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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疾风呆蓝的第113篇原创文章 初读中国历史，会赞叹于五千年历史的厚重与辉煌； 再读中国历史，会痛心于那些历史的至暗时刻； 又读中国历史，会产生对历史周期的巨大无奈感。 初读历史，看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军事文化和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恐怕西方只有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与之媲美。 看看在科技并不发达的两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帝国。 看看这两千年来唯一未曾断绝的文明古国，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自豪油然而生。 再读中国历史的时候，看到那些影响中华命运的至暗时刻，同样也会痛心疾首。 如果关羽不曾被背刺，如果诸葛亮能多活几年，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五胡乱华，华夏陆沉。 如果唐玄宗能够早死几年，如果安史之乱没有发生，或许就不会有盛唐的陡然落幕。 如果北宋没有那两位奇葩皇帝，靖康之耻或许就不会发生。如果南宋不是赵构当皇帝，就不会有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催回而功败垂成。 如果明朝没有土木堡之战的元气大伤，或许国祚还能再长一些，明末的中国或许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 如果李自成没有意外被地主武装杀死，如果南明朝廷能够争气一点，就不会有明末清初的人间浩劫。 如果太平天国有更好的理论指导和战略武装，就不会成为如此轰轰烈烈的悲剧。 又读中国历史，是对历史周期律的无奈。 自秦朝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之后的两千年，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形态就固定下来了，后世无论如何治乱兴衰都是在这一框架内。明朝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开头第一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源自于秦汉的大一统郡县制度。 大一统 郡县制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古代世界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这却也让古今中国人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造成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甚至在思想上走进了故步自封的死胡同。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的车轮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曾经如此强大和骄傲的华夏民族会被西方人欺负100多年，直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才重新站起来。 同样，我也惊喜的发现，史书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试图跳出周期律，并为此付出了努力和行动。 在延安，黄炎培与毛主席聊到历史周期律，主席说找到了破除历史周期律的办法--让人民监督政府。 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当即表示赞同：“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我看来，两个人的回答都非常的妙。 主席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全新模式，人民监督政府，才能避免政府逐渐懈怠最终人亡政息，这段话放在今天来看依然是正确的，甚至未来也不会过时。 黄炎培对主席提出的“民主”的表现进行了具体展开，他强调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而非少数人，这样才能避免少数人的功业欲导致民主失灵。 个人功业欲，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集权是大一统的必要手段，而权力一旦集中，手握权力的人就会变得举足轻重，很容易产生要干一番大事，创建一番巨大功业的欲望。 这种欲望既有可能带领整个国家走向强盛，也有可能带领整个国家走向衰败，取决于执剑人的道德与执政水平。 用民主决策来取代执剑人决策，避免执剑人产生个人功业欲，进而避免过度集权的情况产生。 同时，他后半句着重强调了“地方”。 地方的事情让地方的人民参与和管理，而非像过去那样完全的自上而下的奉旨行令，才能激发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才能具体保障民主可持续存在。 读了几遍主席和黄炎培的对话之后，我突然感觉黄炎培对主席的提问，不像是单纯的提问，更像是心里其实有了答案，找主席去印证一下。 或许相比答案本身，他更想听到的是这个答案从主席口中说出。因为这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代表着新政权不同于国民党旧政权，更不同于两千年大一统封建历史的无数政权，是这个古老文明操作系统的一次全新迭代。 后来，主席也确实不惜“粉身碎骨”，以实际行动去实践自己的理念，至于效果如何，时间会给出最公正的评价。 历史读多了，见多了朝代更迭和时代兴衰，就会愈发佩服那些试图带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粉碎精神枷锁走向新的时代的人。 这样的人可能并不会被时代和大众所理解，但当你遥望漫长久远的历史星河时，会猛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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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扫地僧一一 > 《5042、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