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威与绝对唯心主义的决裂出现在1905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任教的时候。尽管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这种决裂已有迹象，但是对于绝对唯心主义的批评的代表作《直接经验主义的前提》、《经验与客观唯心主义》和《信念与存在》等都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初期。在这些作品和之后的作品中，杜威都把唯心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谬误”的主要例证，就是把已知与实在等同、把理念当作完全现实化了的实在。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期是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时期，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两部论宗教的著作《确定性的寻求》（1929）和《共同信仰》（1934）在内。 限于篇幅，《确定性的寻求》没有收入本选集之内。《确定性的寻求》源于杜威1929年在爱丁堡的吉福德讲座，这个讲座旨在讲述“自然神学”，即从科学的进路处理上帝问题。杜威的讲座主要借助他的工具主义探求理论批评传统的哲学知识观。就像在《经验与自然》中一样，杜威把人的生命描绘为被“不定和稳定”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主题所主导。这两个主题的交替律动导致人们通过开发得以控制环境的工具和技能来探索确保过渡性的善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善的热望促使我们设想它们已经“安全和确保了”，永恒存在于一个属灵的领域。通过认为这些善以某种方式已经存在于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之中，我们人类“对于善的寻求”便偏移到“对于确定性的寻求”。 在最后一讲中杜威才直奔宗教这个主题。他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倘若认识到那些理念并不属于一个实在的、现实的和完美的领域，而是属于一个可能的、因而人们必须借助行动予以实现的领域，那么该当如何？尽管人们或许失去“永恒价值”保证的虚假满足，但是会认识到，理念需要予以想象、予以奋斗，而且要不断予以重估，以便成为人的生存中活生生的意义。杜威说，“宗教性的态度”会是“一种存在的诸种可能性之感觉”和“对于这些可能性之事业的献身”。（LW4：242）换言之，正如T·M·亚历山大在杜威《共同信仰》单行本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杜威建议用“可能的东西的属灵性”取代“现实的东西的属灵性”。 《共同信仰》可以视作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中相关宗教思想萌芽的开花结果。一方面，《确定性的寻求》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令人进一步有所期待，需要详细展开；另一方面《基督教世纪》中围绕杜威的上帝观所展开的论战需要他予以全面的回应与阐释。在该杂志内外围绕杜威上帝观和宗教观所展开的论战中，各色宗教立场一应俱全：有像“有一个上帝吗”中那样的开明派，有基要派和保守派，甚至有战斗的无神论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新教神学家、倡导若有必要借助强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他批评杜威的人性观过于天真和乐观，没有认真对待原罪和罪恶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杜威感到有必要自我澄清，而耶鲁大学则不失时机地给予杜威“特里讲座”这个机会，《共同信仰》则是这个旨在“用科学和哲学的亮光审视宗教”的“特里讲座”的一个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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