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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39 年初考入赤峰国高的，它的全称叫“热河省立赤峰国民高等学校”，成立于 1938 年春季，前身是赤峰中学，位于赤峰二道街西段路北。 赤峰国高的第一任校长为原赤峰中学校长庞秀山，1939 年调离。继任校长是热河省委派的日本人深城贞义，日本人石龙和西村分别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1943 年由英井任校长。学校在校长领导下设教务处和总务处，每个班都有一名中国人担任班主任，宿舍的舍监全是日本人。此外，还有值宿老师负责检查学生的早晚自习和早练等。学校每年招收两个班的学生，共 200 人，学制为四年。所学的课程有：语文、代数、国民道德、日语、动植物、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农林牧、兽医学、军事、体育、图画、音乐等。除日语、动植物、作物、畜产由日本人授课外，其他课程均由中国人讲授。校内饲养着马、美利奴羊、莱克亨鸡、兔子、巴克夏猪、军训鸽等动物。在赤峰北郊（今赤峰精神病院附近）设有农、林实习地及学生宿舍和教室。此外学校还设有理化实验室、兵器室和游艺室，每月进行一次班级、年级的篮、排球比赛，每年春季举行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控制中国的目的，拼命进行思想统治，实施奴化教育，灌输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日本校长深城贞义除了在国民道德课上宣传外，还要在每周三次的早会上分别进行一个小时的形势教育报告，用事先准备好的国际形势放大图做欺骗宣传，教育学生“要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就是战死在疆场上，最终还要高呼天皇万岁者三。”妄图使学生为日本帝国主义尽忠效力。赤峰国高既是学校，同时也是一个变相的军事组织。全校为一个营，年级为连，下设排班。连级设有救护、爆破、侦察、通讯、消防组织。营、连、排长佩有袖标和不同级别的指挥刀，以示战时区别。学生每周要有四课时的军事课，由上尉军官任教，讲解军事知识，训练军事技能技巧，如各种射击要领、投掷手榴弹、各类旗语号令，战时的掩蔽、构筑工事及柔道、剑术等。此外，为了检验学生战时的应变能力，每年的秋末冬初还要进行一次军事演习。1941 年后，大小规模的防空等军事演习逐渐增多，时常有日本宪兵和八○四部队的日本兵对正在上课的学生进行突然袭击，学校的警笛一响，学生们就要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为了了解和熟悉军队生活，学生还要到日军军营里“实习”一段，同士兵们一起吃住。总之，日本鬼子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士兵，为其侵略中国的战争服务。虽在日寇统治下，但赤峰国高绝大部分师生不失民族气节。我的林业老师彰凤鸣就是其中的一位。彰老师毕业于哈尔滨农大，对学生态度和蔼，一有机会就鼓励学生要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报效祖国，决不能总当亡国奴。后来彰老师因参加反日活动，被作为政治犯同我的班主任赵允恒老师一起押往承德监狱。老师、家长的教导，国破家亡的现实和日本鬼子的暴行，激发了学生们的反日爱国热情，同学们合伙订阅《庸报》，从报上了解八路军同日寇英勇战斗的情况。1940 年夏初，我们到模范林（即今制药厂后街）割草，就在树上刻下了“打倒日本”的标语。次年寒假，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禁止学生休息，就让我和同学刘玉峰，下班学生刘珍珠、周瑞存等到伪满兴农合作社信用部去应援。此间，该部院内墙壁上出现了“打倒日本”的粉笔字。这事引起了日本宪兵队和日本兴亚署等特务机关的注意，和模范林的标语联系起来进行调查，把我们几个当成反满抗日的政治嫌疑犯。1942 年正月初一早晨，我和其他四名同学被带到日本宪兵队。审问我们的是一个日本军官。他指着地上刻有“打倒日本”的杨木桩子和在兴农合作社墙上拍下的照片，就说这些字都是我写的。我说没写。日本军官骂我混蛋。审讯到下午一点后，又把我们分别关到一间房子里，轮流审问到晚八点。他们见没什么结果，只好放了我们。我们冻饿一天，家里的老少也愁容满面地饿了一天。正月初五学校开学的第一天，我又被传讯到日本宪兵队。一进刑训室就挨了一顿嘴巴，并让我承认。我咬着牙硬挺着，日本人就用更毒的刑罚，强行扒光我的衣服从头顶上浇凉水。此时正值严冬，穿棉衣都冷，何况光着身子浇凉水！半小时后，先觉得头晕、眼花、耳鸣，以后就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我被送回学校，以校长深城贞义为首的八个日本教师开始对所有嫌疑犯进行审讯。我一进校长室就被拳打脚踢，站起来被打倒，再起来再被打倒，轮番多次，最后他们把我的帽子、手套、鞋袜都脱掉领到西厢房水屋子的冰面上罚站，直到晚上八点多。经过几次刑讯逼供，日本人见没什么结果，这才放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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