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暗战”——记平津战役中的隐秘较量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鏖战正酣，又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在辽阔的华北平原展开，这就是平津战役。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也是关键一战。在64天的时间里，人民军队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旅)共52万余人，取得了伟大胜利，加快了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步伐。鲜为人知的是，在另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我隐蔽战线工作者与敌人斗智斗勇，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惊险片段。

秘密入关

在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畔，有一座古朴庄重的灰色建筑，这就是平津战役纪念馆。

纪念馆讲解员叶浩林介绍，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华北军区部队经过两年作战，巩固、扩大了解放区，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着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打击的严重局面。

在两大战略力量的威慑下，此时的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预感到东北野战军在解放东北之后，一定要入关作战，下一个打击目标必将落在他的头上。但他又认为华北军区部队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再加上与蒋介石的矛盾，傅作义对南逃、西遁还是死守犹豫不决。因此，他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不断收缩兵力，将所辖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摆成一字长蛇阵，随时准备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这股敌人无论是南逃还是西窜，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都不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抓住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并制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时机成熟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叶浩林说。

为了实现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方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华北军区部队撤围归绥、停攻太原，以稳住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同时，利用蒋介石、傅作义对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的错误判断，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秘密入关，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1948年11月20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秘密入关作出具体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先以4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沈阳附近的兵力则宜推迟出发时间，因沈阳有敌电台，我一行动，敌必警觉。”毛泽东要求，“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11月21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隐蔽二字，同时特别指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夜行晓宿，提前秘密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平津、津塘之间，切断了北平、天津、塘沽敌人之间的联系，关闭了敌人海运南逃的大门，使傅作义集团从“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

绝密策反

在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分割包围傅作义集团的同时，北平地下党也在加紧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

“当时，华北局城工部主要负责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部长为刘仁。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大胆地通过各种关系去影响傅作义的亲信，直接做他们的策反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北平地下党迅速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向傅作义进行渗透，以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天津市委党校党史专家王磊说。

从1948年春天起，北平地下党先后通过曾延毅、杜任之、刘厚同等渠道，利用他们与傅作义是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出面劝说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傅作义仍然举棋不定。

华北局城工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对傅作义的说服工作力度，11月初，刘仁指示南系学委委员王汉斌，把傅作义的女儿、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傅冬菊调到北平。同时，华北局城工部将南系学委和北系学委合并为一个学委，由学委具体负责傅作义的策反工作。

傅冬菊到北平后，以深居将军府邸的“大小姐”身份帮助地下党传递情报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在平津战事最紧张的阶段，傅冬菊一直陪伴在傅作义身旁。

据王汉斌回忆，学委书记佘涤清让傅冬菊试探并劝说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很快向傅作义转达了地下党的意图。担心军统下套的傅作义问女儿：“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时答不出，请示了佘涤清后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

不久，傅作义突然下决心通过傅冬菊“给毛泽东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后，却迟迟得不到回复，傅作义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傅冬菊和北平地下党组织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1993年，随着阎又文的绝密身份被解密，世人才知道其中原因。

阎又文时任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兼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和总部发言人，是傅作义最信任的人之一。然而，他还有个重要的隐蔽身份：中共党员。大约在傅作义决定致电一周前，与阎又文单线联系的中央社会部情报人员王玉从北平带出一份战略情报——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傅作义给毛泽东发电报更多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军事意图，利用和谈把军事上的被动变为主动，“谈”是策略，“拖”是本意。这促使了毛泽东暂不答复傅作义的电报，并急电命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秘密入关。阎又文还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与傅的特殊关系，对傅作义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当然，因事涉绝密，北平地下党组织对此并不了解。

此后，北平地下党组织又派出秘密党员、《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时任“剿总”少将联络处长，也是傅作义最信任的人之一。李炳泉先说服了李腾九，再让李腾九去劝说傅作义，但几次尝试并没得到傅的积极回应。

东北野战军的提前入关让傅作义感到和谈迫在眉睫，开始重新考虑李腾九的和谈建议，并最终决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一起秘密出城，到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举行正式谈判。

两手准备

1948年12月15日，崔载之一行来到河北蓟县八里庄，与中共谈判代表、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开始谈判。然而，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差距很大，第一次正式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战争难以避免。12月22日，解放军按原计划完成对北平的合围。

由于秘密谈判存在着不确定性，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在力争和平谈判成果的同时，也秘密做好武力解放北平和天津的两手准备。

为了在攻城中有效保护北平的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派人秘密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

同时，天津地下党也派人深入敌营，秘密搜集敌军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军攻城部队提供了翔实的守敌防御部署等重要情报。“天津攻克后，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这主要得益于战前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天津城防工事图。”王磊告诉记者。

早在1947年，为防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天津当局就开始大张旗鼓修筑城防工事。时任天津市工务局工程处第八段工程员、中共地下党员麦璇琨利用职务之便“顺便”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将每一个碉堡的坐标和准确位置，以及高度、厚度、混凝土和钢筋的配比、枪眼的尺寸等，标示得清清楚楚。图纸完成后，为尽快送到解放区，以开大众照相馆为掩护的党员康俊山将图纸拍照缩印，分别放到装有两张老人照片的镜框里，交给地下交通员赵岩，将图纸送到了华北局城工部。

1948年9月，解放军围城前夕，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再次修筑城防工程，加修诸多碉堡群。中共地下党员张克诚恰好担任工务局工作人员，承担此项工程，借机“盗”得工程总图，冒着生命危险，临摹两个夜晚把图描完，交由地下党负责同志带到解放区。

1948年底，天津被围，国民党守军进行了兵力换防，地下党员李贻亮接受命令摸清换防情况。他利用在国民党军队后勤部工作的有利条件，把全市国民党驻军的番号、驻地、兵力、武器等情况一一列出，通过地下电台直接报告给上级。

塘沽、冀东等地地下党也积极获取敌军情报，绘制驻地城防图。攻打天津前夕，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的城防图就有8份之多，这些情报全部辗转送到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为我军对各种情报的正确判断和作战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傅作义还在犹豫观望，不愿放下武器时，解放军已做好武力攻击的准备。

以打促谈

1948年12月22日，解放军攻克新保安，解放张家口，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第35军，切断了他的西逃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时地长吁短叹。

12月25日，党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之名在报纸上公布蒋介石等43人为头等战争罪犯，其中也包括傅作义，他的情绪更加沮丧。北平地下党通过傅冬菊实时了解傅作义的情况和动态，及时上报党中央。

毛泽东了解到傅作义因失去第35军主力和被列为战犯心里极端苦闷，在分析了傅的现状和平津的军事形势后，认为逼其放下武器，再次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9年1月1日，林彪和聂荣臻向李炳泉传达了一封密电——《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林彪和聂荣臻要求李炳泉火速回北平当面向傅作义转达文件内容。电报由林彪口述，让李炳泉听写下来。凭着博闻强识，李炳泉把这份近500字的密件反复背诵给林彪和聂荣臻听，直至对方满意后，才把记录稿当面烧掉。

1月3日，李炳泉一到北平，便通过李腾九紧急面见傅作义，口述密电。通过这份电报，共产党终于向傅作义“交底”了：之所以把他列为战犯是告诉他必须和过去做个了断，以放弃武装为基本条件；同时也是为了麻痹南京和蒋介石，更好地掩护和谈。

1月6日，傅作义决定第二次派出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同行的还有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地区负责人张东荪。由于受到双方的信任，张东荪作为和谈的第三方代表负责居中调停。谈判取得重大成果，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并特别指出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然而，到了1月14日，傅作义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队和地盘交出去，幻想天津守军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挡住解放军的进攻，如果再坚持一周，在谈判桌上或许会争取到更好的条件。

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  

在迟迟没有得到傅作义答复的情况下，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让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他认为“固若金汤”的天津，解放军仅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陈长捷也成了俘虏。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同一天，傅作义派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周北峰来到北平通县五里桥，与解放军代表举行第三次谈判。邓宝珊、周北峰等人认识到讨价还价不切实际，以及解决北平问题的紧迫性，很快与解放军达成了基本协议。

1月21日，双方在正式协议上签字。第二天，北平国民党军队陆续出城，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取得了一次性和平改编国民党军25万人的辉煌战绩，这离不开我隐蔽战线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付出。”王磊说。

来源：《保密工作》2022年08期，作者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