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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 陈浩 晚期突厥汗国的史实，古突厥语碑铭鲜有涉及，汉文史乘亦是寥寥几行，且互相抵牾处颇多，使得这段历史模糊不清。毗伽可汗在开元廿二年被梅禄啜毒死之后，突厥汗国的国势便渐趋衰落，十年之后，政权分崩离析，被回鹘取而代之。关于毗伽可汗之后的突厥可汗谱系，文献中的记载不一。汉文史料中不同记载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毗伽可汗去世之后是哪位可汗继位？该可汗在位几年？现代史家如伯希和、岑仲勉、薛宗正诸前辈，都曾试图调和汉文史料的不同说法，却皆不尽如人意。第二个问题更容易解决，所以我们先来处理第二个问题。 关于毗伽可汗继承者在位几年的问题，史料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以《旧唐书》为代表的“无几说”，一是以《新唐书》为代表的“八年说”。先看《旧唐书》的记载： 从《旧唐书》的这段文字中我们了解到，毗伽可汗去世之后继位的是伊然可汗。“无几”伊然可汗病死，其弟登利可汗立。这里的“无几”是模糊的说法，伊然可汗到底何时病死的，我们无从知晓。《旧唐书》这段文字的史源尚可考，内容基本采自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碑》，或二者有同一史源。不过，在《康阿义屈达干碑》中，左右两杀擅权，登利诱斩右杀，终被左杀所弑的故事情节连贯（案：《新唐书》亦连贯，见下文），而《旧唐书》则在两杀擅权和诱斩右杀之间兀然插入一句“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将军李质赍玺书册立登利为可汗”，显得莫名其妙。[2]《旧唐书》插入的这句话不仅使得前后文气不顺，而且与上文有矛盾之处，因为上文已说登利在其兄病死后继位可汗，为何唐朝还要在廿八年多此一举地派人去册封他为“登利可汗”呢？殊不可解。 关于伊然可汗在位几年的问题，《新唐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明确的说法： 《新唐书》的说法简洁明了：毗伽可汗死后伊然可汗继位，伊然可汗在位八年后去世，其弟登利可汗立，第二年被杀。撇开具体史实和其他史源不谈，《新唐书》的这段记载有一个算术上的误差。毗伽可汗去世在开元廿二年，同年伊然可汗立，登利可汗去世在开元廿九年，继位在前一年，即开元廿八年。也就是说，伊然可汗在位时间是开元廿二年至廿八年，前后计七年，非八年。《新唐书》把伊然可汗的在位时间多算了一年，这种算术上的疏忽，不影响我们对史实的考证。 如果我们暂且忽略《旧唐书》插入的“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将军李质赍玺书册立登利为可汗”这一句，并把“无几”理解为“七年后”的话，《旧唐书》的史文大致上还是与《新唐书》一致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之处。也就是说，在毗伽可汗继承者在位七年的这个问题上，两《唐书》之间并无实质上的矛盾，只是《旧唐书》的“无几说”笼统了些，《新唐书》的“八年说”多算了一年。 在确定了毗伽可汗继承者在位共七年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上来。对于这个问题，史料记载也可以概括为两种说法，一是《曲江集》和《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的“登利可汗说”，一是《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伊然可汗说”。两《唐书》言之凿凿，毗伽死，伊然可汗继位。但张九龄开元廿三年起草的敕书则径称“敕儿登利突厥可汗”[4]，《毗伽可汗碑》之汉文部分刻写的也是“登利可汗虔奉先训”。[5]那么，毗伽继承者究竟是伊然可汗还是登利可汗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曲江集》的几条史料略作说明。开元廿三年李佺在突厥汗廷完成了立碑工作之后启程回国，他为唐廷带来了突厥即将讨伐契丹的情报。关于突厥与契丹的战争，《曲江集》中有四封贺状与此有关。其中《贺破突厥状》言：“突厥四万骑前月二十五日至能纥离山，契丹涅礼等前后斩获俘馘，数逾十万。突厥可汗弃甲逃亡。”又《贺依圣料赤山北无贼及突厥要重人死状》言：“突厥举国打来，微有输失便去……契丹有蕃落人走来，云突厥之兵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狈即去，在路每日于帐衙前哭。”又《贺突厥小可汗必是伤死状》言“因夜却走回，每日实见突厥诸将皆于帐前哭，及剺正面是实。据此必是小可汗伤死。”又《贺圣料突厥必有亡征其兆今见状》言：“契丹妇女屈将从突厥出来，知可汗死是实。”[6]这四封贺状所反映的史实只有一条，即突厥可汗率众攻打契丹，突厥军队中途因重要人物去世而撤兵，狼狈之中遭契丹击溃。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是这位逝者的身份。第二条贺状称“突厥之兵马平章事第一人”，第三条贺状称“小可汗”，第四条贺状则径称“可汗”。既然第一条贺状说突厥可汗亲自率领铁骑四万伐契丹，得到重要人物去世的消息后突厥可汗又弃甲逃亡，那么这里死的肯定不是突厥可汗自己，也就说第四条贺状所谓“可汗死是实”肯定有问题。从第三条贺状来看，第四条的“可汗”应该是“小可汗”的缩写。我们知道，突厥自第一汗国起，就有立储的传统。突厥可汗地位稳固之后，往往会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汗国的“小可汗”，最近的例子便是默啜可汗于圣历二年立其子匐俱为小可汗，号“拓西可汗”。[7]在突厥汗国内部，小可汗的地位仅次于突厥可汗，故张九龄称其为“突厥之兵马平章事第一人”。岑仲勉先生把第四封贺状的“可汗”一词理解的太实，认为伊然可汗不可能在此时去世，故谓契丹妇女带来的消息是谣言。[8]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这则情报的真实性，因为这里死的是“小可汗”，非突厥汗国的可汗。如果突厥汗国的可汗去世，突厥一定会正式派使者来唐廷报丧，唐朝史料不可能没有记载。 我们还是回到主题：毗伽的继任者究竟是伊然可汗还是登利可汗？最早关注此问题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然早就发现了上面我们讨论过的三处疑点：一、《新唐书》在伊然可汗在位年代的计算上有误；二、《旧唐书》的“无几”与《新唐书》的“八年”不符；三、《旧唐书》“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将军李质赍玺书册立登利为可汗”这一句话的位置容易引起误解。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说伊然可汗的在位时间是公元734年至740年，仅六年而非八年。这种利用公元年份来计算中国古代纪年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根据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记载，毗伽可汗于狗年十月二十六日去世。[9]狗年是开元廿二年甲戌年，约始于公元734年2月9日，终于735年1月28日。[10]据《册府元龟》的记载，该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戌）毗伽可汗去世的消息到达唐廷。[11]唐朝收到突厥可汗去世的消息仍然在开元廿二年，但对应公元已经是735年1月23日了。况且，即便是从734年算起，到740年结束，按照中国的习惯，也应该是把头和尾都算在内，是七年而非六年。对于《旧唐书》出现的“无几”，伯希和的理解是，伊然可汗在位时间甚短。接着，他提出两种假设。一种可能是，伊然可汗死于开元廿二年，李佺本来要册封的是伊然可汗，但到达突厥汗廷之后，发现伊然可汗已死，于是就改册封其弟登利可汗。另一种可能是，伊然可汗一直活到开元廿九年，后来自己把可汗号改成了登利可汗。伯希和的第一种说法不能成立，详见岑仲勉先生的辩驳，此不再赘言。第二种假设遇到的问题是，《册府元龟》《旧唐书》等史料都记载开元廿八年唐朝派李质册封突厥可汗，如果伊然可汗一直活到开元二十九年，唐廷为何在开元廿二年和开元廿八年两次册封同一位突厥可汗？这一点，伯希和自己也说不清。[12] 岑仲勉先生在辨析了伯希和第一种假设的种种错误之后，采纳了其第二种假设，认为“伊然可汗”和“登利可汗”是同一人，“登利”乃泛称，非特指，犹如华言“天子”“皇帝”。岑先生的这个观点唯一能解释的是，该可汗继位于开元廿二年，卒于廿九年，在位计八年，与《新唐书》合。[13]但是，该观点与史实出入较大，不能解释的地方过多，特别与两《唐书》都明载的伊然可汗死后登利可汗继位这一事实不符。不过，他提到“登利”之号非某位可汗所特有的这一点倒是很有启发性。至于为何唐廷在开元廿二年和开元廿八年分别派李佺和李质去册封同一位突厥可汗，岑先生在《突厥集史》中补充到，《旧唐书》原本没有“并册立伊然”五字，系南宋人所妄加。[14]吴玉贵先生据以司马光所见《旧唐书》已有“册立伊然”字样，认为岑说不足据。[15] 薛宗正先生在《突厥史》一书中也不可避免地碰到了这个难题，他虽然吸收了伯希和、岑仲勉“登利”和“伊然”是同一人的说法，但在细节的处理上较岑说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薛先生认为“登利”和“伊然”是同一串突厥可汗号中不同词语的音译，前者是teŋri，后者是yaratmış，完整的可汗号是teŋri yaratmış bilge kağan。[16]薛先生虽然没有点明，但我们猜测，他所构拟的可汗号依据的应当就是《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行和南面第13行的teŋri teg teŋri yaramış türk bilge kağan。[17]不过与伯、岑二位不同的是，薛先生认为伊然（登利）可汗卒于开元廿八年，该年唐朝派李质册立的是其弟毗伽骨咄禄。薛说颇为大胆，认为《旧唐书》漏记毗伽骨咄禄其名，《新唐书》则误记其可汗号为登利。[18]我们不敢同意薛先生的论断。不过，薛先生所谓伊然和登利是同一可汗名号的两个部分的汉译这一猜测，我们是赞同的。 要真正解决汉文史料中突厥可汗世系混乱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在古突厥碑铭中寻找线索。在对古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仔细审读之后，我们发现，毗伽可汗去世之后，突厥铭文中出现了两种突厥可汗名号，分别是《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行和南面第13行的teŋri teg teŋri yaratmış türk bilge kağan以及《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行和《阙特勤碑》南面第1行的teŋri teg teŋride bolmış türk bilge kağan。这两串可汗号的头和尾都一样，意思分别是“如天”（teŋri 音译“登利”）和“突厥睿智可汗”（türk bilge kağan音译“突厥毗伽可汗”）。差异只在中间部分，前者是teŋri yaratmış，意思是 “天作的”，后者是teŋride bolmış，意思是“天上生的”。为了醒目，我们不妨将两串可汗号音义结合地译成“如天·天作的·突厥睿智可汗”和“如天·天生的·突厥睿智可汗”。这两串相似的可汗号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线索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阙特勤碑南面铭文以及毗伽可汗碑北面铭文的作者和镌刻年代作一番说明。 我们知道，阙特勤碑六面全部刻字，东面40行、北面13行、南面13行和两棱角上各1行刻写的都是突厥文，西面刻的是汉文，汉文的一面还补刻了1行突厥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在阙特勤碑的突厥文部分究竟是从东面开始还是从南面开始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19]阙特勤碑南面的13行铭文，学者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由毗伽可汗在阙特勤碑建立之时（即开元廿年）主持镌刻的。几乎内容相同的一篇铭文还出现在了立于开元廿三年的毗伽可汗碑的北面上。根据我们的考证，阙特勤碑南面的文字其实是一篇独立的铭文，它的作者、年代、背景与东面的铭文都不同。我们认为，阙特勤碑开元廿年建成之时，碑南面是空白，没有刻字，同样，毗伽可汗碑开元廿三年建成之时，碑北面也是空白，没有刻字。开元廿八年登利可汗继位后，在唐朝李质的协助下，登利可汗在阙特勤碑南面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的空白处，镌刻了两篇几乎相同的铭文。登利可汗用第二人称命令式的口吻，要求突厥官员和民众不要离开突厥。文中突厥汗国人心涣散的境况，反映的正是登利可汗继位之时突厥汗国即将瓦解的局面。以往的研究者把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两块碑文视作一个静态的、终极的文本，而实际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终极”史料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20] 我们认为，毗伽可汗碑东面首句的teŋri teg teŋri yaratmış türk bilge kağan（如天·天作的·突厥睿智可汗） 对应汉文史料里的“伊然可汗”，是毗伽可汗的继承者，于开元廿二年继位，开元廿八年去世。张九龄《曲江集》和《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称之为“登利可汗”，两《唐书》则记为“伊然可汗”，两者并不矛盾，都是其突厥语可汗号的部分音译，前者是teŋri的音译，后者是yaratmış的音译。[21]阙特勤碑南面和毗伽可汗碑北面首句的teŋri teg teŋride bolmış türk bilge kağan（如天·天生的·突厥睿智可汗）的在位时间是开元廿八年至开元廿九年，因其可汗号里也有teŋri一词，故在唐代文献中也被称为“登利可汗”。也就是说，突厥汗国有两个“登利可汗”。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重新审读汉文史料，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和各种分歧了。毗伽可汗开元廿二年死后，“如天·天作的·突厥睿智可汗”（teŋri teg teŋri yaratmış türk bilge kağan）继位，在汉文史料里既译作“伊然可汗”，又译作“登利可汗”。开元廿八年去世后，其弟继承汗位，可汗号为teŋri teg teŋride bolmış türk bilge kağan（如天·天生的·突厥睿智可汗），在汉文史料里也作“登利可汗”。唐朝在开元廿二年和廿八年分别派遣了李佺和李质前往突厥“册封”可汗。[22]这两个年份都是突厥汗国汗位易主的时刻，前者是毗伽可汗去世、第一位登利可汗（即伊然可汗）继位，后者是第一位登利可汗去世、第二位登利可汗继位。换句话说，李佺册封的是第一位登利可汗，李质册封的是第二位登利可汗。 最后，我们要对《新唐书·突厥传下》“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为苾伽骨咄禄可汗，使右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中的“苾伽骨咄禄可汗”作一点解释。“苾伽骨咄禄可汗”这一名号不见于《旧唐书·突厥传》，但在《册府元龟·外臣部》的一封册文中有所记载。该册文的纪年是开元廿八年，文中提到“咨尔突厥苾伽骨咄禄可汗”，“是用册尔为可汗，今遣从弟左金吾卫将军质持节礼册。”[23]从时间（开元廿八年）、人物（左金吾卫将军李质）和册封对象（突厥）三方面看，这封册文无疑就是李质册封突厥第二位登利可汗的册文。[24]如果“苾伽骨咄禄”是突厥名号的音译的话，可以还原成突厥语bilge kutluğ，意思是“睿智的、有福的”。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第二位登利可汗的可汗号在突厥语中是teŋri teg teŋride bolmış türk bilge kağan，这里面并没有kutluğ这一修饰成分，那为何汉文史料中称登利可汗为“苾伽骨咄禄可汗”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实际上，虽然“骨咄禄”（kutluğ）这一名号在与突厥相关的汉文史料中经常出现，但在突厥碑铭里却从未出现过，例如第二突厥汗国的首任可汗“骨咄禄”，突厥碑文里的正式可汗号是Élteriş Kağan（音译“颉跌利施可汗”），还有默啜可汗，在《毗伽公主墓志》中被称为“骨咄禄默啜大可汗”[25]，而在突厥碑文里的正式可汗号是Kapğan Kağan。可见，这个kutluğ（有福的）虽然屡见于汉文可汗名号中，却并未出现在突厥语的正式名号中（至少第二突厥汗国是如此），说明它可能是一个非正式性的修饰成分。参照骨咄禄和默啜两任可汗的例子，此处《新唐书》和《册府元龟》中的“骨咄禄”这一成分没有出现在登利可汗正式的突厥语可汗号中，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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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晚期中古音同。然，《广韵》如延切，蒲立本构拟的早期中古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