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涵著：《宋辽金元史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试论宋朝的检正与都司 ——从宰相属官的变化看相权的扩大 关于宋朝的相权问题，是宋史研究者历来感兴趣的课题，论列者甚多，但是对于宰相的属官，则研究者尚少。事实上自熙宁三年设置检正以来，宰属的地位与权力有明显的提高，官制改革后，检正之职为尚书左右司所取代。但不论名称和机构有什么变动，作为宰相的权力不断加强的势头，一直延续到南宋，并未减弱。这种现象和相权的扩大有何关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宋朝的检正都司设置沿革、职权以及它所发挥的作用，略抒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建置沿革和职权 宋初，循唐制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宰相议事办公的处所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中书下面具体办事的机构为制敕院，内分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等五房，各房设有堂后官、录事、主书、守当官若干人，分别处理有关公文的收受、呈报、交办、发布等事务。太宗淳化四年又在五房之上置提点堂后官五房公事一员，以总其事。 堂后官等人员，当时被称为堂吏，自唐到五代，多从在京百司的胥吏中抽补，宋初也是如此。太祖开宝六年，始令吏部从州县幕职官中拣选适合的人才来充任堂吏。《宋会要辑稿》称：“太祖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脏，故令吏部选授，堂吏用士人自此始也。” 又规定以三年为一任，岁满无过错的可以升官；稍有罪愆，从重处分。太宗雍熙元年以后，渐以京官、朝官担任堂后官，以提高堂吏的素质。 熙宁三年，由中书建议，又设置了中书检正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戊子记事： 中书言：“中书统治百官以佐天子政事，而所置吏属尚仍旧制，谓宜高选士人，稍依先王设官置辅之意。请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朝官充，见宰相、参知政事如常朝官礼。检正五房公事官位提点上，诸房检正与提点序官位堂后官上。” 在讨论中书属官的接遇礼数时，同书同卷记录了神宗和王安石的一段对话说： 上初议令执政不与坐，以为今欲除一谏官，且不能得人，计中书置属必不能得第一等人才，不杀其礼，即恐分权害事。王安石曰：“中书属官，须精择可以备谏官、侍从者。若杀其礼，则自爱重者不肯为，非自爱重者乃可忧其招权害事。宰属用士人，自古尧、舜以来如此，前代圣人岂不熟计利害？然至屏远士人而专用曹史，则止自姚元崇、常衮始，而二人后皆为曹史所累，此即前事之监也。” 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设置中书检正以后，宰属的地位有明显的提高。表现在：其一，宋初虽已开始选用士人为堂吏，最初是用选人，后来渐用京、朝官充当。按宋制，京官以上由中书注授差遣，而幕职州县官由吏部铨选注授差遣，故称选人，是低级文官。凡在朝廷做官而未能参加常参者称为京官，是中级官吏；能参加常参者称朝官，是高级官吏。现在规定检官一律以朝官充当，提高了对他们资历的要求。其二，提高了对他们的礼遇，过去即使是以朝官充任的堂后官，参见宰相时，也是“礼同胥吏”的，现在则以常朝官礼参见宰执，可以有座位，以示尊重。其三，规定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官位在五房提点之上，诸房检正官位在堂后官之上。最后，要精选有学识有能力的第一流人才担任检正的职务，王安石说他们应该成为台谏、侍从的后备力量。在宋朝，谏官和文学侍从是很荣耀的职任，事实上，曾担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的曾布和吕惠卿，果然先后被擢升翰林学士；担任检正中书礼房的刘挚，不久即转任御史之职。这说明检正在出职以后，所受的待遇也是十分优渥的。 检正的执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检正督促中书五房公文的处理。中书是政府的行政中枢，四方文移、奏报都集中到这里，有的要奏禀皇帝，有的交有关下级处理。层次多，手续繁，公文在运转中常常出现稽留现象。各房检正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检查本房在公事的处理上是否得当，公文在运转中有无积压，如有上述情况，则加以检举催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负责全面工作，故又称都检正。 （二）负责考核中书吏员的功过。《宋会要》记述孝宗时臣僚言：“熙宁中，创置检正五房公事官一员，每房又各置检正官二员，书功过簿以核群吏之失，其程督之严盖如此。”检正既有检查五房文书工作之权，根据检查结果，记录在簿，届时考核所属吏员的功过得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编修有关文件。由于检正官熟悉中央和地方上吏、户、礼、兵、刑、工各方面的行政情况，掌握档案材料，所以有时受命编纂包括“内外事务”的纲目，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毕仲衍所撰的《中书备对》一书。徽宗大观四年六月二十日新差知邓州李夔奏：“臣窃惟神宗皇帝元丰间，命检正官毕仲衍纂集内外事务纲目为《中书备对》，以知官吏流品、户口钱谷之数，以知礼法文物、军兵名额之数，以知刑罚赦宥之事、夫役之数。小大精粗，无乎不备。”他建议命左右司也照样编一本，以供皇帝参考，得到批准。可见在大观年间也编过类似的书，但不及前书著名。据《宋史·毕士安传》附仲衍传说他“撰《中书备对》三十卷，士大夫家争传其书”。 另外，曾布在任检正户房公事前即曾受命编修中书条例，以后升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仍在继续编修，对旧有条例进行改革，其中就包括了对中书吏员的保引、补试、赏罚条例的重新规定。 元丰年间，在神宗的亲自主持下，进行官制的大改革，宰相制度发生很大的变化，相应地引起宰相机构的变化。 新官制废除了原来的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的制度，仿照《唐六典》，实行三省制，即令“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以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亦称左相），尚书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亦称右相）。左相行门下封驳之职，右相行中书取旨之职。门下省、中书省另设侍郎各一人，掌本省之事，尚书省由左、右丞管理省务，以此四人为执政，代替了原来的参知政事。 尚书省的长官即成为宰相，尚书省又是执行政令的机构，下属六部的职权也得到充实和加强。于是原来隶属于中书的检正官及下设五房均被取消，其职务分别被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有关官员所接管。《宋会要》职官三之四六：“三年官制行，罢检正，职务分 归中书舍人、给事中、左右司郎官。”应该说原由检正主管的大部分职务都划归尚书省的左右司郎官了，但遇有大事需进呈取旨则由中书舍人负责，得旨后需送门下省给事中覆奏画可，因此这两省也都分房设吏，办理有关事务。 尚书省左右司，亦称左右曹，因为掌举诸司之纲纪，故号为都司。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始置于隋。《通典》卷二二职官四云：“左右司郎中：隋炀帝三年，于尚书都省初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诸曹郎，从五品，掌都省之职。”这个官职经历唐、五代，到了宋朝已成为阶官，无实际执掌了。元丰改制后，才成为有实职的官职。作为宰相的属官，具有以下的职权： （一）受付六曹诸司出纳之事而举正其稽失。《宋会要》“职官”四之一九称：“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各一人，正六品；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各一人，从六品，掌受付六曹诸司出纳之事，而举正其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礼、奏钞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钞房；而开拆制敕、御史、催驱、封桩、知杂、印房则通治之。凡文书至，注月日于牍背，付所隶房讫，拟所判赴仆射请笔，然后授之有司。”这里明确指出，左右司是掌管接受、发付六部诸司的文书，并且检查他们在处理公事中有无稽留和失当的地方。这项职责一直到南宋嘉定年间，相沿不变。“凡文书至省，必分入检正都司，拟一呈字，宰相命之拟，则检正都司犹云合与不合送部勘当，或且候，若合字得笔，然后别拟送部。” （二）考核六曹郎官的功过。《宋会要》记宣和二年臣僚疏云：“神考肈建中台，分六官而设之属，以御史纠其稽违，复令都司较其功过，令文左右司岁考六曹郎官治状，以功过对折，分等惟三，而上下等又有优劣，次年春申省。”哲宗绍圣元年十月又诏尚书都司“岁终检察六曹诸部行遣迂滞、措置乖谬者”，于来春申尚书省取旨。可见在纠察吏员的稽失、考核其功过方面，都司的职责和以前的检正相较原来的中书制敕院更加庞杂，因此都司的职责比以前加重了。此外都司也有编修有关文件的职务，前举大观四年诏令左右司编纂类似《中书备对》的书，即为一例。 （三）弹劾御史失职并考课其殿最。元丰六年，都司又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即弹劾监察御史并考核其工作成绩，为此还成立了名为御史房的专门机构。《宋会要》称元丰六年正月：“尚书省乞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察按失职并六察殿最簿。从之。”“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尚书左右司状：御史房置簿，书御史六曹官纠劾之多寡、当否为殿最。岁终取旨升黜。御史房举发逐察不当及失察不尽等事，岁终亦乞比较。从之。” 作为宰属的都司，其监察范围竟扩大到监察机构本身，是件值得注意的事。按宋沿唐制，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自唐大历十四年命监察御史分察尚书省六司，因此号称六察官。“元丰三年，李定请复六察，于是以御史专领六察” 。后改官制，以“六察官为监察御史，掌吏、户、礼、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谬误”。监察御史隶台院，其任务恰是监察尚书省的六部。神宗将监督考核六察的权力交给尚书省的都司，其目的大约是使他们互相监察，以收彼此牵制之效吧？同时也反映这时的宰相可以运用其下属的这种权力，对监察机关进行反击。总之，在元丰改制之后，宰属的权力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 在实行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分权，造成公文在三省之间往返旅行，行政效率降低。早在哲宗元祐时已改为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及至高宗建炎三年，索性将中书、门下合并为一省，称中书门下省，改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而废尚书左、右丞。尚书左、右仆射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表示左、右相通治三省之事。 中书门下省成立不久，由于尚书省的建议，在其下又设置了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二员。《宋会要》记载： 建炎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言：自中兴以来，天下多事，四方行移倍增于前日，而宰相精力疲耗于案牍，致边防军政所当急者，却致稽缓。……以中书别无属官故也。契勘元丰以前有中书省检正官六房文字，后又因置左右司遂不差（除），致朝廷及应报四方行移，往往稽留，无官检举催促。今欲差官两员充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内一员检正史、礼、兵房，一员检正户、刑、工房。其请给人从并视左右司，序位在上。……所有左右司郎官却裁减两员。 看来新设检正的职务和过去的中书检正差不多，是检查下属各房文书有无稽失的，包括检查通进司“每日承受、进降、给发等事” 。通进司是掌管收受各种奏章案牍，然后转呈皇帝，以及发布命令的机构，原隶属门下省给事中，现在也并到中书门下省来了。此外检正官还有书拟文件之责，如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诏“尚书省吏房、兵房、三省枢密院机速房，尚书省刑房、户房、工房，三省枢密院看详赏功房，尚书省礼房，令左右郎官四员，从上分房书拟；其中书门下省诸房令检正书拟”。 检正和都司分隶于两省，其执掌似亦有分工，但由于均为宰相属官，在有关材料中经常被联称，如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诏付下封事，可令检正都司逐一看详，有合施行事件，开具申尚书省。亦庶几求言，不为虚文”。到嘉定以后，二者竟难于区分，似合并为一个单位了。南宋魏了翁说：“至嘉定以来，（宰相，此指史弥远）虑其权之分于六曹也，每事付检正都司，而宰掾之权又重。凡文书至省，必分入检正都司，拟一呈字，……而况检正乃中书门下省之属，都司则尚书省之属，而今混为一区，宁复有可否者乎？” 二、检正都司的地位和作用 检正、都司是宰相属吏之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办公厅主任，朝廷的政令发布和重要的认事任免都要通过他们，被称为“都司以弥纶省闼为职，事无不预”。由于参与机要，他们往往可以干预当时的政事。宋朝皇帝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十分重视宰属的人选，如高宗就说过：“神宗圣训云：左右司便是学为宰相，岂可不谨择。” 王安石在设置检正时，就主张精选第一等人才担任此职。 宋朝对于中央政府吏员的方针，历来是“出职恩例特优，而请谒漏露之禁亦严。盖朝廷之上，政令所出之地，理应严密”。为了防止私人请托和泄露机密，在熙宁三年设置检正时就规定“非亲属、寺观、职事相干，不许出谒”。孝宗乾道二年又诏尚书省左右司说：“并系所掌朝廷机要文字，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 王安石执政以后，为了推行新法，必须配备得力的助手。他一方面倡议设置了中书检正官，提高了宰属的地位和职权；另一方面任命一批有才干有学识又赞成变法的人担任检正，如坚决的变法派曾布、吕惠卿先后任都检正，沈括曾任检正中书刑房公事，邓润甫曾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长编》云：“（曾）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御史中丞杨绘弹劾说：“臣又闻诸房检正官每有定夺文字，未申上闻，并只独就宰臣王安石一处商量禀覆，即便径作文字申上，其冯京等只是据已作成申上者文字签押施行。……是致外议哗然，咸谓虽涂注亦有只是宰臣王安石与都检正官曾布商议，而参知政事冯京、王珪或有不先预闻者。”可见安石得到都检正与诸房检正的协助，减少了参知政事对他的牵制和干预。 元丰改制，虽废除了检正，而以尚书左右司为宰属。检正的职务有小部分分给了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三省并立，如尚书省的政令失当，给事中有对驳之权；除授非人，中书舍人有退还词类之制；目的均在审查纠正尚书省在执行中的错误，防止宰相专擅。都司直接隶属宰相，自然凡事听命，和宰相的关系更密切。南宋章如愚批评说：“给舍封驳，犹存审覆之意，未免时有异同之论；都司纲记六官，凡所奉行，与宰臣无所可否矣。此给舍所以易疏，而都司所以易亲也。夫宰相既兼三省之权，而都司复居易亲之地，造令行令皆与知而与行之矣。熙丰大臣倚是以为羽翼之助，而行其变政易令之私而已。”这说明在熙丰变法期间，检正和都司加强了宰相推行政令的权力，对新法的实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宋魏了翁认为：“都司重而六曹轻，乃历朝权臣窃柄之大端。”自王安石首开其端，章惇、蔡京、韩侂胄继起仿效，到史弥远而益甚。他说：“宰旅、宰士之名，其来虽久，而职任甚轻。迨熙丰以后，检正分察诸房，都司治六官，而事权始尊。”南宋以后，“韩侂胄盗权之始，犹分其责于宰丞。侂胄不过于中日以宣押入内，密赞万机，三省六曹之统体未尽废也。自侂胄平章军国，然后二府属官益重，而六曹长贰益轻。……至嘉定以来（指史弥远专权以来），虑其权之分于六曹也，每事必付检正都司，而宰掾之权又重”。“都司逢迎宰相，与闻机事，而外与制、总诸司、沿边将帅相赂以利，其权任反出执政、台谏上”。可以说都司的权位到此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它的权力大小，仍取决于宰相本身的权力大小和对它依靠的程度。即“凡权在大臣，则宰掾遂为窃弄威柄之地”。而检正、都司也可以利用其职权，助长宰相的专擅，如“其有事关机速，则上不伺勘当，下不俟勘当，而有云尚先行者矣；凡所谓奉圣旨，依奉圣旨不允，有未尝将上，先出省劄者矣；有豫取空头省札，执政皆先佥押，纳之相府，而临期书填者矣”。 综观宋代宰属制度的变化，其发展趋势是宰属地位不断提高，权力不断增大，而熙、丰期间检正、都司的相继设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此奠定了以后宰属制度的格局和基础。这种变化本身既是宋朝宰相权力增长的结果，同时又为相权的扩大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条件，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南宋不断出现权相，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宰属制度的变化也是因素之一。 一九八七年十月写于武汉珞珈山 ▼ 丨延伸阅读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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