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信仰》是杜威集中论述宗教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他在其中处理了三个重要的主题：（1）诸宗教与作为一种经验形式的“宗教性的”之间的区别；（2）作为理想的或可能的东西与实在的或现实的东西之交会的上帝；（3）把“宗教性的”作为一种弥漫性的经验模式灌输到民主生活之中。在杜威看来，建制性的宗教经常抑制或阻挠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经验到“宗教性的”东西。结果之一就是，当人们拒斥他们在其中被培养起来的宗教的时候，他们也拒绝了在生活中宗教性的东西的重要性。杜威所针对的演说对象正是这些人。 尽管杜威经历了一个放弃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但是黑格尔主义在他思想中的积淀在《共同信仰》中对于上帝的界定方面仍然有所体现。他对上帝界定说：“上帝概指激起我们欲望和行动的所有理想目标的统一体。”他进而承认：“这个观念——上帝代表理想价值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在其起源上本质上是想象性的——遇到语词上的困难，因为我们频繁地使用'想象’这个词来概指幻想的和可疑的实在。但是作为诸理想的诸理想性的目标的实在性由它们在行动方面不可否认的力量而得到保证。一个观念并非是因为想象是该观念借此得到把握的官能而是一种幻觉。”换言之，上帝除了作为我们对指导我们行动的那些非客观的理想的想象投射并不存在。既然上帝的观念不是实在的，因而，既然是由幻想所创造的，那么它并非是因为满足把我们的希望和欲望理想化的目的而是幻觉性的。 与这种无神论的信条相一致，杜威猛烈抨击宗教这个观念，宗教佯装代表人与一个客观的和人格性的神的关系。他区分了自此著名的“宗教”与“宗教性”。人的行为所投射出的理想是宗教性的，但并不保证是宗教，因为没有宗教予以崇拜的额外的-精神性的神。根据杜威的说法，“为了某个理想之故而排除万难，且因为深信其一般的和持久的价值而不顾个人得失所投身的任何活动，在属性上都是宗教性的”。然后杜威对宗教进行了挞伐：“倘若我关于宗教说过什么看起来疾言厉色的话，那么我之所以说出那些话，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种坚定信念，就是，那些宗教的这样一种宣称——宣称拥有对理想和超自然手段的垄断权，而且据称它们单凭此就能够得到推进——阻碍了认识到自然经验中固有的独特宗教性价值的道路……像我所构想出的那样的宗教性的价值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不应被缩略。恰恰因为这些价值的释放如此重要，所以它们与宗教信条和膜拜的等同必须予以消解。” 杜威反对超自然主义，并不满足于用他的概念性的理想替代人格性的上帝而否定宗教的基础。杜威进一步反对他所称的理性的自杀和人为弥补弱点而对启示和神恩的信仰。在杜威看来，人本身有能力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达到所想要的所有抱负。如果必须有信仰的话，那么就让信仰成为人在相互合作中对彼此的信仰。他说：“信仰通过人类努力的直接合作而不断揭示真理，在性质上比任何一个对完成的启示的信仰更具有宗教性。”杜威自然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拒斥任何一种固定教义或信条，它们基于启示，从而窒息了必须摆脱这样的羁绊的人类科学的进步。 杜威认为，对于一种宗教而言某种固定的教义机制是必须的。但是信仰连续的和富有活力的探究的可能性并不把达到真理限定在事物的任何渠道或者图式方面。它并不首先说真理是普遍的，而后再说只有一条到达它的道路。它并不依赖于服从任何教理或者教条而寻求保证。它相信的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自然互动将孕育更多的智慧、产生更多的知识，只要那些界定起作用的智慧的科学方法被进一步推进到世界的神秘性之中。 杜威基于人自身理性的自律而不是上帝启示的权威给信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杜威说：“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对智力的信仰在性质上成为宗教性的——这个事实可能解释了何以一些宗教人士致力于诬蔑作为一种力量的智力。他们恰当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信仰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在杜威看来，知识是如此。在行动和成就方面同样为真。“人们从未完全运用所拥有的力量推进生活中的善，因为他们一直服侍着外在于他们自己和外在于自然的某种力量来做他们负责做的工作。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力量无异于放弃人的努力。” 针对对人的这种自我完善能力的神化可能有的诘难，杜威辩护说，这并不是把人个体地或者集体地同自然隔离开来，也并不假设人的努力的需要和责任之外的东西。因而，不单独是人自己，而是与自然合一的人达到人的存在的任何可能目标；而且所说的目标完全可及的，因为它谦逊地并不奢望任何超出尘世的自然的和暂时的那些善之外的东西。“它并不包含对善的仟僖的任何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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