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犍陀罗是连接南亚次大陆的枢纽，是地中海、伊朗、中亚草原和印度诸文明的交汇地。 其考古遗址在兴都库什山和喀拉昆仑山南端，即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河谷到印度河东岸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谷东部一带。
故宫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珍贵文物。 犍陀罗融合了古希腊神话、美学和哲学、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弥赛亚信仰、南亚的印度教、佛教，成为早期世界宗教中心之一。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说，在犍陀罗，各神祗和宗教派别和地方首领形成相互竞争。 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或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争相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 统治者为在竞争中占优势的宗教投资，兴建豪华的神殿，与拥有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祭司加强关联，以便更好掌控政权内部势力。 统治者不是一味听从某独立宗教集团（有时可能还是世袭的）的教义，但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宗教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这也是宗教的重要性所在。
亚历山大的征服之旅为所及地域的人们开放思想铺平了道路，也为边远地区的人们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机遇。
Gold Bowl with Image of Bacchus 伊斯兰堡博物馆藏 金碗里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罗马人称为巴克斯，他是古希腊色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尼采的悲剧精神即来自于酒神精神。 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亚历山大要求一定要将希腊的宗教远传至印度，这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才能在亚洲得到广泛尊崇。 在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亚特佩（Tillya Tepe，也叫蒂拉丘地）发现的贵族墓葬中，制作精美的殉葬品很多是希腊神灵的形象，并刻有铭文。
在亚历山大死后的一个多世纪，希腊语一直都是巴克特里亚的日常官方用语。 希腊语已深深渗透到印度次大陆。 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颁布的一些法令都会附有希腊文翻译，明显是为照顾当地说希腊语的人。 如果看问题的方法或者思维方式多元化的话，人的心胸应该更加开阔。
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 哈波科拉底斯是古希腊沉默和保密之神，是希腊人将古埃及的儿童神荷鲁斯改造后形成的新神衹，其信仰自托勒密亚历山大城（今埃及亚历山大港）发展起来。 此像右手食指指向自己的嘴唇，寓意不许信徒说出揭示给他们的秘密。 左手持物已散佚，应为莲花或是丰饶角。头戴埃及的南北冠，头发呈波浪形，是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  金质耳饰 Ear Pendant 前1世纪此为一只水蛭形状装饰和垂饰组合而成的金耳环。 耳环上半部分是无花纹的水蛭状新月形，有扣环。 水蛭上挂着一个可以动的圆环，圆环上挂着花蕾形状的垂饰。 水蛭是薄金片构成的，核心为紫胶或沥青，这种做法来源于希腊人，在塔克西拉的首饰中很常见。
头戴宝冠，左手持金刚杵，表现了帝释天的形象。 金刚杵是摧破敌人的武器，在犍陀罗美术中经常见于帝释天与药叉手中握有，这些尊神都具有战士的特点。 此像塑造了一位蓄须的异国人物形象，是古希腊风格在犍陀罗地区的反映。 人物衣服表面用双线表现衣纹，是晚期犍陀罗雕刻中常用的表现手法。 早期的佛教是没有塑像的，只用一些象征物来代表佛陀，例如佛陀的脚印、悉达多的头巾等。  佛足印刻石 Buddhapadha (Footprints of Buddha)用佛足印象征佛陀是佛教早期美术作品中常见的艺术形式，或为特定宗教圣地自然形成的凹坑，或为佛教徒根据此类凹坑仿制的足迹石刻。 本件佛足印采用犍陀罗地区常见的灰色片岩雕造，足印中部各有万字符，足跟部现莲花，对应释迦牟尼在降生之时'步步生莲'之说。 两足外为二立姿供养人。 佛足印刻石 Buddha ' s Footprint (Buddhapadha)在佛像诞生之前，佛足石是代表佛陀的重要象征物； 在佛像出现之后依然是神圣的象征。 犍陀罗地区有大量佛足石遗存，佛足上常见万字、三宝、法轮、莲花等图案。 这件佛足石脚掌部分有放光状的多辐法轮，下缘的怯卢文题刻意为'佛陀-释迦牟尼之足迹'。 此佛足石非常著名，很可能就是法显、宋云和玄奘等中土求法僧们在斯瓦特见到并记录下来的圣迹。
绿色片岩1-2世纪 斯瓦特博物馆藏 这件雕刻刻有三道宝阶，宝阶上生长着三棵菩提树。 中间宝阶的最下一级有一对脚印，象征佛陀；左右两侧宝阶上站立着双手合十的梵天和帝释天；在足迹前有一人跪着恭迎佛陀。 据说此人是佛陀的弟子莲华色比丘尼，她化作转轮王之身迎接佛陀的归来。 这件作品为犍陀罗地区早期以象征物来表现佛陀形象的代表之作，极为珍贵。 在犍陀罗（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的当地人建立阿波罗崇拜后，佛祖的塑像开始出现。 佛教徒感觉受到新宗教的威胁，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视觉形象。 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和阿波罗崇拜存在关联，其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罗的形象为模板，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响。 在此之前，佛教徒从不愿抛头露面、在外张扬，如今宗教竞争迫使他们做出反应、学习借鉴、改革创新。 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 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八正道'，脱离苦海，到达涅槃。 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 然而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佛教发生了剧变：这个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纯粹依靠自我发展的宗教，如今却借鉴了许多其他宗教的做法并建起更多圣地，使通往彻悟和佛国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 与佛陀相关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起来，并成为人们朝拜的地点。 同时，佛经也指导人们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实、更具象。 该时代的《妙法莲华经》说，向寺庙献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样，雇用乐师'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饶铜钹'也有助于朝拜者证得佛果。 信徒们力求使佛教看得见、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来越嘈杂的宗教环境中更具有竞争力。 此浮雕左侧为宫廷生活，悉达多夫妇坐于床榻上，右手似举着花朵，旁侧有服侍的宫女。 右侧为四门出游的场景之一：悉达多太子骑在马上，画面右侧有位衣衫褴褛的病者，坐于地上，左手努力支撑着身体，右手举起，似乎正向太子讲述自己的不幸。 最右侧残存着另一个四门出游的场面，可见骑马的太子。 '降魔成道'记载于若干印度佛经，属于佛传故事的一部分。 佛陀居中而坐，头部上方为菩提树，左手持衣襟，右手作降魔印。 两边分别有一组人物，画面整体呈对称式构图。 根据人物衣着、手持物判断，佛陀左边一组人物为正在攻佛的魔众，魔王波旬靠近佛陀，正拔剑出鞘。 佛教的种子在亚洲迅速播散，特别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 阿育王在公元前3世纪创建印度帝国之后，对屠杀场面深感悔悟，开始努力推广佛教。 这一时期的碑文证明，在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祷。 有一支宗教被称作'治愈者'(Therapeutae)，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展了几个世纪，其特征和佛教别无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经文、强调通过祈祷获得精神觉醒以及摆脱自我以求得内心平静。 原始资料的模糊表述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追踪佛教的传播途径。 然而幸运的是，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情况。 地方统治者必须决定是否容忍其出现，是取缔禁止还是接纳支持。 有个人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Menander)，亚历山大手下大臣的后代。 据《那先比丘经》(Milindapanha）记载，国王在一个得道高僧的睿智、热情和谦恭的劝说下（此僧与当时世界的肤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佛教的教义悟道。 阿育王施土 Offering of a Handful of Dust by Asoka to Buddha in His Previous Birth 这件作品是佛传图浮雕，根据释迦牟尼佛传记雕刻而成，通常以佛陀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分舍利等特定事迹为刻画对象。 这件浮雕作品自上而下分别雕刻了五个场景，分别是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离开毗舍离城、力士移山、佛陀涅槃。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沿着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围扩展和传播。 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纷纷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的深处。 向北和向东，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和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是这些来自亚洲中心的旅行商人，凭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长途贸易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宗教也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随着更多的粟特人成为佛教徒，他们在主商道上建起越来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萨山谷（Hunza Valley）可以见到无数过路的粟特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边的石头上，以求漫长的旅程平安而有收获。 显然，这些离家远游的人正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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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Michael430 > 《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