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专权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东汉末年和唐朝末年尤甚，他们甚至到了可以随意更换皇帝的地步。明朝的太监虽说还没有达到可以更换皇帝的地步，但明朝太监其权力却非常之大，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而像王振这样的大太监，甚至可以决策国家的对外战事。而魏忠贤当权时，其可以安排自己的亲信们担任六部尚书。朱元璋在世时，曾经明文规定，宦官不得干政，为何明朝后世的皇帝都不遵守这一祖训呢？
朱元璋嫌弃丞相权力太大，所以废除了丞相制度，将大权全部握在皇帝手上。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皇帝毕竟只有一个人，全国政务全部让皇帝来处理，皇帝不得累死啊！
所以，就有了内阁制度，内阁大臣们看过各类文书之后，就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这就是“票拟”。内阁送上来需要审批的文书很多，皇帝需要在翻阅之后用红笔进行批示，这也被称之为“批红”。送上来的文书太多了，皇帝也忙不过来。所以，逐渐就开始让一些太监来帮忙，皇帝让太监们按照自己的口述或者内阁的票拟进行“批红”，这些太监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秉笔太监不是一人，而是由数人组成。很显然，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因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核心方式。明朝中后期，一些皇帝，比如万历、嘉靖怠政，一些皇帝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天启。这都给了秉笔太监极大的空间，导致他们实际上可以代替皇帝发号施令。秉笔太监实行“批红”，很显然是需要文化知识，太监大多来自于穷苦家庭，他们的知识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朱元璋大概为了防止太监们干预朝政，明令禁止太监读书识字。但这条戒律被他曾孙朱瞻基破了，明朝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朱元璋那样勤政的，朱瞻显然没有朱元璋的工作热情，他也需要有人帮他打下手，太监不识字就很麻烦。朱瞻基在宫里开了个学校，让太监进学校学习。太监群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后期他们走向政治核心层奠定了基础。明朝很多太监的学问都非常高，像魏忠贤这种目不识丁的非常罕见。比如冯保不仅书法造诣极高，同时在国家治理方面也是有见解的。我们知道，万历、嘉靖数年不上朝，但是国家大权却能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为何呢？
核心问题还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这里，丞相废除之后，其实国家的真正决策者只有皇帝一人。所以，皇帝虽然不上朝，最多是政务堆积不处理，但权力不会旁落。比如，万历时期，由于万历怠政，很多岗位出现了空缺，吏部尚书孙丕扬举荐了很多人才，报万历批准，万历不理，这些岗位就一直空着。吏部虽然主管人事，但没有万历的批复，任何人事安排都无法进行。
天启帝病危之际，魏忠贤想要自行选择皇帝继承人，和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崔呈秀商议，崔呈秀一听这事就知道不靠谱，魏忠贤虽然权势滔天，秉笔太监都是他的人，六部里面很多也是他的人，但天启已经下旨让崇祯继位，魏忠贤想要替换皇位继承人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太监本质上是皇帝的爪牙，因为不属于六部，他们的任免只在于皇帝的一句话。实际上，他们也成为皇帝最信任的人。
明英宗可以让王振来指挥土木堡这样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其对王振的信任可见一斑。
而天启帝临终前对崇祯的嘱托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崇祯继位之后继续重用魏忠贤。
明朝以前有宰相制，皇帝只需要对付宰相就行了，但是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这种状况下，皇帝不是省心了，而是不得不面对更庞大文官群体。皇帝一个人玩不过文官集团，骨子里也不信任他们，但是政务还需要他们维持，怎么办？找信任的人监督并制衡他们。这就是太监走向政治前台的另外一个原因。宦官没有家，没有后代，他们视皇帝为自己的根，又有朝夕相伴的情分，宦官对皇帝的忠心更单纯，远非文官集团可比。为了监视辽东，崇祯派遣高起潜去到前线。高起潜说是监军，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爷，前线主将无不对其唯命是从。后来清军入关，高起潜拥兵不动，卢象升战死亦不援助。在辽东首府辽阳的战争中，在战争最吃紧的时候，高出、胡嘉栋、韩初命、牛象干、刑慎言等五名监军越城而逃，被老百姓称他们为“同逃五监军”，他们的出逃极大的影响了辽阳城内的明军军心。而另外一件事，能很好说明当时监军太监在军中的地位。
1638年，清军由多尔衮和岳托率领，分左右两路大举南侵，突破墙子岭和青山口。当时明朝的主将是兵部侍郎，总督蓟辽的吴阿衡。而肩负重任的吴阿衡此时正在和总兵吴国俊一起，给监军邓希诏祝寿，清军顺利击垮明军，进入关内。明朝皇帝喜爱用太监，而太监也最终陪着大明皇帝走到了最后，王承恩成为见证明朝亡国的第一人。在今天的崇祯的思陵，旁边有一座太监墓，那就是王承恩墓，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忠心，特地让在死后也陪在主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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