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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0日下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崇新教授应我院邀请为我院全体业务人员、文博同行以及社会观众做了题为《广州佛教三题》的学术讲座。这是“考古广州·海丝专题”系列讲座2023年的第1讲。开设海丝专题系列讲座是为了营造浓厚的海丝文化氛围，增加以海丝为主题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深化普通观众对海丝的了解，同时增进我院与同行之间的交流学习。本次讲座由我院黄洪流书记主持。
中山大学姚崇新教授
讲座现场 广州，在中国佛教史上一直占据独特地位，具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因此，广州的宗教研究意义重大，应当受到更多关注。本次讲座主要选取三方面议题，对广州佛教加以考察。 佛教在广州的初传 谈到广州佛教，首先要溯源至交州，因为汉代时广州仍隶属于交州。据汉代文献记载，公元2世纪晚期交州可能已有佛教传播。《牟子理惑论》为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牟子在灵帝驾崩（189）前避世交趾、回应世俗对佛教非议所撰。其所持佛教源自当时内陆流行的佛教，与交趾本土并无关系。《高僧传》中记录了康僧会从天竺来到交趾、服孝后弘法之事。可知，康僧会出家之时绝不会早于牟子抵达交趾的时间，因此，交州佛教并非始于康僧会，初传约在公元2世纪末。目前的历史证据表明，交州的早期佛教与汉末内陆避世交趾之人息息相关，来自中国内陆。 就广州而言，佛教初传广州也是在东汉末期。据《出三藏记集》安世高本传记载，为了却前世夙缘，安息国太子安世高自北方南下，在广州逗留后，又转往会稽。而与其有过接触的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这是佛教传入广州的最早记载，时间为公元2世纪末，且同样来自内陆。 虽然西晋末年已有天竺僧人泛海广州，但本地佛教在东晋以后才渐有起色。文献所见最早自海道来广州的僧人是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住白沙寺译经授徒。
清代光孝寺大殿 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光孝寺初建于3世纪末4世纪初，是广州最早的寺院之一。曾驻锡于此的中外高僧、名不见经传的外籍僧人，以及取海道赴印求法曾经停的中国高僧，成就了光孝寺在中古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古岭南名刹之一。 （一）外籍僧人 真谛（梵名拘那罗陀），西天竺高僧，于梁大同十二年（546）自海路到达广州，后北上京师，又到建康。陈天嘉三年（562）再到广州。驻锡寺院先为制旨寺，后为王园寺，皆为光孝寺的前身。期间除短期前往广州另一寺院宣讲外，基本未离开这两座寺院，在广州停留近7年。真谛驻锡光孝寺期间，译经与讲述并举。在广州期间翻译的经典包括《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广义法门经》以及《俱舍论》等。由于真谛的到来，光孝寺一时高僧云集，汇聚于真谛门下。光孝寺也一时成为岭南佛经翻译和佛教义学的中心，广州同时首次成为南方的译经中心。 般剌蜜帝，中印度僧人，约于武周末泛海抵广州，驻锡于制止寺。驻锡期间翻译了《首楞严经》，这部经典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楞严经》译出后，出现了两次传播高峰，常讲和常注最终促成楞严义学的形成。楞严义学在明末达到了顶峰，最终成为中国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溯源来看，楞严义学的兴起源自般剌蜜帝对《楞严经》的翻译。因此，楞严义学兴起的序幕是从岭南拉开的，可视为中古岭南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又一重要贡献，其中光孝寺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空，北天竺人，唐代密教高僧，开元三大士之一。据文献记载，不空在其师金刚智于洛阳示寂后奉师遗命前往五天竺及师子国，路经广州，被邀暂时停留，驻锡法性寺（即后来的光孝寺），后又再次经停广州。除此之外，他在同属岭南的韶州（今韶关）停留达三年之久。在不空到来之前，岭南地区鲜见密僧传教或密典翻译的踪迹，因此，不空的到来，是岭南密教发展的重要契机。
《宋高僧传》书影 根据《不空三藏行状》和《宋高僧传》不空本传记载，应唐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敦请，不空三藏在光孝寺临时建立道场，为数以千计的四众灌顶。这是文献所见岭南地区第一个密教坛场，这次的灌顶活动也是记载所见岭南地区的首次，对后来岭南密教仪式系统的建立应该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不空在促进岭南密教的传播与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时，由于密宗重视文殊菩萨，不空的到来还间接地促成文殊信仰在岭南的兴起，其中光孝寺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中国僧人 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中，影响最大的三位为法显、玄奘和义净。而往返皆取海路的只有义净。他不仅从广州出发，从广州回国，且在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停留期间，还一度暂回广州。在滞留室利佛逝暂回广州期间，义净驻锡于制旨寺。后正式返回广州并停留了一年多。可以推断在此期间仍住在制旨寺。 义净为著名律师，在室利佛逝国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该书核心内容为戒律。在广州停留的一年多时间里，义净必然与道俗分享了此项求法成果，推动了岭南律学的进步，使得光孝寺一时成为岭南律学传播的中心。 律宗大师鉴真和尚，在天宝七年（748）第五次东渡航行时，因恶浪漂泊至海南岛的振州，后经崖州等地再到广州，驻锡大云寺（即后来的光孝寺）达数月。鉴真每住一寺，皆以授戒、讲律为己任。随着义净、鉴真的先后到来，共同推动了岭南律宗及戒律实践的发展，其中光孝寺功不可没。
鉴真像 广州与中国佛教艺术的海上传播 我国南朝的佛教造像，尤其是萧梁时期，具有一定的印度本土因素。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境内陆续出土了数件保存相对完好的南朝风格的佛教造像，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迄今为止，越南南部和柬埔寨境内出土的南朝风格的佛教造像共4件，内容包括佛、菩萨、力士等，均为青铜造像。
越南南部和柬埔寨境内出土南朝风格佛教造像地点示意图     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 对比以上两组佛像，在造型、工艺材料上都十分相似。造型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人像为长圆脸，身形瘦削，面露微笑，体态削肩，尤其是力士不同于唐时的身形健硕，更为单薄。服饰宽大飘逸，观音像宝冠都为平顶。由此可知，海外发现的这四件造像也应为中国本土制造。“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是佛教艺术的首次本土化，可见中国佛教艺术对东南亚的输出与互动。 从文献上看，当时东南亚大国扶南曾多次献佛经佛像于萧梁，而萧梁也可能以富有中国特色的佛像回赠扶南。这几件扶南王国时期的遗物很可能是由当时两国的使者携往，也不排除两国僧侣或商人携往的可能性。 从年代分析看，造像时间与萧梁扶南之间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基本相合，二者均在萧梁初、中期。由此可知，萧梁并不是单方面输入扶南的经像，萧梁与扶南之间存在真正的佛教艺术的交流与互动。 中古以来，经中国吸收改造进而完全本土化的中式佛教艺术开始不断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东南亚南朝造像的发现，揭示出早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中式佛教造像已深入到中南半岛南端，这是迄今所知中国佛教艺术向南传播最远的地方。大量文献可证，广州在南朝海上交通的地位无可比拟，由此可知，南朝佛教艺术向南海的输出地，应是广州。 总结 广州佛教的初传大概在公元2世纪末，即东汉晚期，来自中原北方。东晋南朝以后，海上逐渐成为印度佛教输入的另一重要通道，而广州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港口，因而扮演了佛教自海道入华的前码头角色，广州的佛教也因此得到很大发展，一度成为南方地区除建康以外的又一译经中心。 光孝寺约建于3世纪末4世纪初，是广州最早的寺院之一，东晋以降至南朝时期，因不断有自海道而来的外国高僧驻锡于此而渐知名，终成岭南名刹，在我国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南朝时期，中国本土的佛教艺术曾经过广州向东南亚传播，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广州在我国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地位，广州佛教具有海洋性特征。 姚崇新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最后与现场听众积极互动，解答提问，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讲座纪要内容经姚崇新教授审定） 整理：李雨珈 编辑：郭怡乐 审校：陈 馨 审核：朱明敏 审定：黄洪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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