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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 一个威武的地方 一、凉州词的故乡 卷地狂沙瀚海流，烽台拔地接云楼。 长城万里凉州月，惹得征人尽举头。 武威，名字很阳刚，因汉武大帝为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而得名。
“武威”地处甘肃中部，是河西走廊的东端。河西走廊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上交通干道。来自地中海、中亚甚至欧洲的西方商队进入西域还有天山南北几条路线，而一旦进入敦煌玉门关，往东就只有河西走廊一条路了。这“自古华山一条路”，使得路西口的嘉峪关、玉门关和路东口的武威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锁钥之地，古代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想想看，当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浩浩荡荡的商人驼队，在沙漠中披星戴月疲惫干渴，突然到了歇脚的沙漠小城，那岂是沙漠见清泉的惊喜！东西方商队交汇，万人聚集，怎能不产生贸易？久之，这里就成了大的贸易市场，也就成了出入河西走廊的商人、军人、传教士等各路人马歇脚汇聚的地方。在唐代的强盛时期，凉州更是繁华的边地。那时候人烟稠密，六业兴旺，市场繁荣，是使人留连忘归的地方。元稹在他的《西凉伎》一诗中较详细描绘了武威当时的繁荣盛况：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 师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 如此的繁荣，人员和文化又如此的多元化，文明的碰撞怎么不产生耀眼的火花？ 提到“武威”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陌生，但说到“凉州”则如雷贯耳，这都归功于“凉州词”。“凉州词”是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乐苑》载:“凉州宫词曲，开元中，西凉都督郭知运所进。”就是说，唐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玄宗交给教坊翻成中国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演唱,以这些曲谱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产于凉州的就叫“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用这个曲调填写新词，因此唐代不少诗人都写有《凉州词》。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更是家喻户晓。“凉州词”写的多是边塞军旅生活，多少西出阳关的人们途经凉州，含泪东望故园。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出塞是死是活只有天知道了。“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的《逢入京使》真实描绘了出使西域的将士们的复杂心情。在武威文庙里我买了一本古人描写武威的诗集，浏览了一下，绝大部分是描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其中凉州词又占了相当的分量，格调苍凉悲壮。这些诗或思乡，如“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岑参《武威春暮》）；或送别，如“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岑参《武威送刘单》）；或写征战的艰苦、环境的恶劣，如“ 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柳中庸《凉州曲》）； 或表现爱国立功的情怀，如“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杜牧《河湟》）。从这个角度讲，武威不但是凉州词的故乡，还应加一个头衔：边塞诗的故乡。边塞诗派是唐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也是中国整个诗歌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相比唐代另一个重要流派——山水田园派，无论是地位还是认识价值，都要大。可见武威在中国诗史的地位。 人都有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丝绸之路在繁荣贸易的同时，文化自然也传输到东方。如关于“西凉伎”的来历，《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至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伎，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可见“西凉伎”等也是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在武威去张掖的路上，随手翻阅着元稹、白居易的《西凉伎》，望着两边郁郁葱葱的庄稼和明长城遗址，有感于武威今昔的变化，心情难于平静，于是也班门弄斧了一篇《西凉伎》—— 武威又名西凉州，文明悠久武将稠。 河西走廊东始地，烽火台高耸戍楼。 环城沙漠与戈壁，风吹石飞百鸟收。 狼烟突起燃烽燧，战旗猎猎掩城头。 撕杀吶喊声霄汉，血流成河漂樯橹。 残阳如血依山尽，战场死寂鬼声幽。 西夷蛮贼乱中国，河湟尽没遗冢丘。 武帝挥枪收胡贼，山河一统序九州。 丝绸之路撒花雨，驮铃悠悠悦耳柔。 东西通达商贸旺，商旅如云西域游。 河西商品粮基地，葡萄美酒四海流。 夜光杯举恣行乐，醉卧沙场不是愁。 从此边塞琵琶曲，羌笛不再怨与忧。
二、马踏飞燕的出土地 雷台有宝世间稀，天马行空踏燕飞。 地下千年无日月，一朝出土尽光辉。
到武威，雷台是不可不去的地方，因为它是稀世珍宝、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出土地。因此头天晚上到达武威，第二天吃过早饭，学生朱坤山就带我们来到了雷台。 土黄色的方形大门，厚重夯实，像古代雄关大门的造型。横梁上书写着繁体的“雷臺”二字，上方是一座门楼，整个风格古朴厚重，和雷台汉墓的古典风格很和谐。进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两根高大的方形立柱托起的放大了的“马踏飞燕”，高耸如云，马立其上，一如天马行空。紧靠马踏飞燕后面是仿制的兵马俑及战车编队，威武雄壮。设计者让它低于地面，仿佛这些兵马俑就是在此出土。兵马俑后面就是景点的主体——雷台、雷台观及汉墓。初看雷台，脑中首先跳出的是“砖窑”，一二三号汉墓，则像是砖窑的三个进出口。现今雷台长106米、宽60米、高8.5米，和现代砖窑的大小也相仿。
雷台本是前凉国王张茂筑建的用于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灵钧台，明清时台上建有祭拜雷神的雷祖观，故又称雷台。武威雷台的神异之处在于它恰好建在东汉末年一位张姓将军的陵墓之上，而且不偏不倚恰在正中位置。墓主是东汉末年人，而雷台始建于公元321年，两者相距约百年的时间。筑雷台者姓张，墓主据出土的文物显示也姓张，两者是血缘同宗还是机缘巧合？史料无法证实。但从墓室的规模看，虽比不上帝王巍峨宏大的山陵，但在偏远的边地有前中后三室且带三个耳房的砖石陵墓，足以显示墓主身份的显赫。因此，我倒觉得筑雷台的前凉国王张茂说不定就是这位墓主的后裔，在墓上筑灵台一来表示对先人的祭奠和纪念，同时也对墓室起到保护作用。
1969年9月在雷台下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文物——铜奔马，后来郭沫若把它命名为“马踏飞燕”（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又定为国宝级文物。一件并不复杂的青铜器为何备受青睐？这里有怎样的文化密码？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距今约5000年，也出土于甘肃，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从青铜器在鼎盛时期出土的器型看，有炊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实用性生活器具，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说明青铜器生来就是实用的，而马踏飞燕，则属于典型的审美性的工艺品。奔马昂首嘶鸣，举足腾跃，一只马蹄踏在一只飞翔的燕子身上，燕子则惊悚地回过头来观望，多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啊。我最欣赏燕子回头的细节，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突然被背后的一只天马追上，且马蹄已踏在自己的背上，面对如此的庞然大物，燕子能不惊恐万状？这一细节有力衬托了骏马凌空飞腾、风驰电掣的雄姿。这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更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孤品，因此马踏飞燕成为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并定为国宝也就不足为奇了。
帝王陪葬多是玉器珍宝，以彰显皇家的尊贵，这种物质层面的陪葬也暴露出帝王的世俗甚至庸俗。青铜器相对于珍宝玉器自然是廉价的，而墓主以此作为陪葬品，说明墓主注重的是精神层面，是墓主精神的一种象征。这从出土的另一件有价值的文物——99匹铜车马仪仗俑也可看出。在冷兵器时代的边塞战争中，马的好坏就类似于今天武器的优劣，天马是西域珍品，而马踏飞燕所包含的精神意蕴则鲜明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风貌。我甚至怀疑马踏飞燕虽出土于东汉末，但铸造应在汉武大帝时代，只有最强盛的汉武时代才能体现这种精神气质。从马踏飞燕这一陪葬品我们不难推出墓主“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军人气概。这令人联想到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18岁初次征战，率领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两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都大破匈奴，直取祁连山，饮酒酒泉。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封狼居胥，又大捷而归。因此霍去病是汉代名副其实的“沙漠之狐”，这不正是马踏飞燕的原型？墓主正是霍去病天马精神的传承者。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马踏飞燕出土于东汉末，此时铁早已普及，青铜已被铁取代而退居二线，从这一角度看，马踏飞燕以完美的句号终结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虽然宝鸡市是中国的青铜器之乡，但青铜器最早出土于甘肃，最完美的结局也在甘肃，这从一个侧面也凸显出甘肃在古代文化上的地位。 发表于9月16日和10月10日《姑苏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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