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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书简》 《人文书简》主要涉及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思考，兼及文学批评以及作者主编《上海文学》等。陈思和用这些“书简”，传递和交流信息，回应争论和批评，阐述立场和观点，为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发展留下一份珍贵的写真，其中蕴含着陈思和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学术担当。 
《人文书简》 陈思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文学书简》 《文学书简》集中于人物传记、小说、散文、戏剧影视等多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讨论，涉及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重要人物(如蔡元培、郁达夫、巴金等）、重要作家（如王蒙、张炜、张承志等）和重要作品（《活动变人形》《金牧场》《古船》《围城》等）。陈思和通过这些信，表达了其对文学创作活动的长期关注，并试图以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视角探求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学理想。 
《文学书简》 陈思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序 陈思和 一般来说，书简文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通信，不准备发表给公众看的（至于以后让他人发掘出来公开发表，又当别论）；还有一类借助书信体形式做文章，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但后一类书信还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借助书信形式来进行另一种文体的写作，如用书信体写文学批评，写散文，甚至通过书信来探讨深奥的理论问题。在我早先的阅读经验里，最早接触的这类体裁的作品，是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这是讨论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经典之作，还有就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书简》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作人有一些当作散文小品写的书信，也属此类。当然，书简可以构成虚构作品，如书信体小说，但这已经超出了书信自身的界定，不属于我这里所说的范围。我所指的“书信”，首先就是书信——借助书信形式来讨论理论问题或者批评某些作品，都还是书信所包含的功能之一，所以这些文章确实是书信。 这本小书收录的书信体文章，不属于私人通信，大部分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其中有一部分还收入了我的编年体文集。之所以要编这样一本小书，纯粹出于好玩。起因是这样一个故事：我的朋友张安庆先生想为学者策划一套“边角料书系”——不是学术论文集，更不是高头讲章，而是学问中的“边角料”，也是形式上比较活泼自由的学术研究副产品。他来向我约稿，我自然要支持他，于是答应先编两种“边角料”：演讲集、访谈集。在编辑过程中，又渐渐想到了可以再编一本书信集，这个念头一旦有了，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里挥之不去。 说起来时间就长了。从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写评论，即尝试着用书信形式。那时我还在念大学，在《上海文学》发表第一篇评论，是评论陆星儿、陈可雄的中篇小说《我的心也像大海》，我用的是书信体，虚拟了一个读信对象。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写法？我现在也想不太清楚，不过深究起来，大约是因为小说的作者之一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但读认识的人的作品，还是有一点亲切感。所以准备写评论的时候，眼前就似乎一直有个具体的“人”存在，他就是我的写作对象。他或者是小说作者本人，或者是读者，因为共同阅读这篇小说，就变得彼此熟悉起来，似乎有了对话的欲望。这种感觉，不大可能出现在阅读一个陌生作者的作品过程中。而且，这里还不仅仅涉及一种文体的选择，我觉得更多的是批评者立场的选择。文学批评，无论如何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但用书信体则可以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关系，使批评成为一种对话，无论对作品赞扬还是批评，都是处于平等的对话的立场。这样，写批评的心情就轻松下来了。 学习写作，选择什么样的起步方式，往往对自己一生的写作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从学习写文学评论开始，就主动采用了写信的形式——后来又主动尝试过用对话的形式、序跋的形式、随笔的形式，总之是想尽可能地摆脱学术论文模式，尽可能言之有物，面对作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绝不贩卖那些连自己也不怎么相信的花拳绣腿。在这样一条自我设定的学习道路上，书信形式渐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表述形式。本书第二辑“与文学评论有关的书简选”和第四辑“避疫期间的书简选”主要选自这一类文章。虽然这些批评文字不符合一般书信的私密性特征，但是它暗暗契合了书信的对话性特征。书信是有特定对象的，文学批评也有特定的阅读对象，一篇小说或者散文的发表，读者是泛在的，而文学评论的读者不会泛到漫无选择，所议作品的作者是批评家明确的对话者，阅读作品的读者是批评家潜在的对话者，所以书信体的批评特别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书信体文学批评，不在于采用了书信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悄悄地改变了文学评论的传统言说立场，进而也改变了文学批评的传统功能和性质。 除了这一种以书信体来承载文学批评（或其他文体）功能的形式外，还有一种公开发表的书信形式的文体，主要用于互相交流和传递信息。书信还是书信，但由于传递的信息含有某种特殊意义，它的公开发表就使文本超出了书信的一般意义。中国古代政治家或文人常常利用这类书信的公开发表，达到某种告白天下的作用。现代人也常使用这类书信形式，完成某种写信人公开表白的意图。像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时发表许多脍炙人口的答读者来信，阐述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意见，正是属于这一类。我在这本《书简》里也收录了部分这类书信，那就是第一辑“与'人文精神讨论’有关的书简选”和第三辑“与主编《上海文学》有关的书简选”。这些书信都是作为交流和传递信息而写的，因为寻思“人文精神讨论”与主编《上海文学》杂志都引起过争议，我用这些书信来回应各类争论和批评，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尤其是主编《上海文学》的三年期间（2003年第7期到2006年第8期），我在每期刊物设立“太白”栏目，作为编者、作者和读者交流信息的平台，在上面我一共发表了四十多封通信，阐释主编刊物的意图、理念和具体的编辑方案，从主编开张的第一期到宣告卸任的最后一期，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编刊记录。这些信件与来信都曾经收入编年体文集《海藻集》，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再版过。我这次特意挑选其中一部分信件收入本书，还特意加了两封当初没有公开发表的书信，为的是让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呈现得更加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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