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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节到了，过后就是伏旱的日子。那种湿热我受过，很恐惧。让儿子买了车票，赶回到林州县城的家。住几天，我定下调子。老伴掐算着带的东西，两个包，很简单。老家的村子，中间一条干河，一半河东，一半河西。河东几排楼房，盖得晚，很光亮、很洋气。我家在河西的山坡上，是一片老庄子。下车，上坡，拐个弯就是我的家。小街很干净，不见人，没有鸡，没有狗的叫声。男人们外出打工，年轻人在县城买了房，孩子们到城镇上学，女人们陪读去了，他们牵走了老庄子的灵魂。石头墙歪三倒四，老屋的墙开裂着，麻雀从屋顶的天窗钻进去，飞出来，树在老屋旁静静地长着叶子。我和五哥光屁股长大，庄上的人说我哥儿俩连着筋。上初中我们打老通，一个被窝里睡了三年，谁也没有嫌叨过谁的脚臭。学生食堂吃饭，早晚三两碗稀饭灌肚子，中午大木笼里蒸糠，饭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家姊妹多，家境不好，带的糠捏不成团子，五哥把他的糠和我的糠掺和在一起去蒸窝窝头。大门口的草垫子上坐着五哥，草垫子是五嫂编的，很精致。五嫂已过世。五哥两腿叉开，头在叉开的两腿上方耷拉着，面色灰黯，头色银白，极具罗素戏剧性的人体艺术雕像。听到脚步声响，他慢慢抬起头，凝视一阵后发话了，“你回来了？”“嗯！”我点点头。“一个人坐着干啥？”“等死！”他神态很强硬，不容置疑的感觉，话茬不能顺着说，身子却凉了大半截。“家里坐吧！”他慢慢站起，走进大门，院子里很杂乱，地面上丛生着野草。山头上的太阳照着东墙，泛着淡黄色的光。老哥俩对面坐在小板凳上，我递上一支烟，他摆手说：“戒了！”五哥的儿子郑州大学毕业，留在省城，有体面的工作，孙子读博士去了美国。儿孙很风光， 五哥很辉煌，形象高大上，村人很景仰。五哥两岁离开母亲，他的父亲——我们的二大爷没有记下他的生日，只知道五哥出生那天南院的老草驴下了个小黑驴驹，五哥和黑驴一个生日。黑驴几月几日生没有记载，二大爷只知道五哥是谷子秀穗老阳儿发红儿的时候生的，准确不出具体月日。五哥七十岁那年，儿子把他的生日定在了重阳节，在家里摆了大席，我们也应邀去风光了一次。五嫂去世后，儿子软磨硬拉把五哥接到省城。他不喜欢出门，儿子也叮嘱他少上街，避免意外事情。他像一只病猫，困在笼子里苦消着日子。他想找村上的老六下棋，去村口的大柳树下看天上的云，抖南来的风。老谭会坐在轮椅上，旁边站着他的女人，有龙生，有胖嫂……他想家了，回去的态度很坚定。他有几垄村边地，摘豆角，扒玉米棒子，把塑料袋绑在竹杆上“突噜——突噜——”撵麻雀，看舒展的菜叶，听谷子拔节的声音，土地里冒着人间的活气，活儿是个伴，也养精神。儿子给他不少钱，他不花销，他不穿时鲜的衣裳、鞋子。浅淡的蓝色裤子下边开着口子，发白的灰衬衣半卷着领子，许久不洗，或许已经洗不干净。脚上还是五嫂做的老布鞋，已分辨不出什么颜色。他不吃肉，不吃鸡蛋，很少吃大米、面条，不待见。一日三顿喝稀饭，很顺口，肚子里舒展。他用液化气罐做饭，锅碗瓢盆多不洗涮，一人吃，自己用，无所谓的事情。我说：“你这样生活很孤独，孩子放不下心，还是去省城吧！”他看我一眼，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咱是做活人，没有享福命，村北角咱二嫂，池下刘根财都是一个人过，多清心，谁都管不着。”“生了病怎么办？”他说：“七十好几的人了，还怕什么，再好的时光也要结茧儿，终究还是小东凹(五哥的坟地)！”他显得很淡漠。他有一部智能手机，儿子晚上发视频。中午吃了大米饭，晚上的稀饭有点咸，他都唠给儿子。孙子也发视频，要他舍得花钱，照顾好身体，他说生活在一起也是这样子。五哥晚上躺得早，清晨起得迟，不看电视，眼睛有点儿蒙，看不清人影，一个月几毛钱电费。儿子给的钱存到了银行，国家每月100多元养老金，加上农业补贴，钱够用。月亮悬在空中，院子里很静，山庄里很静，留守老人没有梦，这里是热土，有依恋，有乡愁，是他们的归处。老伴蜷曲侧身睡着，我侧身闭目想五哥的事情，我们相背而卧，中间是一片空旷的原野，但我们有相持、有互助，有话说，心心相印，远比五哥强。清晨起来，拔去院子石板缝里的一株卷叶草，心乱想着：它会不会孤独，会不会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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