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林宪君（重庆）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总有一个导火索，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就是1911年发生在成都的“保路运动”。 冥顽不化、拒绝改革的清政府，只顾利用权力捞钱，想方设法榨取人民的血汗，这些吸血鬼已丧心病狂，公开抢劫人民的财产。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的第二天，就颁布了一项侵吞民众财产的法令《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该法令宣布“铁路干线均为国有”，“即应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当时的川汉、川粤铁路的修筑权，原本属于各省集资的股民，其资金很大一部分是股民们变卖房屋、土地、财产的血汗钱。如果收归国有，无形中被清政府从手中夺走了，清政府拱手又把修路权转让给了外国人。 当时的清政府，已腐败到极点，不仅经济政策朝令夕改，摇摆不定，而且处处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产。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直接侵吞了股民的财产，很快激怒了以绅商为主的四川集资股民。他们坚决反对清政府为获得英、法、德、美四国银行600万英磅的贷款所签订的卖国贷款合同。该合同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据此条约，中国不但要忍受重利盘剥之苦，还有丧失国家主权之险。 为保卫路权，四川的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在成都示威游行，强烈反对把筑路权卖给外国人。当年6月17日，成都岳府街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川汉铁路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在此举行。股民代表罗纶、邓孝可等人登台讲演，痛陈时弊，慷慨激昂，大喊“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讲完声泪俱下，嚎啕大哭。全场情绪激动，也跟着大哭了二三十分钟。会后开始游行，群众手举光绪皇帝牌位，焚香磕头，要求清政府兑现“川汉铁路准归商办”的承诺，归还本属于自己的财产。 群众游行自始至终温和理性，只为利益诉求，并无反政府的过激行为。群众对政府某项措施表达不满，政府理应与群众对话沟通，协商谈判，化解矛盾。对于群众维权，万万不能用武力镇压，而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置民众诉求于不顾，穷凶极恶地开始抓人杀人。同年9月，矛盾进一步激化，成都的保路运动已扩展为全四川省的抗粮抗捐运动，群众暴动，士兵哗变，时有发生。 迷信武力镇压的清政府，自恃兵权在握，立即调动武昌守军前往成都镇压，致使武昌空虚，成为革命最容易突破的防线。清廷的镇压已激起民愤，反而促使四川的保路运动规模迅速扩大。四川总督赵尔丰见事不妙，假称朝廷已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并以开会协商为名，将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诱骗至总督府予以扣押逮捕，打算用武力高压手段平息保路运动。 随即赵尔丰又下令查封支持保路运动的报纸，对社会舆论严加控制，不许人民议论保路运动。赵尔丰的高压政策令民众情绪失控，他们冲击总督府，要求立即放人。而利令智昏的赵尔丰则下令向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开枪，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数百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成都血案”。事后，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为死难者竖立了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以示纪念这次成都股民的维权运动。 赵尔丰原以为靠武力镇压，大开杀戒便可平息“保路”风潮，确保大清王朝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权。遗憾的是，赵尔丰做梦也想不到，他对保路运动这一偶然的群体事件处置失当，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又使他效忠的清廷主子丢掉了江山。 12月21日深夜，自称都督的标统(相当于团长)尹昌衡，率警卫部队冲进了总督府赵尔丰的卧室，当场将其擒获。第二天上午即押往贡院(今成都天府广场)当众斩首，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这就是镇压保路运的刽子手赵尔丰的下场。 历史的发展变化，就是这么诡谲，变幻莫测，令人猝不及防！端坐在紫禁城的满清权贵们，照样也想不到“皇族内阁”颁布的第一个法令，竟不幸的变成了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蝴蝶效应又引发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又引起了全国各省的响应。三个月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便寿终正寝，彻底垮台完蛋。拒绝改革的清廷皇室贵族们，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无可奈何，不得不认了大清帝国垮台这个命，满清政府这个腐败无能的政权，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未完) 2023.6.27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