，虽然也是写得很短，但也说明他对岳父的关怀，还着重说了一句:“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凭着杜聿明这几句话，不但成了杨振宁回来讲学的桥梁，也把曹秀清吸引回来了。 曹秀清的病终于好了，杜聿明高兴异常地迎接她出院时，曹秀清却泪流满面。 我十分纳闷，怎么这么多天她没有哭而是杜聿明哭，今天病愈出院杜聿明笑了她却哭，我便问她:“表姐，什么事使您难受，是不是病没完全好?” 她边流泪，边指着杜聿明消瘦的面颊和红肿的眼睛说:“我这场病，把他拖成这个样子,我夜晚在病房内，还不觉得，今天在外面一看到这副面容，我怎么会不难过啊!” 这一对患难夫妻的真诚感情,这次，我才亲自领会到了。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革”十年大浩劫的前奏曲——批《海瑞罢官》刚刚开始，许多政治上敏感的人，便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 所以，好多机关的领导们，便开始进行一些“洗脸洗澡”的活动，自动提出每周参加一次两次义务劳动。 当时，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一些领导，也选定了每星期二，去西安门北京低压电器厂劳动一天。 我们这些文史专员们也认为，这种自我请求劳动的事，决不能落后于人，也提出来一同去劳动一天。 我记得，头一天我们都提前半小时到达了低压电器厂门口排着队，等候工厂开门领我们进去。 在那里劳动，是很轻微的，也是象征性的，所以，许多人虽年过花甲，不少已届古稀之年,都能坚持得下来。 第一天，由一位女同志把文史专员领到一个小车间，让我们两人一桌先坐下来，再安排我们工作。 记不清，是工厂有意还是巧合，溥仪和班禅两人坐在一张桌上，那天的任务是在一块不到一尺长的零件上，拧上五个螺丝钉就算完成一件。 溥仪是一出娘胎就有人招扶，大了更是前呼后拥惯了的人，从没有自已亲手拿过改锥一类工具，所以，看来一项极轻松的劳动，在他身上却是困难万分，他先是看别人把螺丝安上用改锥拧几下就上好了，而溥仪却怎么也无法把螺丝拧进那小洞内。 那天，杜聿明自己请求安装一个大件，不坐在桌上，而是放在地上安装,他一看溥仪弄的满头大汗，便跑过去一问，原来是他从未弄过这玩意儿，杜便告诉他，螺丝放上去后，用手轻轻拧一下，等站稳后，再用改锥顺时针为向转动，就可以安上了。 溥仪忙问一句:“顺时针方向，是朝南还是朝北?” 这句话，弄得我们都笑出声来，杜聿明便手把手地教他，对着自己身上转，而不要朝外转就行了。 于是，溥仪把整个手掌将改锥握住,掌心顶着，用力转动，杜又教他要用手指握牢转动，不要去顶，他怎样也不会，半天装了一块零件。 一验收,不是太松，就是由于改锥滑动把零件表面划出一道道痕迹，结果是:“不合格”。 领班的考虑了很久，才决定不再让他拧螺丝，而做一种最简单的工作，即一个螺丝套一个螺母，不过，中间要加套两个垫圈。 这总能干好了罢，结果一验收，不是套的垫圈少了，就是多了。但总得让他做点事，垫圈多点少点就由它去吧，所以，他便一直干那个活没有再换，也没有可换的了。 我们总共才去四次，也就是四个星期，就有红卫兵到工厂警告我们，要回单位去，不能在这里利用劳动逃避阶级斗争。这昙花一现的义务劳动，在我们生活中，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 而溥仪的笨手笨脚，却给我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 我们这一群文史专业，不久后，便被指为“横扫”的“重点对象”,自然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过去写的资料上，一些旧的名称，如什么“剿匪总部”之类的东西，都被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借写史料咒骂党和人民，应罪上加罪，于是，我们都写检讨作成大字报贴出去。 到了1966年8月24日下午，政协的什么“造反派”,公然以命令形式，宣布解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政协主席周恩来亲自决定成立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而总理亲自安排在文史委员会担任专员的十多人，除一律扣发每月 30%的工资外，还要我们立即停止工作，不准再到政协上班，说我们到政协去，是钻防空洞避风雨，要我们都回家去，到社会上见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世面。 同时，只准我们把办公室私人用品带走，其余查封不许动。 我们不敢再去上班，但工资还得领，政协机关的那些红卫兵在我们去领工资时，便百般刁难让我们干力不能及的重劳动，连喘息一下都挨打挨骂，大家把领工资视为畏途。不领，又无法维持生活,所以，还得忍受一切去领。 当时，我住在政协附近西黄城根，加上我有一辆自行车，只要几分钟就会骑到政协机关，我就想替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人和住在他们一起的唐生明委员等代领工资。 会计室工作的几位干部，虽然在那些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面前，也板着面孔给我们说话，但没人在时，却又和平日一样，在当时，一副笑脸、一句关怀的话，都是无比安慰。 我便得寸进尺提出来，可否代别人领工资?居然得到了同意，我连忙打开手提包，迅速代为签名，把代领的几份工资匆匆领走，骑上自行车，直奔东四前厂胡同。 当我第一次把工资送到杜聿明等手中时，他们无不高兴异常，都问我怎么去领的，我说我一进后门(当时政协的大门自己封了,由锦什坊街后面进出)，便先找一把扫帚，从后门一直扫到西边那个大的男厕所，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再从厕所一路扫到会计室，把会计室门口打扫完了，才看准趁没有别人进去时，迅速把自己的和代领的工资取走。 虽然从进去到出门，都得挨上几句骂，我也只装没有听见，面不改色从容走出，因为要面带愤怒的表情，那就休想出门了，我懂得这个诀窍，所以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被扣去的一个月 30%的工资，隔了两个月，又补发给我们了。 当我把当月工资和补发的工资领了，送给杜聿明等人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不再扣发已满意了，还把扣去的又补回来，谁会在这个时候还这么关心我们呢?  唐生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正在议论时，唐生明叼着香烟走到杜聿明客厅里，笑嘻嘻地说:“你们没有猜到吧！我昨天才听到有人告诉我，周总理对政协扣发我们的工资十分生气，所以后来才没有再扣。 前不久，有人把扣去我们的工资作为政协的节余经费上交时，被总理知道了，又命令他们一定要如数补发给我们，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又补发了。” 这时，大家的心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总理那么忙，居然还这样关心我们，要不，我们真不知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又有一次，我去领工资时，看到政协机关有几十人签名的一张大字报，说文史专员过去都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应当一个不留地遣送回各自的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我看了后，不敢告诉杜聿明等人，怕他们害怕，幸好，第二次我再去机关领工资时，看到这张大字报撕掉了。 当时，敢撕大字报的决不是一般人，这说明是有指示不让他们这样提，所以才撕掉的。 在“文革”期间，杜聿明和溥仪两人，几乎是各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都要想“串”一下的知名人物。 有一次，几个由外地来京的红卫兵由北京某大学的红卫兵带领，去找杜聿明，这些人过去都没见过他，只查出了他的住址，所以迳直走进他住的那个四合院。 正想打听时，便看到一位身穿粗布工作服，在做花盆架子的木工，他们对这老人毫无礼貌地吼了一声:“快给我们把杜聿明叫出来！” 这位老人没有理会，仍旧慢条斯理地一边盯着花盆架的木条，看看刨直了没有，一边满不在乎地反问他们一声:“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这些小将们一看，这老头对他们这样怠慢，便大声嚷道:“我们有要紧的事要见见他，你快去把他给我们找出来!” 老人仍旧一动不动，只是“啊”了一声，照样在弄他的花盆架子。 老人的举动，使得红卫兵发起火来，大喊大叫起来，看到这种情景，老人毫不介意地说:“你们不是见到杜聿明了吗！他已见到了你们，也和你们谈了话，还要我再去找谁呢？有事就请直说吧!” 这下子，这群小家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认为是杜聿明家佣人的老头子就是杜聿明本人。 他们一见杜聿明如此穿着，而且在干活，并做得一手好木工，便不好再发脾气，和他聊了一阵便走了。 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小红卫兵，还用铅笔，在他刨得很光的木条上写下几句打油诗: “久闻大名,今见其人,和我一样,也戴眼镜。” 杜聿明自己当时并未发觉，而是他院内一个小朋友告诉他的。他笑了一笑，顺手刨了两刨，便把这首打油诗刨掉了。 后来，杜聿明谈起此事，还感到有点后悔，当时不应把它刨掉，而应当保留下来作一纪念。 在十年浩劫中，由于周总理的爱护，留在北京的十多名特赦人员才没有被赶回老家管教，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只有康泽和我，以及董益三三个“属牛的”(当时许多人称干过特务工作的是“属牛的”或“姓牛的”,因特字旁边是个牛字)曾以“保护”为名，再度被“关进监狱”严加“保护”。 杜聿明、宋希濂等专员，则在政协的红卫兵监督下，与几位被他们指为“叛徒”、“特务”嫌疑的老革命干部一同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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