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院校教授从《资本论》解读货币哲学：马克思货币哲学的三个层次

誠謝關照

每日精选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飞，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Marxist Theory Studies

精彩

分

享

「内容提要」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病理学诊断的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货币哲学思想。他将货币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关联在一起，呈现出货币的多层哲学意蕴：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货币、作为社会权力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作为纽带的货币建构了人与人之间普遍化的社会联系，成为社会生活的神圣化存在，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货币权力的崇拜必然使货币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无限地占有货币成为资本生产的基本宗旨，而资本反过来又使整个世界的货币化向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延伸。认识与剖析马克思货币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其基本内涵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质和现代货币化生存世界，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货币；社会联系；社会权力；资本；

在现代社会，商品生产与交换呈现为一幅普遍化的世界图景。在这幅世界图景中，货币处于核心地位，它是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和人与人关系的一把钥匙。也只有在商品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化的细胞时，作为统摄和支配社会生活的绝对力量的货币交换才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区别开来，才逐渐塑造出一个货币化的生存世界。只有此时，才可能真正展开对货币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进而从中窥探货币的本质。马克思并不像李嘉图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把对货币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商品交换的现象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是将货币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关联在一起，呈现出货币的多层哲学意蕴。他不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货币运行的规律，而且从哲学角度对货币在建构现代社会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地位、功能、权力和效应等展开批判性分析，形成了自己的货币哲学思想。笔者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通过论述货币与社会联系、货币与社会权力、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展现出马克思货币哲学层层递进的立体式的逻辑结构。认识与剖析这一逻辑结构及其基本内涵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现代货币化生存世界，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一、 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货币

商品交换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出现，然而，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塑造出一个普遍化的商品世界图景，却是在资本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之后的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存在着商品交换和以获利为目的的中间商，但从总体来看，生产的宗旨是为了获得直接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自给自足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特征。此时商品交换只是起到一个补充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并没有因为商品交换的参与而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与之相应，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呈现为人身依附关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 1 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不可能有普遍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人与物的关系不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形成普遍化的商品世界，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因之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从人与物的关系看，物作为商品而存在，与人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货币成为人进入商品世界的途径。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摆脱了特殊的人格色彩，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形式上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个人获得了独立身份，但这种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呈现为以货币为节点的物化社会关系。在商品世界中，货币这一特殊商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商品世界的直接主人，编织了一个无限延伸的货币化世界，每一个人都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商品世界分析了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商品存在的根据在于价值，价值成为商品的内在规定；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物质载体，是商品的外在规定。每一件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特殊的，但作为形式规定的价值又是普遍的。作为价值，商品通过交换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抽象的均质的普遍的社会联系中介，它建构了一种社会整体性。正如普殊同所言，价值“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中介的社会关系形式……价值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范畴：商品的价值是客观化的普遍社会中介的一个个体化环节。” 2 价值抽象于所有特殊性的使用价值，同时也独立于直接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联系的中介，它可以跨过时间与空间的分割而使整个社会联结为一个整体。通过价值，商品之间形成了一个无限链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作为价值代表的货币成为商品世界的直接主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魔力。需要指出的是，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由货币造成的，而是商品的价值作为对象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能够相互通约并进而产生了货币。然而，个人劳动只有化约为抽象的社会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化约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并最终体现在货币中时，才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看，货币成为一切商品的主宰，成为商品价值关系的凝结与表现。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货币仅仅是为克服交换不便而被设计出来的一种巧妙手段，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3 因而，只有在生产关系的界面上才能正确地把握货币的本质特征。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中，作为凌驾于一切具体商品之上的货币呈现出异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特质。由于货币的客观性、无人格性，货币具有形而上学式的抽象化机制。在货币面前，一切具有自然形式差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都被抽象掉了，还原为量的属性；货币使所有交换主体都被抽去了个性和特质，使之作为无差别的价值相等的人而存在，他们仅仅代表了等量的交换价值；货币使社会关系发生抽象，使之成为单一的货币关系，“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4 一切千差万别的物都还原为货币价值，丧失了自身特有的品质，纯粹的抽象席卷了整个世界。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作为激进平均主义者的货币对人类关系、人类活动和人的个性特征的抽象化，这种抽象化倾向塑造了现代个体的物化、量化和计算理性风格，使每一个人成为缺乏内在精神的单面人。但也正是由于货币的无人格性和抽象性，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才突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狭隘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货币这一纽带作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个人生活不再依赖于明确的、固定的和彼此熟悉的人格关系，而是依赖于由陌生人组成的普遍化的交换体系。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有深入研究的望月清司也准确地指出，“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使是彼此独立的原子式个人，只要不与货币失去联系，他们就仍然是彼此陌生的整个社会的成员，伫立于'全面的依赖性’的面前。” 5 每个人通过货币都可以拥有广阔的自由空间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去建立自己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联系凝结在随身携带的货币之中，人格和人格之间直接的社会联系转变为货币和货币之间的社会联系。市民社会中的人尽管可以看作是彼此独立的原子式个人，成为独立的私人劳动的承担者或商品的占有者，但只要与货币保持联系，他们就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成员，每一个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都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人们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共同从事生产和交换，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彼此将他人的劳动当作手段。“人类的劳动和劳动产品通过货币关系首次结合、交换、消费，从总体上成为了手段，这一整体手段化的熔炉就是货币流通和市场。” 6 货币流通成为一个流动的整体，把一切个人的劳动产品都吸纳进这一熔炉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普遍的目的-手段体系。经济理性支配的个人为了获得流通过程中更大的货币支配权力，将自己的一切活动最大限度地外化为赚钱欲望的手段，成为普遍化货币制度的承担者。发达的货币制度以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化关系为前提，而这种货币制度又不断地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扩大了进入商品交换中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促进商品化关系向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发展。

货币作为普遍交往的中介和一般的交换手段，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和生活世界中共通的东西，它开启了资产阶级时代社会联系和社会整合的过程。通过货币这一普遍形式，通过无限的交换行为，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货币作为交换符号，借助于自身内容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而实现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整合，犹如作为符号的语言所行使的社会整合功能。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孤立状态，把个人活动整合进相互联系的经济体系之中。“货币作为物化的社会纽带” 7 ，使任何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完全不考虑个性的前提下相互结合在一起。西美尔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也认识到货币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功能，货币“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一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 8 在商品经济社会，货币关联和牵动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关系和交往关系，作为社会共同行动体系的一个关键要素而渗入到社会的各个细胞。在货币化的商品世界中，货币推动着人类关系日益进入一个抽象化和形式化的轨道之中，从商品交换关系到私人的家庭和爱的关系都逐渐被囊括进这个轨道之中，结果是一种新的客观社会关系的大幅增长，但却越来越抽象化，呈现为无任何特性的扁平化状态。

货币作为无特质性、无个体性和可交换性的抽象价值代表一方面消解了人格化的社会关系，使社会关系变得客观化和普遍化；另一方面，打破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性和民族性限制，使之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呈现出“均质化”和“脱域化”的效应。在商品社会，由于货币加入了交换，交换主体打破了自然的、地方的和个体的界限，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首先交换成一般交换价值，因而依赖于整个商业体系。“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 9 作为“均质化”工具的货币清除了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特殊空间痕迹，把整个世界抽象化为服从货币量化法则的同一化空间。作为“脱域化”工具的货币超越了一切民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的限制，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世界性的了。正是通过世界主义的货币对普遍性的商品交换体系的建构，不同空间视域下的民族生产和地方生产才被整合为统一的资本主导下的世界性生产。随着货币交换的时空拓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断地从一个国家延伸到另外一个国家，从而整个世界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货币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货币成为建立世界联系和世界交往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10 没有货币和以货币为纽带的交换，就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世界性交往和世界性联系，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可以说都是以货币为媒介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塑造为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打破了商品交换的个人、地方、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的限制，使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发生联系，并把它们变成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互依赖的环节。虽然货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是作为流通手段而存在，但是在无限延伸的商品交换链条中，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以货币为节点，这是一个颠倒的过程，看起来似乎不是交换使作为中介的货币成为可能，反而是货币的中介作用使交换成为可能。“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 11 作为流通手段和中介的货币凭借在商品交换中的地位成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力量，取代了宗教信仰领域中的上帝，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神圣化的存在。本来作为手段的货币却成为人的最高目的，人崇拜货币为“万能之物”和“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12 ，货币赋予它的占有者以支配整个人类存在的无限力量。可以说，谁占有货币，谁就占有了控制他人的手段和支配社会的权力。

二、 作为社会权力的货币

在商品与货币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建构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经济结构，即一极是各种特殊的具体的商品，另一极是作为普遍之物的货币，后者支配前者。作为普遍中介的货币与特殊商品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所形成的经济结构对经济活动的主体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任何人都受制于这一经济结构，“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3 在这里，货币表现出了支配一切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权力，任何人在这一权力的支配下都被缩减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或“理性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也会得到相应增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 14 这说明谁拥有的货币越多，谁拥有的社会权力也就越大。个人要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必须首先将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货币，通过占有的货币量表现出来。在商品普遍化的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货币权力与资本权力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资本权力的产生和扩张推动了货币权力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货币权力与近现代资本权力的产生和演进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只有在资本权力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方式时，货币权力才成为一种主流的权力方式，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权力为什么没有冲破宗教、伦理、政治的束缚，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权力形态。

不能把货币权力等同于资本权力，货币权力是比资本权力更具始源性的存在方式，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如果把货币权力等同于资本权力，将会遮蔽货币权力的独特性，也会遮蔽《资本论》货币权力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启示。货币作为普遍接受的交换价值符号为什么具有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呢？交换范围的扩大和劳动社会性的增长为什么会使货币的社会权力按同一比例增长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解开这一难题提供了答案。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结构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具体劳动是一个自然物质过程，它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然而，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每个具体劳动都被抽掉自身的特殊性质，化约为抽象劳动，即生产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社会关系。作为价值，具有不同特质的商品是同一的，都可以化约为同一的抽象劳动，仅仅具有量的差异。这是一个抽象劳动成为现实存在，价值支配一切的时代。15 在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抽象形式：从质到量的抽象，即从具体劳动的质抽象为抽象劳动的量，货币是这一抽象的表现形式。这时，“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 16 ，商品以货币为中介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交换关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各种具体劳动的结果只有化约为抽象劳动，并最终通过货币表现出来时，才获得存在的意义。货币的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是必须代表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价值，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价值符号或交换媒介。货币之所以获得权力，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代表了劳动价值，可以购买任何劳动价值，代表了对他人劳动的支配。货币既代表了个人创造的为他人服务的劳动价值，也代表了获得他人创造的劳动价值的权力。在主权货币时代，货币符号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其代表了一定的劳动价值量，币值的稳定与否在于货币代表的劳动价值量的稳定与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的社会权力来自其代表的劳动价值。

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货币的权力也在一同增长，因此“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 17 货币本来是作为交换的手段或仆人而存在的，但现在却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先验力量，成为专制的主人。交换关系本来是促进生产的手段，现在却作为客观的外在的关系独立于生产者。伴随着生产者与交换关系之间矛盾的加深，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在同样程度上加深。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些矛盾并不是由货币造成的，但“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 18 附着在货币上的社会权力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货币的无限积累。以货币为基本形式的社会权力的积累表现为一种贪得无厌的狂热，一种对货币的贪欲，马克思把贪欲这一概念归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推动的唯一车轮就是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货币作为非人的力量或完全异化的社会权力控制了整个人类存在。货币是实施控制的最佳方式，这种控制施加于一切活动之上，人的类力量和类属性的全部丰富性都淹没在生生不息的货币欲之中。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发达的交换关系和货币制度是现代性自由平等理念诞生的土壤，它赋予每一个人以自由身份和平等地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时期的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也是自由主义者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石，但是在等价交换的表面形式下潜藏着日益加深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一极是货币和权力的积累与集中，另一极是贫困和奴役程度的加剧。

当货币成为价值的普遍代表时，个人通过占有货币就可以获得占有社会资源的权力。通过货币获得社会资源是有效且相对公平的一种方式，它为每一个人获得劳动价值和社会资源提供了平等开放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货币化的程度代表了人类文明化的程度。在货币权力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之前，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是基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各种身份制度，或者说货币拥有的社会权力越小，各种形式的传统共同体的权力就越大。正如马克思所言，“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 19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个人被囊括进共同体之中，共同体决定着个人存在的位置和意义。在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共同体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它同时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不同，意味着获得的社会资源也不同。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共同体中，在血缘关系系列中的位置不同，获得的资源也就不同，血缘关系越近，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当整个社会都以血缘、地缘、性别、年龄、辈分、资历等为根据进行资源分配时，社会结构将异常稳固，缺乏流动性。货币作为普遍的价值符号是中性的，它不包含任何身份符号、血缘符号、地位符号等，向每一个人平等开放，整个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和流动化。

在马克思那里，货币和权力是同义语，货币权力在商品经济时代扩展到任何地方。货币权力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在商品世界中扩散开来，行使了对整个社会的普遍支配权。具体来看，作为价值代表的权力，货币成为一切价值的代表，一切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否则将失去存在的根据。货币成为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价值标准，甚至良心、名誉等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都用货币来衡量。作为流通手段的权力，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形式，使整个商品世界运动起来，如果货币流通停滞，商品流通也将会停滞。作为支付手段的权力，货币成为一种账面货币，这发生于商品交换与货币交换之间所形成的时间差，结果是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作为世界货币的权力，货币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金银帮助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因为金银在自己的货币概念中已经预示着世界市场的存在。” 20 货币交换的权力支配关系逐渐延伸到整个世界，商品所有者成为被世界货币支配的世界主义者。作为生产的权力，货币成为普遍勤劳的手段，它作为发达的生产环节，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动轮，完成了对自身的再生产。作为社会权力的化身，货币创造了价值的真正一般性，使特殊形态的财富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成为在资本主导下的一切经济关系的本质。

马克思从货币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类存在的悲剧命运。从现象层面看，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由的行为，但是当所有人的行为汇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总体的时候，却俨然成为一个凌驾于单个人之上的自然的客观权力，与个人的自由和理性完全没有关联。“流通……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 21 货币的这种外在权力本来是来自个人的经济行为，现在却颠倒为一个独立的无比强大的权力操纵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个人与之相比显得渺小卑微。以货币为纽带的总体对于单个人来说是偶然的和无限的，因而是不可知的，成为支配每一个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都受制于货币权力体系，其存在方式和精神世界都受到这一权力体系的形塑和促逼。没有高尚的、神圣的和绝对的价值，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都可以通过货币让渡。货币抽象的社会权力抹去了神圣与世俗、高尚与卑下的区别，将人的一切行为都简化为占有货币权力的经济行为，将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单一的货币权力关系。

马克思对货币权力的分析一方面从客观性维度揭示了经济结构对人的支配关系，另一方面从主观性维度阐明了意识是如何接受货币权力观念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处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座架”之中，一切商品买卖都必须遵循货币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普遍化原则，货币权力的这一物化存在方式成为内在于人们日常意识的客观存在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都在践行这一经济过程：人们首先将劳动产品看作商品，再用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并用货币购买一切商品，这是一个每天都在践行，已经内化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22 马克思所揭露的货币拜物教观念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意识并不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虚构出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自然形成的客观思维方式，对每一个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精神都具有约束效力，就像宗教徒把神看作对每一个人都具有客观效力的约束形式一样。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分析并未仅仅停留在社会联系和交换过程中，而是深入到生产领域分析“货币作为资本”的层面。对货币权力的崇拜必然导致资本无限扩张的天性，无限地占有货币成为资本生产的基本宗旨。

三 、作为资本的货币

马克思之后的西美尔是货币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货币的价值、观念、结构及其对生活世界的影响等进行了现代性的体验式分析，但并未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中。在西美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结构分析与他的货币文化哲学分析呈现出互补特征：“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这一基本意图：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从而，经济生活被纳入精神文化的原因这种说法仍保证其阐释性价值，而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却被视为心理学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前提的更深层评价和潮流之结果。” 23 然而，从货币的角度看，西美尔尽管得出了某些与马克思类似的结论，但并未达到马克思的高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货币为纽带的经济型社会，马克思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对货币进行哲学解读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结构是相符合的。西美尔对货币的文化哲学分析侧重于现代人的生命感觉和生活体验，且尽量把经济事实当作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或道德史的事实来处理。西美尔开启了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货币文化体验分析的新论域，韦伯、舍勒、卢卡奇、本雅明等都深受其影响。然而，这却限制了西美尔的视野，仅仅从“货币作为货币”这一简单规定来理解，没有抓住现代性社会货币的高级规定和本质特征：作为资本的货币，这是马克思货币哲学最突出的特征，也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无法达到的理论高度。张盾教授对此也有深入研究，他也曾指出西美尔只是从现代生活体验的视角分析了货币的特征和作用，对货币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其简单规定上，没有达到马克思从资本视角理解货币的认知水平。24

马克思对作为货币的货币如何演进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分析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来看：从历史层面看，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行为最初只是发生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经济起着补充作用，只是发生在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处，这时货币权力还没有发展为对整个社会起主导作用的货币权力体系。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劳动者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这时普遍化的商品经济才确立起来，才发展出资本支配下的发达的货币权力体系。从逻辑层面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从流通过程逐渐深入到生产过程，对货币的理解也从作为资本前提的货币推进到作为资本结果的货币，前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后者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最初货币表现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的原因，而现在货币表现为资本的结果。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是简单流通的产物；在第二个运动中，货币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产物。” 25 对生产过程的研究使马克思把握到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本质规定，也使马克思超出了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流通领域对货币的简单理解。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共同构成了货币的基本规定，不能用后者取代前者，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塑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作为货币的货币是资本的前提，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都通过货币来计算，都可以看作是货币数量符号，而货币只有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才能不断地冲破现存量的界限，从而呈现出一种无止境的发展趋势。

当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剩余劳动源源不断地被投入到物质生产体系之中，便形成了能够不断自我扩张的货币权力体系。“资本是如此被组织的，以致它的真实性不在于固守自身，而在于超越自身。” 26 资本被锁定在无限积累的单调运动之中，它只通过货币评估它的活动和产品。“G—W…P…W′—G′”是产业资本运动的形式，资本的起点与结果在质上是等同的，都是一定的货币额，唯一的差别是货币量的不同。资本的天性就是积累得更多，仅仅为了成为自身，资本就要不断地扬弃既定的货币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而呈现出黑格尔意义上的“恶无限”的特征。“G—W…P…W′—G′”这一资本运动形式意味着：“运动是无止境的，运动的终结已经包含着它更新的原理和动力。” 27 可以说，无论积累了多少货币，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富，资本成功的尺度不可能是固定数量的货币，因为货币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矛盾的唯一解决方法是把货币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生产或其他经济活动中去。资本是运动中的货币，并且是在运动中作为价值而不断增殖的货币。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呈现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形式，在资本运动过程的每一阶段上，资本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返回自身，因而资本运动不是朝向它之外的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循环结构。这一资本循环结构及其不断更新的根本目的即是货币量的无限增长。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直面这一“恶无限”的过程，没有深入分析无限的复合增长所带来的危机和破坏，反而主张这种增长能够带来整个社会普遍利益的增加。马克思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增长逻辑的批判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入地发现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中的非理性和'疯狂形式’，这些思想和政治纲领还大言不惭地说要引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走向美丽的乌托邦。” 28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逻辑和价值运动规律使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资本家只是作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资本而四处活跃着，工人只是失去了生命力和人类本性的劳动工具，在经济关系中，他们都不是作为真实存在的主体而出场的。经济增长的逻辑对工人表现出了强制性，将人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转变为使人丧失生命属性的异化劳动，不是使其成为人，而是将其降到非人的层次。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一方面，身体的生产力被理性化和商品化，另一方面，身体其象征性的、利比多的内驱力要么被抽象为粗野的食欲，要么被当作赘余而被抛弃。” 29 经济增长的逻辑使人的一切需要变得商品化和货币化，使人的需要变得单一和抽象，从而适应价值运动的规律。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货币利润，资本完全不关心劳动者的贫困或死活。“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 30 劳动者的身体极限被突破，其直接表现是劳动者生命时间的缩短。然而，如果劳动者不能够实现自我的再生产，资本也将无法轻易地获得备用劳动力，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斗争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护资本的再生产，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条件，这一切使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呈现出“文明”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削的程度降低了，而是资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根据当代消费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通过互联网、电视等信息手段创造了一个操控人类欲望的具有等级系列的符号世界，以防止抹平商品差异。制造商品的符号差异，建构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世界成为资本获得利润的重要来源。操控和传播大众的消费习惯成为资本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信息、网络、交往、知识、符码、软件等成为新的产品，塑造了一个“景观社会”，这一切皆可实时消费，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

“G—W…P…W′—G′”是产业资本运动的逻辑，而随着金融资本的兴起，资本运动的逻辑简化为“G—G′”。从产业资本的运动公式中还能看到资本的具体增殖过程，而金融资本的运动公式表明资本自身就能增殖，掩盖了资本增殖的真正原因，它摆脱了一切社会生产形式和使用价值的限制，成为无中生有的神。“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 31 在G—G′上，资本的中介过程被省略了，资本取得了纯粹的物神形态，具有了独立于再生产之外的无限增殖的能力。G—G′意味着利息成为货币的自然属性，货币的这种属性会使庸俗经济学家更加坚定地认为利息或利润来自于货币本身，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并没有发挥作用。在G—G′上，社会关系成为货币与自身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成为货币的自我创造过程。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尽管产业资本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已经可以脱离产业资本独自运行。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并不感兴趣，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炒作，用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当金融资本的流通成为推动价值运动的主体时，货币似乎具有赚取更多货币的神奇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最疯狂的形式。金融资本把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推到了极致，成为拜物教“最显眼的形式”。《资本论》对货币与资本的病理学诊断无疑是深刻的，尽管资本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资本增殖的本性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现代资本形式的发展证明了资本具有超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并通过分配正义和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然而资本的本性没有变，只是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资本论》的货币哲学呈现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层次：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货币、作为社会权力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三者构成了马克思货币哲学的逻辑结构。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货币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整合的过程，打破了传统社会固定的狭隘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了普遍化的社会联系。作为流通工具和媒介的货币成为各民族之间的牵线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将遥远的经济体联系起来，促进了世界交往、世界市场和世界意识的形成。本来作为工具而存在的货币由于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为所有商品价值提供了唯一的价值标准，因而形成为一种权力。无限度地占有货币成为一种绝对目的，一切拜物行为和意识都以此为中心，对货币权力的贪婪和崇拜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对货币权力的崇拜必然使货币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无限地占有货币成为资本生产的基本宗旨，而资本反过来又使整个世界的货币化向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延伸。研究马克思货币哲学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和特征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从货币的积极作用看，货币是整个社会的润滑剂，是社会联系的纽带，是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尤其是作为资本的货币促进了社会再生产、普遍需要和全面能力的形成；另一方面，从货币的消极作用看，不能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化约为货币关系，需要防止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兴起和蔓延，引导整个社会树立健康的货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