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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系项目组主要成员。 回鹘卜古可汗传说新论
卜古可汗传说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回鹘祖先传说，记录于回鹘、波斯、汉、拉丁等多种文字的文献当中。由于其与回鹘历史变迁甚有关联，故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的讨论多集中在卜古可汗与历史人物的比定及传说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方面。然而，在传说的其他方面，仍不乏可以讨论、辨析的问题。本文结合多种文字材料，对传说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和卜古可汗的名号等问题进行査考，以期为卜古可汗传说的讨论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或许可以为进一步的深人研究提供参考 一、buqu与boγuγ：丘生传说与树生传说 记载卜古可汗传说最为详细的材料是波斯语史学名著、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据该书，在漠北斡儿寒河畔有名为斡耳朵八里（Ordu-Baligh）的古城，城中宫殿废墟门口的井中有一汉文石碑，上记回鹘祖先传说云： 当时，哈刺和林有两条河，一名先忽刺（Tughla），—名薛灵哥，汇流于合木阑朮（Qamlanchu）之地；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其中一棵，他们称为忽速黑，形状如松（nāzh），树叶在冬天似柏，果实的外形和滋味都与松仁（chilghuza）相同；另一棵他们称为脱思（toz）。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见这个奇迹，畏兀儿各族满怀惊异；他们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们听见歌唱般美妙悦耳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篷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首领们来观看这桩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终于，他们走出石室，被交给乳姆照管，同时，人们举行种种崇拜的典礼。他们断了奶，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这时两棵树突然出声：“品德高贵的好孩子们，常来此地走动，克尽为子之道。愿你们长命百岁，名垂千古！”当地各部落纷纷来观看这五个孩子，犹如对王子一样尊敬他们。大家离开的时候，给孩子各取一名：长子叫孙忽儿的斤（Sonqur Tegin），次子叫火秃儿的斤（Qotur Tegin），三子叫脱克勒的斤（Tükel Tegin），四子叫斡儿的斤（Or Tegin），五子叫不可的斤（Buqu Tegin）。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选一人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因为，他们说，这五子是全能真主赏賜的。他们发现，不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他们一致举他为汗；于是，他们会集一起，举行盛会，把他拥上汗位。 这一传说也被几种汉文文献记录下来，如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亦辇真公神道碑》和《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等，与《世界征服者史》不同，这些汉文材料谓传说中的五兄弟系生于树瘿而非丘陵之中，如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云： 退而考诸《高昌王世家》：盖畏兀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 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亦辇真公神道碑》又谓五儿中四儿先死： 公讳亦辇真，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国中有两树，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瘿儿，四儿死，而第五儿独存。以为神异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让以国，约为世婚而秉其国政，其国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 以上记载虽详略不一，互有出入，但皆谓于树瘿生人，从而形成与《世界征服者史》不同的树生版本，二者显系同源，其分歧原因何在呢？ 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SI D/17文书为一部可能撰写于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前半叶的佛经题记，其中在颂扬一位回鹘统治者时也提到了卜古可汗： bu čambudivip yirt[inč]ü yir suvnung arqasïnda säkiz s(ä)nglä toquz toγla öngtünintä qaml(a)nčuin atl(ï)γ bärk arïγ ičintä ïda törüp ötigän yirintä b(ä)lgürüp bišägün örgün üzä bädümiš yirdä t(ä)ŋritä ayaγl(ï)γ uluγ küčlüg t(ä)ŋril[är]tä alqašl(ï)γ ïduq boγ(q)uγ uγuš-ta törü[y]ü y(a)rlïqamïš bodi tözlüg b[o]dis(a)v(a)t uγušl[uγ] kiši 上段文字为修饰最后一个词kiši的大段定语，其意谓此人（kiši）为菩提种姓，降生于神圣之boγuγ氏族，而boγuγ为天地间诸神所赞美，生于八色楞格河与九土拉河（交汇点之）东名为合木阑朮的密林中的树上，在郁督斤之地，与其他四人一起在王位上长大。毫无疑问，这是回鹘祖先传说的另一个版本。boγuγ（亦作boquq）—词指人或动植物身上的瘤状物，可见这个传说的早期版本原是树瘿生人的神话。 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云“回纥有普鞠可汗”，“普鞠”中古音可拟为*phukiuk＞*pukuk。虽然中古音中的人声韵尾在晚唐五代以后开始弱化乃至消失，但在11世纪西北汉语方言中仍然保留其弱化形式-γ，“普鞠”若来自偰氏自述，则可能为更早时期高昌回鹘之汉译，则正与回鹘文传说中的boγuγ／boquq相同。而《高昌王世勋之碑》中的“卜古”中古音可拟为*puku，看来应是boγuγ／boquq丢失掉尾辅音后的说译形式。则汉文文献中的卜古可汗无论在事迹上还是在称号上，都是直接承自回鹘，反映了传说的真实面貌。 那么波斯文《世界征服者史》所记录的丘生传说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世界征服者史》谓“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kūh）”，其情境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亦辇真公神道碑》所述“合而生瘿”完全相同，唯两树中间生起之kūh，波斯文一般仅指山丘，并无“树瘿”之意，故《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译为“mound”（小丘，土堆），而汉译本更据此发挥，不仅将隆起之物译作“丘陵”，更将其中的小室（英译本作the cells）译为“石室”，更加深读者“丘陵”之印象。但核诸《德胡达大辞典》，kūh一词又有“茧”、“棉铃”、“罂粟壳”等义，与“树瘿”皆为隆起膨大之物，此外由其派生的kūhān一词又意为“驼峰”，则kūh或亦可指树瘿，《世界征服者史》所记或本亦为树瘿传说，而为后世译者所误解欤？ 但《世界征服者》后文又叙作者朋友于一书中读到一则故事：“有人在这两树之间的空地上，做好一个洞（There was a man，who made a hollow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two trees），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去，在其中点上蜡烛。然后，他领人去看这桩怪事，向洞子礼拜，教别人也如此做。他这样欺骗他们，迄至他挖开土地，取出他的孩子（until he had dug up the ground and fetched out the children)”树间空地挖洞藏子与丘陵说如出一辙，似乎在作者的时代，回鹘人当中也已经出现了丘陵说的版本。但上述树间挖洞的情节在《世界征服者史》波斯文本中作“Shakhṣī būd，dar ān maużi‘-i mazkūr miyān-i du dirakht tuhī kard”（从前有一个人，在前述两树中间之处，挖了一个洞），miyān-i du dirakht指两树之间，以树瘿传说观之，若谓两树结合之处，似亦无不可。则其人或剖洞于树，非必掘坑于地。其后“挖地出子”之情节在波斯文原本中作“ān rā bishkāft wa bachigān rā bīrūn āvard”［他将那个（洞）划破，把孩子们取了出来］，英、汉译中的“ground”、“土地”在波斯文原文中为代词“ān”（那个），指前文所言两树间之洞，并非土地。此“树间之洞藏子”或即“树间之瘿藏子”之流变，故所谓“丘陵生人”，颇疑乃今人误译所平添之“新说”，实非彼时传说之真相。 二、boγuγ与qabuq：树瘿生人与树洞生人 波斯文《史集》中记载了另外一个树生神话的故事： 当乌古思同亦惕－巴刺黑部落作战，被他们打败时，他退到两条河流形成的一个岛上，停留在那里。这时有个丈夫战死的孕妇，爬进一棵大树的空洞里，生下一个孩子。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乌古思，他很可怜她，便说道：“既然这个妇人没有了丈夫，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他［确实］被当作乌古思的孩子。乌古思称他为钦察。这个词由“合不黑”一词派生来。“合不黑”为突厥语“空心树”之意。所有的钦察人都出自这个幼儿。 这一传说记钦察始祖出生地亦在两河之交的树上，其出生之情境与回鹘祖先传说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如卜古可汗传说中树生五子，而钦察传说中只有一子；再如卜古可汗传说为树瘿生人，而钦察传说为树洞生人，正好起伏相反。 钦察传说中的“合不黑”，波斯文原文为قبوق，其中辅音字母ق之元音并不确定，现在一般读作qabuq，这一词还见于《乌古斯可汗传》： 又有一天，乌古斯可汗出外狩猎， 看到前方湖水中间有一棵树， 树窟窿中有位少女独自坐着，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此段中“树窟窿”一词的突厥文原文为qabučaq，正是“合不黑”（qabuq）的指小形式。突厥语qabuq有“皮，门”的意思，有的学者由此词直接引申出“空心树”的含义，恐怕不妥。qabuq所具有的“皮，门”的含义应来自词根qap（皮，壳），而具有“空心树”含义的qabuq可能来自另一个词根qab（袋，容器）。查突厥语qabaq有“空心的、有窟窿的（树）”之意，qabuq应是第二个音节的元音受到其前面的唇辅音b的影响而圆唇化的形式。 “合不黑”既为“空心树”之意，似与回鹘传说中的“树瘿”无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同样以qab为词根构成的qavuq—词意为人或动物身上的囊、疱，qabar-意为“使成为容器”，引申为“使起疱，使成泡，使肿大”，并进而形成“膨肿，突出”之意。可见qab及其构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空”，二是“囊肿”，这两个含义实际是一体两面，一强调容器内部的空洞，一强调容器外部的形状。 而树瘿生人的传说其实也同时具有多种因素，如《桂苑丛谈》引《史遗》“王梵志”条云：“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马可波罗行纪》“哈密”条又谓“他们（高昌回鹘人）宣称，他们最早的君王不是人类所生，而是从一种树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树瘤由树的汁液形成，实际上我们通常称之为‘埃斯卡’（esca）”。按树瘿往往破裂流汁，腐朽成洞，其始隆终裂，类人孕产，致有树瘿生人之说，其过程涉及树瘿、树洞、树汁乃至树皮等多种因素，前引《世界征服者史》记“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丘陵日益增大……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最为全面地反映了树瘿生人的整个过程，但回鹘传说中卜古可汗的名号为boγuγ（瘿），《高昌王世勋之碑》等汉文材料亦只言树瘿，是其仍然以树瘿为最突出的标志。而钦察传说中的qabuq（空心树）实际是在强调树瘿朽烂后形成的空洞，二者各有侧重，实则一事而已，应该是共同起源于一种更为古老的传说母题，而在其后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版本。 两种版本的分歧原因或许可以从传说中中心词的发音变化上找到。如前所述，突厥语qavuq意为人或动物身上的囊状物，与boγuγ为同义词；qovuq意为“空，树洞”，与qabuq为同义词；qavuq受其后之唇齿音ｖ及圆唇元音u之影响亦常与qovuq混淆互转，故传说在口头传颂的过程中发生boγuγ／boquq与音、义接近的qovuq／qabuq的混用和转化是可能的。树瘿生人与树洞生人传说的分途或源于这种词语的混淆。 三、卜古与仆谷：卜古官号与卜古可汗传说 《晋书·佛图澄传》云：“及（刘）曜自攻洛阳，（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按“仆”，蒲木切，并母屋韵入声，合口一等，中古音可拟为*buk；“谷”，古禄切，见母屋韵入声，合口一等，中古音可拟为*kuk，则羯语诗中的“仆谷”中古时的读音正为*boquq。 突厥文《阙特勤碑》南面第10行有“buquγ tutuq”的残文，巴赞（Louis Bazin）以为此处之boquγ即羯语诗中的之“仆谷”，其义与奥斯曼古官号boγ一样，为军队首领。他反对将boγ看作是斯拉夫语bog（神及神化的人或物）的借词，而认为它来自更古老的突厥词语。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即在于将《阙特勤碑》中的boquγ理解为与其后之tutuq（都督）同样为军队首领之义，但结合古突厥语部族的官号加官职的命名传统来看，《阙特勤碑》中的boquγ更像是tutuq这一官职的修饰成分，即保留其词普通含义的美称官号或部族称号（详后），其本身应该并不具有“军队首领”的含义。 《晋书·刘曜载记》的一条材料似可证明“仆谷”的官号属性：“（刘）曜疮甚，（石）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载。北苑市三老孙机上礼求见曜，勒许之。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关右称帝皇。当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阳。祚运穷，天所亡。开大分，持一觞。’”可见《佛图澄传》所谓“刘曜胡位”，其实是其王号。 Boγuγ之见于王号，回鹘文文献中亦有其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T. II. K. Bündel Nr. D. 173记录了一个号为tängrikän uiγur buγuγ xan的回鹘可汗于羊年至高昌与慕阇商谈设立三位默傒悉德的事情（xočoγaru kälipän xoin yïlqa uč maxistak olurmaq üčün mužakkä kingädi），而在北庭故城附近发现的几枚铭有回鹘文字的钱币上也有Köl bilgä boquq uiγur tängri qaγan的称号。 乃蛮和汪古部亦有以boγuγ为王号的例子，如《史集》载，“在与成吉思汗敌对之前，乃蛮人有个君王，名为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aīnānj-b(i)lkeh būkū-khān）。‘亦难赤’一词意为信仰；‘必勒格’为尊号，［意为］‘伟大的’。不古汗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君主，畏兀儿人和许多［其他］部落都带有高度的敬意［怀念］他，并说他是从一棵树中诞生的”，而阎复为汪古部首领所写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说：“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这里的“卜国”即被认为与“卜古可汗”的称号相同。 以上突厥语王号中的boγuγ／boquq应为称号，而非官职，刘曜王号中的“仆谷”（boquq）盖亦属此。其号如果也和祖先生于树瘿的传说有关，则卜古可汗传说的原型在北方部族中流传的年代至少在４世纪以前。考虑到树生传说在各地普遍流传且起源甚早，则其在具有树崇拜传统的北方部族中早已流传，亦当为颇有可能之事。 四、卜古与仆固：高昌回鹘王室与仆固部 羽田亨以为“仆固”与boγuγ对音相合，“仆”可对应boγuγ中的boγ，而“固”则对应其尾辅音-(u)γ，并由此推断回鹘文钱币可汗号中的boγuγ意指仆固部，而高昌回鹘王室自然也应来自其早期首领仆固俊所代表的仆固部。其最后的结论未必错，但此前的部分或许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很难想象“固”（中古音*ku）这个音节会专门用来对译一个音色上并不明显的尾辅音，特别是它还有一个发音更为清晰的元音在前面。而且“仆”的尾音与“固”的首音为同一音位，二者连接无间，中间似不容插入一元音u，相反，“固”对应γu／qu当然是最为自然的理解。 蒲立本将“固”的早期中古音拟为*kɔʰ，略可与γuγ对应，但在钢和泰于阗文文书中被认为对应仆固一词的bākū也是没有尾辅音的，而这一形式其实更接近于汉文史籍中仆固的另一种译法“薄孤”。《北史·突厥传》记“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东纥罗寻亦翻动”，此“薄孤”、“东纥罗”即唐代史书中的“仆固”、“同罗”。考“薄”，傍各切，并母铎韵入声，开口一等，中古音拟为*bak；“孤”，古胡切，见母模韵平声，合口一等，中古音可拟为*ku，则“薄孤”正可对应baku。可见我们并没有必要假设汉文中的“仆固”有送气尾音或硬要以“固”去对应发音不清晰的尾辅音γ。古突厥语音节尾音-γ在译为汉文时往往脱落，故薄孤、仆固皆得视为boγuγ脱落尾音的形式。 但仅从语音上来勘同仆固（boqu）与boγuγ／boquq仍嫌证据不足。敦煌文书P.5007诗歌序中云：“仆固天王乾符三年（876）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或以“仆固天王”即“仆固天可汗”，应大致不错。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T. II. K. Bündel Nr. D. 173和回鹘文钱币中的boquq uiγur tängri qaγan亦可理解为boquq回鹘天可汗，或即汉文文书中“仆固天王”之由来，这么看来，仆固对应boγuγ／boquq似乎又多了一条可以直接比定的证据。 但除了这份吐鲁番文书和回鹘钱币外，与高昌回鹘王室相关的修饰语中也有几处出现了boγuγ／boquq—词，如回鹘文《高昌王世勋之碑》第29行描述高昌回鹘公主为“boquq tüzlüg pundarik cäcäk täg”，耿世民译为“像含苞的莲花（一样的）”；德国国立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东方部藏U971（T II S20）文书第15-16行题记中提到了一位回鹘王室女性，称其为boquq töznüŋ punḍarïk čäčäki t(ä)ŋrikän taqïn qïz t(ä)ŋrim，其中boquq töznüŋ punḍarïk čäčäki与《高昌王世勋之碑》句式相类。此二处的boquq当然也可理解为普通名词“花蕾”，但结合前引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SI D/17文书的情况来看，用于修饰主语的boquq应该是为了表明其出身于高贵的卜古可汗之裔，所以以上两处的boquq解释为祖先传说中的始祖名号可能更为妥帖。 前述乃蛮和汪古部首领称号中都有卜古一名，这两个地方也很难把卜古等同于仆固部，而认为乃蛮、汪古会将另外的部族称号放到自己的王号当中，《史集》说卜古称号是为了纪念“古代一个伟大的君主”，应该是更为合理的解释。回鹘可汗号中的boγuγ似乎也应该同样看待，而“仆固天王”中的“仆固”如果确实来自可汗号中的boγuγ，则它可能也只是始祖名号的对译，而并非部族名称。但这从另一个方面恰好可以证明boγuγ正是仆固的原语，汉文文献中的“仆固”和“薄孤”以及于阗文献中的bākū应该是丢失了尾音γ后的讹译形式。 此外，前引《阙特勤碑》中的buquγ tutuq中的buquγ也有可能是仆固这一部族名称。唐太宗时代在铁勒诸部置羁縻府州，府设都督，州设刺史，皆以部落首领为之。此后直至回鹘汗国时代仍袭此制，如回鹘“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而“仆固都督”亦见于唐代史籍：“时突厥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谋引突厥共为表里，陷军城而叛。”据此，则《阙特勤碑》中的buquγ tutuq可能正可译为“仆固都督”。 《旧唐书·仆固怀恩传》云怀恩为“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语讹谓之仆固”，按“骨”，古忽切，见母没韵入声，合口一等，中古音可拟为*kuət，所以“仆骨”的原语当为buqut，如果“仆固”（boqu）只是这一部名的讹译，则上述仆固译自boγuγ的结论即不能成立。但buqut显然是一个蒙古语部族名常用的复数形式，而boγuγ的蒙古语复数形式正可为boγuγud>boγu’ud>boγūd，则所谓“语讹”，不仅是出于仆固boqu对于boγuγ的讹译，也出于仆固部名称单复数形式之异，或突厥、蒙古语部名之不同。
五、仆固传说与回鹘传说：卜古可汗传说的嫁接与回鹘意识的强化 北族常以祖先名号为部名，“仆固”部名若果得自卜古可汗之号（boγuγ），则其传说可能本为仆固部之祖先传说。《隋书·铁勒传》云“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旧唐书·回纥传》云“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后称回纥焉”，可见在回鹘的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一个五部时代。虽然《新唐书·回鹘传》上说“大业（605-618）中，处罗可汗攻胁铁勒部，裒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阬之，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似回纥部一直是五部的首领，但《隋书》、《旧唐书》均以仆骨列于首位，或许暗示仆骨部曾经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前引《北史·突厥传》载高祖诏云“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东纥罗寻亦翻动”，大业中五部叛处罗可汗，但高祖诏中已将仆骨、同罗（薄孤、东纥罗）并提，可能这些部落在当时已经有某种联盟的形式，而其言未及回纥，或许正是当时仆骨部势力强于回纥的结果，卜古可汗传说中的五子情节是否与上述历史背景有关呢？ 而前引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云：“偰氏，伟兀人也。……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宁路也。……回纥有普鞠可汗者，实始居之，后徙居北庭。”《辽史·天祚帝纪四》又记耶律大石与回鹘王毕勒哥书云“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太祖纪下》天赞三年（924）九月丙申条记辽太祖“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古回鹘城即回鹘故都，是其至迟在辽末已得“卜古罕城”之名。以上两条材料表明，尽管卜古可汗传说最初或许仅为仆固部的祖先传说，但在高昌回鹘时期已被当作草原回鹘汗国的起源传说而加以传颂。 这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记录的回鹘两部传说与五部传说中似乎可以窥见端倪： 畏吾儿人认为他们世代繁衍，始于斡儿寒河畔，该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刺和林的山中；合罕近日所建之城池即因此山得名。有三十条河发源于哈刺和林山；每条河的岸边居住着一个不同的部落；畏吾儿人则在斡儿寒河岸形成两支。当他们人数增多时，他们仿效别的部落，从众人当中推选一人为首领，向他表示臣服。这样一直过了五百年，才出现不可汗（Buqu Khan）。 两部传说与卜古可汗传说显然有不同的来源，而前者在《史集》“畏兀儿部”中有更详细的记录： 据说，畏兀儿斯坦地区有两座非常大的山；一座名为不黑刺秃－不思鲁黑，另一座名为兀失浑－鲁黑－腾里木；哈刺和林山位于两山之间。窝阔台合罕所建的城，也用那座山的名字来称呼。两山之旁有一座名为忽惕－塔黑的山。这些山区内，有一处地方有十条河，另一处地方有九条河。在古代，畏兀儿诸部的驻地就在这些河流沿岸、［这些］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居住的［畏兀儿］，称为温－畏兀儿，而住在九河［地区］的，称为脱忽思－畏兀儿。……过了若干岁月和世代，这些畏兀儿部落还没有指定的君长。……后来，所有各部为了共同利益举行了会议，……全体一致满意地从诸部中最聪明的额必失里克部落选出一个名为忙古台的人，授以亦勒－亦勒迪必儿之号。［他们］还从兀浑都儿部落［选出］另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称作古勒－亦儿勤；他们让这两个人作了［全］民族和诸部落的君主。他们的氏族［兀鲁黑］统治了百年之久。 或许这个传说才是回鹘部西迁之前的主要祖先传说，而卜古汗传说是在回鹘西迁以后才被仆固部以禅让的形式嫁接在了原来的回鹘传说之后，以此改造了草原回鹘汗国的历史记忆。 但卜古可汗以禅让得国的事迹仍在高昌回鹘内部被强调，似乎表明这一记忆并非久远。 如《哈珊神道碑》云：“公讳哈珊，畏兀人。世王高昌，在唐为回鹘，禄山之灭，史存功载。后以神异，禅今高昌王之远祖，而身相之□世其官。”前引《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亦辇真公神道碑》云：“公讳亦辇真，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以为神异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让以国，约为世婚而秉其国政，其国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此二人皆元人，当时犹称祖先禅于今高昌王之祖，或许正是因为仆固氏西迁之后始主回鹘，卜古可汗传说被加入回鹘祖先传说中为时尚浅，故当时人尚得有西迁之初仆固易政之记忆，否则前世辽远，高昌回鹘诸豪皆得为卜古子孙，何必复言禅让之事？ 尽管如此，随着卜古可汗传说的日益流行，回鹘汗国早期英雄可汗的事迹和形象也逐渐加在了卜古可汗身上。《世界征服者史》谓卜古可汗传说得自井中石碑：“宫殿废墟外，对着大门，有些刻着文字的石头，我们亲眼得见。合罕在位时，曾将这些石头移起，发现一口井，井内有块刻有铭文的大石碑。有诏教所有人都去译读碑文，但无一人能译读它。于是从契丹召来些叫做……的人：刻在石上的原来是他们的文字”，显然作者所亲见的是对着大门的石头，而井中“大石碑”的发现经过及其内容，则是得于传闻。但其实其与碑文（一般认为是《九姓回鹘可汗碑》）难以对应，而更像是《乌古斯可汗传说》一类的民间传说。但他将卜古可汗传说与残碑及其中的可汗联系在了一起，恐怕也是采自回鹘人的说法。这正说明，当时的回鹘人可能已经把《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包括怀信可汗在内的一些早期英雄可汗的记忆附加在了卜古可汗身上。这无疑会使卜古可汗传说作为草原帝国起源传说的地位得以稳固，而高昌回鹘王室的权威性也随之加强。 但在有关高昌回鹘的各种材料中我们并没有发现高昌王室强调自己的部族归属，而是仍以回鹘自号，前引吐鲁番文书和回鹘文钱币中记录的可汗号中皆有uiγur的称号，即为明证。而这一点在汉文文献中表现尤为明显，汉文史籍中记录仆固部甚详，而高昌回鹘颇习汉学，撰写前述碑文者又皆硕儒，若其果欲彰显族属，岂能无一言及之？ 高昌回鹘王室若果出于仆固部，则其秉政之时距其隋代以仆骨之名显赫诸部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近三百年，高昌回鹘虽经历仆固改替而仍然自称回鹘，且把仆固传说与回鹘传说整合在一起，表明经历回鹘汗国时代的部族整合，九姓集团已具有了共同的回鹘认同意识，而不再如始建时那样，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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