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研究|19世纪法国汉学的发展简述

2023年

7月2日

法国汉学研究

19世纪法国汉学的发展简述

钱林森

摘要： 19世纪法国汉学的发展，与18世纪以法国传教士汉学为主体与世俗汉学分途并进的格局不同：19世纪法国前期汉学是以本土经院汉学、专业汉学（学术汉学）崛起为主体，19世纪后期汉学则以在华传教士汉学再度中兴和法国本土专业汉学、驻华外交家（翻译家）汉学积极参与呈多元发展态势。本文以此为聚焦中心点，列举法国19世纪知名汉学家及其代表著作，试图作整体、全方位的扫描、简述，进而展现19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面貌。

关键词：19世纪法国 专业（学术） 汉学崛起  传教士汉学中兴 驻外使节（翻译家） 汉学发展

19世纪法国汉学研究，虽因18世纪罗马教廷无视中国文化传统而引发的礼仪问题产生旷日持久的论争与教派之间的内部分裂，最终造成教廷与清王朝的直接对立，导致耶稣会被取缔与禁止，以及因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度受到挫伤，但法国的汉学研究从未中断过。事实上，自19世纪初始第一帝国时代，萦绕在当时汉学家们脑海里的一项汉学研究壮举——编纂一部“汉—法—拉丁”三种文字对照的“中西”大词典工程，就一直获得拿破仑一世本人的赞赏、垂爱和支持。正是得益于拿破仑一世本人亲自关注和支持，19世纪头20年期间法国汉学才得以复苏，经院汉学、专业汉学（学术汉学）开始崛起、发展起来。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

一、19 世纪法国第一帝国时代经院汉学复苏

19世纪初叶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头10余年间，经院汉学复苏最明显的标记是《汉—法—拉丁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 et Latin）工程的实施。19世纪初期（1808—1830），致力专攻编撰这项词典工程，而先后出现在巴黎的，是克拉普洛特（Klaproth，1783—1835）、喜嘉理（Hoger，1757—1819）、蒙迪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三大非法籍学者。他们都试图最终完成萦绕在自己脑海里的这件汉学事业，却一无所获，但这些先行探索与研究的汉学家们，多半都相继获得过拿破仑热忱的支持、鼓舞和犒赏。比如，热衷编撰汉学词典的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他首先在哈勒（Halle）开始学习，然后再赴德累斯顿（Dresden）并从事出版《亚洲杂志》（2卷本，1802）。他于1807年居住在圣彼得堡，在那里受托出版帝国图书馆所藏满文稿本与刊本目录。克拉普洛特在定居巴黎之前，前往意大利旅行期间，曾有机会在易北河的一个岛屿上见过拿破仑，此后他定居巴黎直到逝世，其汉学研究一直受到拿破仑帝国的支持与关注。他生前曾出版过《柏林皇家文库所藏汉满文字稿本目录》（1822）、《满族的基督教爱好》（1828），于《亚细亚报》发表大量文章。而同样出自德国家庭的喜嘉理，也曾试图着手编纂一部词典，从维也纳发出了许多具有内容简介的广告，在欧洲各大书店中发行，以便获得预订一部词典。据他所说，这部词典可能比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那部保存在柏林图书馆的9卷稿本词典更有价值。当拿破仑风闻到这份内容简介广告时，便于1802年把喜嘉理召至巴黎，并犒赏他年薪6000法郎。喜嘉理特别研究了法国皇帝珍宝馆中的中国钱币，并对它们作了编目。在此之前，喜嘉理曾发表过《大禹碑》（1802），以标明他对中国碑刻的真正兴趣。他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一直保持到生命之末，因为他后来占据了帕维亚（Pavia）大学东方语言讲座。第三位热衷于编撰“中西”大词典的是安东尼奥·蒙迪奇，他曾与马戛尔尼使团保持联系，并在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见过马戛尔尼。这就使蒙迪奇掌握了一批汉文词语，他很乐意将此编作一部词典。他按照这种想法，而致函欧洲的所有君主，以显示其能力，但他只收到了普鲁士国王的答复。他于是便于1806年前往柏林，并在两年之后设法出版了《中国研究》，并附有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长诺沃希尔佐夫（Novossilzow）的一封信，于信中强调了拥有一部汉语大辞典的必要性，因为它会为学术欧洲提供一种重要服务，他将这部词典寄给了当时的欧洲大汉学家们，19世纪初叶法兰西学院著名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当然也无例外地收到了这部词典。

拿破仑一世于1808年10月22日发布一项敕令，委托法国汉学家小德经（S.J. Dguignes，1759—1845）来完成编纂这部大词典的未竟之业。小德经是18世纪法国科学院院士、古叙利亚语教授、著名的东方学家老德经（Joseph de Guigues，1721—1800）之子，他与瑞士学者孔斯当（Charles de Canstant，1767—1830）成了于1793—1796年成功地在中国居住过的少数几个学者。他也是鸦片战争之前最后一位生活在中国的法国大汉学家。1794—1795 年间，他曾在北京陪同由德胜（Isaac Titsingh，1745—1812）率领的荷兰使团。小德经与其著名的先人，使他于1801年赢得了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的赏识。他于是被任命为法国外科部翻译处处长（1801），此后又被调去主持领事部档案馆。小德经为了介绍他在亚洲居住期间的情况，自费于1808年出版了《1784—1801年间在北京、马尼拉和法国岛的旅行记》。这部著作赢得了波拿巴的欢心，于是，波拿巴通过1808年10月22日的敕令，委托他来编撰这部《汉—法—拉丁词典》的重任。小德经是西方汉学家首次采用214部编撰汉语词典的方式来编撰这部《汉—法—拉丁词典》的。他曾这样说过：“我编写这部字典的目的是为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有效的方法。因此，我选择了中国人编写字典的方式，按照字部顺序而不是按照音韵顺序来编撰我的字典。”他认为，“这种编排方式的字典使用起来更加简单和方便。”经过小德经的数年努力，一部拥有14000个方块字的《汉—法—拉丁词典》，终于在1813年由皇家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巨大工程，硕大的汉文方块字，其中大部分的汉字是木刻版，均由法国工匠从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傅尔蒙时代开始制作；这部《汉—法—拉丁词典》俨然一个巨无霸的家具，赢得拿破仑一世的欢心。事实上，也大大激发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法兰西君主对远方中国和中国文化异乎寻常的兴趣，一直为后世史学界所津津乐道。

如此，19世纪初期法国本土经院汉学也开始发展起来。尽管当时的研究条件还很有限，成果却已十分丰硕。1813年在巴黎皇家印书馆出版的小德经编撰《汉—法—拉丁文词典》，虽深得拿破仑一世的欢心，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也未能推进汉学研究实质性的进展。据法国汉学家和汉学史学家考察，小德经的这部词典只不过是在此前意大利方济会会士叶宗贤（或译叶尊孝）（Basilio Bollo de Glemona，1648—1704）于1694年编撰的《汉字西译》（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的陈旧汉语词典的“翻版”“抄袭”。小德经编撰的这部词典仅仅是一部活版印刷的珍品，由于这部词典使用方法繁复，出版后几乎被弃之不用，成为“一堆奇怪的印刷字”，它没有推动汉学研究的发展。这部老词典现藏于皇家图书馆。在整个19世纪期间，为使这部词典问世，人们曾做出过多次实际上很难操作的尝试。克拉普洛特本人又编写了一部补遗（1819年），他编到第64个首部为止。1829年，亚细亚学会决定再版叶宗贤的词典，但由于缺乏资金，这项举措胎死腹中了。稍后不久，鲍狄埃（G.Pauthier，1801-1873）着手再版其稿本，但此著从未付梓刊印。直到1853年，才在香港出了一个新版本（未加法文字），它是小兄弟会会士热罗姆·芒吉埃（Jérôme Mangier）的作品。

二、19 世纪法国前期经院汉学、专业（学术）汉学崛起

法国19世纪前期经院汉学、专业汉学、学术汉学崛起，最鲜明的前提与标示，是汉学讲席的创设，及随之而来的大师级“汉学三杰”的出现。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委员会在东方学界领军人物希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istre de Sacy，1758—1838）教授主持下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开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首次将汉语列入西方高等学府正式课目，使汉学研究在大学学科中占据一席之地，并继而使汉学一举与其他官方学科结合在一起，堪称为19世纪经院汉学崛起发展的盛事。法兰西公学1814年“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席”的开设，即汉学讲座的创建，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正式登上高等学府讲堂，这是推动法国、乃至欧洲19世纪汉学研究实质性发展的真正标志。“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语）。

第一位出任法兰西公学汉学讲座的，是崭露头角、新锐年轻汉学才俊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雷慕沙于1788年9月5日出生在巴黎一个医生世家，自幼体弱多病，但天资聪颖，强记博闻，在父亲教导下学习拉丁文。17岁时（1805年），父亲去世，为了养家投身医学。1806年，他在修道院院长、收藏家泰尔桑（Abbé de Tersan，1736—1819）的收藏中发现了一本关于医药的中文书籍，遂立志学习汉语。经五年刻苦钻研后，1811年开始发表研究成果，其汉学处女作是《中国语言文学论》；1812年，他在《伊塞尔县日报》第六号上发表了《关于镌刻在玉器上的汉、满文字铭文的释读》一文；1813年，雷慕沙以其《论中医舌苔诊病》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又以其有关鞑靼语和汉语言文学方面的著作而引人瞩目，逐渐引起西方各国学者的关注，尤其赢得了法国东方学家领军人物萨西的青睐。1814年12月11日，雷慕沙荣任法兰西公学首任汉语讲席，并于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公学开始正式授课。雷慕沙授课时，首先关注的是要将汉语知识建立在牢固的语言学基础上，这在当时正是他所缺乏的素质和知识储备。为此，他通过比较容易理解的满文文本来诠释中国古文献，才接触到汉语语法，致力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刻苦钻研，扎实掌握了汉语。他将法兰西公学汉学讲习的课程用在了语法与古文献的诠释上。他能借助的唯一的一本工具书，便是收藏在法国皇家文库中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的那部《汉语语言札记》（Natitia Lingua Sinicae）（1728）孤本手稿。得益于马若瑟的这部孤本手稿的启迪，成就了雷慕沙1822年首部汉语语言名著《汉文启蒙》——全名为《汉文启蒙，古文——古代文体与官话——中华帝国普遍通用共同语之基本原则》。全书214页，内容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作者序，关于汉字和汉语知识的引言，文言文语法和官话语法，介绍中国典籍的附录，书中出现的1400多个汉字总表及一个双音词词表。其中语法部分占一半篇幅有余。此著问世后，一直受到法国和欧洲汉学界高度的评价与认可。20世纪汉学大师马伯乐（Henri Maspro，1883—1945）读后曾经认为，“该语法是按照中国语言的智慧来编写的第一部语法……也是对汉语进行逻辑综合和构建的第一次尝试”。还有学者认为，“这部1822年的语法表现了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好的理解，有充分理由被视为现代汉学的出生证明”。该著1857年再版，1987年第三版，并由法国当代知名汉学家贝罗贝（Alain Peyraube，1944—）作序。由此可见雷慕沙这部汉语学名著具有长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

雷慕沙出任法兰西公学首任汉学讲席时，年方27岁。这十余年间，他为经院汉学、学术汉学的崛起与发展，殚精竭虑、笔耕不辍，除致力于上述代表性汉语言学著述外，他还同时担承着汉学科学方面诸多组织领导工作。他于1816年4月5日被选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1822年，他作为创始人之一组建了“亚细亚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4年，他开始担任皇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1829年，他接替萨西担任“亚细亚学会”会长。雷慕沙是法国19世纪经院汉学、专业（学术）汉学、科学汉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组织者。西方汉学史家认为，雷慕沙出任法兰西公学汉学讲座后，身先士卒，开创了“19世纪汉学研究的两大典型内容：语言学和翻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雷慕沙的表率作用。”除如上代表性汉语言学著作外，雷慕沙于1826年翻译出版了中国小说《玉娇梨》，该译本在法国乃至欧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时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翌年（1827年），雷慕沙的译本被转译为英文。该书出版之后，有评论文章说：“这部书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能更准确地让人从内在和普通的日常行为中去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气质和社会民族性。”我们看到，从雷慕沙初次发表《中国语言文学论》，再到《汉文启蒙》《玉娇梨》和三卷《中国短篇小说》，在十多年间，他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中国语言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得中国文学在法国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在学术上登堂入室。“从这个时候起，法国又拥有了中国文学……”

除了语言方面的贡献之外，雷慕沙还翻译了一些哲学宗教方面的作品。1816年时，他曾经说过要逐步把那些尚未翻译的中文哲学和宗教典籍介绍到法国。1816年，他翻译出版了《太上感应篇》，这时期道教思想在西方还不太为人所知。1823年，他写成《老子生平和思想》一文，里面翻译了一部分《道德经》。这些著译在该研究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为后来的研究者开拓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雷慕沙在佛教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并对以后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这位方面开创性的建树，最重要却又不算太过时的著作，便是其生前未能发表而在其逝世四年后出版的译著——《法显〈佛国记〉》（La traduction du Foguo ji de Faxian，1836），译本附有内容丰富的考证，“如果考虑到雷慕沙当年从事此类研究的工具书之匮缺以及当时西方对佛教几乎一无所知的状况，那么这部译著就格外让人瞩目了。”如若联系到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汉学家对佛教的极力诋毁，雷慕沙这首部认真严肃的论著《佛国记》，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他这方面开创性研究重点就是充分利用汉文典籍进行佛教翻译和研究。19世纪初期，佛教还不大为西方了解。那时候，利用梵文和巴利文对佛教典籍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雷慕沙从中文资料入手的做法对佛教研究来说是一个贡献。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认为雷慕沙的《法显〈佛国记〉》开启了“取经”系列研究工作，而这些旅行家的游记中包含着一流的地理历史信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得以打开，原来中国有着如此丰富的关于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或许也正因为这样，雷慕沙才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戴密微则认为：《佛国记》是“最伟大”和“最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而且该书以翔实的注释，有史以来第一次向西方传达了一个比较公正和客观的佛教形象，这一点与传教士笔下关于佛教的记述明显不同，因为他们明显带着强烈的宗教情感，对佛教有着太多的“歧视”和“误解”。该书多次被翻译再版，直到2000年，印度还重新出版了英文译本。

雷慕沙于1832年被一场流行性霍乱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是年，他44岁，可谓英年早逝。汉学史家惋惜地指出：“法国随着他的辞世而失去了欧洲第一位大汉学家，虽然他从来未曾去过中国”。雷慕沙一生著述十分丰厚，据其弟子安贝尔的目录统计，雷慕沙的各类专著、译著、论文、书评等共240种，内容涉及中国和亚洲语言、历史、宗教、哲学、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他是汉学史家所称谓的“汉学三杰”的第一人。

雷慕沙逝世后，由其门下最优秀的弟子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接任法兰西公学汉学讲席位置，成为其汉学事业的接棒人。后者不负众望，也很快被公认为这一时代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儒莲自幼就受到了基础扎实而又多方位的教育，他在青年时代，便学习了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波斯语、梵语。他后来又拜在雷慕沙门下学习了汉语和满语。儒莲的最早著作之一，便是借助满文译本而作的《孟子》拉丁文译本（1824年）。儒莲在法兰西公学的教学中，摒弃了自己非常熟悉的用系统的方法来讲授汉语语法的做法，他更喜欢通过诠释文献，归纳性地从中得出主要的汉语结构准则。他的一部《以字序为基础的汉语新句法》（1864—1870），便是“其精益求精，极具敏锐洞察力的著作范例，至今仍有价值。”为了继承其先师雷慕沙《佛国记》的译注本，儒莲又翻译了《玄奘传》及其《西域记》（1857—1858），从而使研究人员可以唾手可及地得到亚洲佛教史的基本文献。1861年，他编制一部梵文之汉文音译的《方法》（Sa Méthode）一书，是他在没有梵—汉文教科书，也没有《翻译名义大集》（Mahāyutpatti）的情况下，努力完成的。这部著作的问世大大地方便了佛教文献的翻译。儒莲对玄奘的研究又将之引上了对中国、印度和高地亚洲之关系的探讨，发表了译自汉文的三卷集《出曜经，印度的故事与寓言》（1859）、《突厥史料》（1864）、《亚洲地理和中国-印度哲学》（1864）。儒莲具有兼容并蓄的学术视野，兴趣广泛且注重实用方面的著述，他的《中国瓷器的历史与制造》（1856）是《景德镇陶录》法译本，更新了由殷弘绪（D’Entrecolles，1664—1741）于18世纪提供的有关同一内容的知识，主要供法国塞夫勒皇家作坊中瓷器制作工使用的；其《中华帝国的古今产业》（1869），是供法国养蚕人使用的中文论著概要。儒莲极具近代历史意识，他的著作“最令人喜爱的方面之一是他对中国俗文学的兴趣。在他那个时代，俗文学是为中国文化界所蔑视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译著颇丰。除《赵氏孤儿》全译本（1834）外，还有译自《元人百种曲》中的两部元曲：《灰阑记》（1832），布雷希特（Brecht）曾深受其影响；《西厢记》（1872—1880年间以活页印刷），这是儒莲所有译著中之最享有声誉的一部译著。他还致力于翻译写才子佳人的短篇小说：《白蛇精记》（1834）、《平山冷燕》（1860）、《玉娇梨》（1864）等，他认为这些作品向法国公众揭示了为欧洲人无法亲眼目睹的风俗，可使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风俗习惯获得一种更准确的看法与理解。儒莲这些中国俗文的丰硕译著，不仅有力推进19世纪法国前期专业汉学、学术汉学的崛起与发展，也有助于这一时期中法文化文学的深度交流与发展。

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

儒莲是19世纪中叶欧洲（法国）无可争议的汉学大师。但“他那令人讨厌的性格如同无其可指责的知识一样闻名于世。他嫉妒、暴躁、易怒，大权独揽和排斥一切对手。”他同时兼任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与院长（1845—1873）、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和东方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他与任何敢于批评他的人之间的争执纠纷，始终都具有传奇色彩。他与雷慕沙门下的弟子鲍狄埃之间学术方面的论争，以致后者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令人联想到18世纪传教士汉学家的礼仪之争和世俗汉学家弗雷烈与傅尔蒙之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论争场景。

鲍狄埃，1801年10月生于法国马米罗勒（Mamirolle），1873年3月在巴黎去世。他与儒莲一样，同是师从19世纪汉学始祖雷慕沙，是同门同窗的学友，但后来两者交恶，亦如法国汉学史家所说，是由于儒莲“嫉妒、暴躁、易怒，大权独揽和排斥一切对手”的那令人讨厌的学术个性，及儒莲性格上“天生的嫉妒之心”所致。鲍狄埃同儒莲一样，是法国19世纪前期著名的东方学家、经院汉学、专业（学术）汉学家。他同儒莲一样，特别关注中国经典典籍著作的译介与著述，著述等身。主要的有《中华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及资料汇编》（Chi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d’après des documemts chinois，1837）、《大学》（Le Ta Hio，ou la grande étude，1837）、《东方今典》（Les Livres sacrés de l’Orient，1843）、《孔子与孟子，中国道德政治哲学四书》（Confucius et Mencius，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Chine，1846）、《诗经》法译全本（Chi-king，Bibiothèque Orientale，1872）等，而后者的问世，对推进19世纪法国汉学发展，深化这一时期中法文化文学交流都具有不可忽视、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鲍狄埃和儒莲，同属法国19世纪前期著名汉学家。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法中汉学史界相当时期认为鲍狄埃是“一位平庸的汉学家”，是有失偏颇的、不公平的误判。

儒莲于1874年离开法兰西公学后，汉学讲席由其弟子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接任。德理文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文人，其功德是开启了对中国诗词研究之先河，但其名望远不及其前任。他的《唐诗》（1862）是一部中国古诗选译集，其长篇引言是对中国诗词韵律的研究论文。他的《离骚》译本（1870）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语法形式上的典雅，但在第二帝国的文学沙龙中却引人注目。他译自《古今奇观》文集中的11个故事的法译本比儒莲所译的短篇小说更饶有趣味。他的另一部翻译巨著《中国藩部民族志》（1876—1883），是以元代作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的两卷为基础的，主要是涉及了中国东部和南部的边裔关系研究，是汉学著作最新奇的部分。

19世纪中叶前汉学界明星人物，还有对中国科学研究和《诗经》研究而知名的爱德华·毕奥（Edouard Biot，1803—1850）。毕奥与雷慕沙、儒莲一起构成19世纪前期法国本土经院汉学、专业汉学、学术汉学大师级的“三杰”。毕奥1803年生于巴黎一个科学世家，其父是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斯蒂特·毕奥（Jeau-Baptiste，1774—1862），老毕奥本人曾涉足中国天文学。小毕奥年轻时代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学习古典学和数学，1822年入巴黎综合理工大学，1822—1826年，他协助其父完成在意大利、西班牙的科学考察，回国后任铁路工程师，为建设法国最早的铁路作出过贡献。他1833年师从儒莲，专事汉学研究，1847年当选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1850年他英年早逝。毕奥短暂一生，撰写了大量涉及中国的科学、天文、地理、气候、教育、工艺、《诗经》民俗学文化研究方面等汉学著述。1841年毕奥出版天文学《周髀算经》的译本，还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气象学和地质学的论文。他的研究还涉及长时期以来未曾有人涉足的中国社会学、经济史与法学领域，并使它们成为一批卓越著作的内容。诸如《论中国自远古时代的土地所有制条件》（Mémoire sur la condition de la propiété territoiale en Chin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es，1838）、《论中国公共教育和文人社团》（Essai sur l’hi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lation des lettres，1847）。毕奥对工艺的兴趣，将其注意力引向了《周礼·考功记》，他全文翻译了这部礼书，为研究古代宗教和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毕奥这部著名的译注本，是在他辞世后的第二年（1852），在他那著名的数学家父亲和儒莲的关怀下，作为其遗著而出版的。该译著从此成了此类著作的样本，译文质量如此之高，以至于1940年在北京被重新刊印，这就说明了其现实意义。

毕奥对中国文化文学研究的最卓越的著述，是他1830年为孙璋神父《诗经》拉丁文译本作注，先后在1838年《北方杂志》发表的《诗经，即诗歌经典》（Le Chi-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在1843年《亚细亚报》发表的《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Recherches sur les maeurs anciennes des Chinois，d’après le Chi-king）两篇专论，这两篇论作开启了法国汉学史上《诗经》民俗文化研究的先河。毕奥在《诗经，即诗歌经典》专论中，开宗明义地说：

当人们在历史研究中想方设法探究某一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民俗习惯、社会生活以及发展的程度时，一般很难在充斥着大大小小战争纪实的正史里找到构成这一时期民俗画面的特征，反而会在保留他们世代特征的神话传说、故事、诗歌民谣里得益更多。

他说他之所以要选择《诗经》为蓝本来探讨古风民俗，就在于他当时正着手进行一系列关于自古至今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文明阶段的研究，而研究这一课题最适宜的中国古书，就是《诗经》：

《诗经》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像是东亚曾传递给我们的一幅风俗画……“诗”（chi）这个字的意思是“诗歌”（vers），“经”指的是构成天朝的信仰和道德的五本神圣的典籍，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意味着“神圣的诗书”。《诗经》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单一的历史主题的诗歌，而是一本并不是有条理的汇集了很久之前的诗歌集，这些诗歌是在中国城市和乡村传诵的，就如同我们欧洲早期的乐曲传唱在古希腊一样。这些诗歌的风格是简朴的，主题是变化的，它们为我们真实地呈现了中国早期的通俗歌谣。这种单一的叙述足够引起我们去阅读《诗经》以理解这一特殊的体裁，它没有任何雄伟壮丽的装饰，没有任何我们在大部分东方诗史中所常遇的夸张，而是在简朴中指引我们研究古代中国风俗。

这就是毕奥为何要以《诗经》为蓝本来探讨古代中国风俗的原因所在。毕奥在第二篇《诗经》专论《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对《诗经》进行具体的民俗学的勘察、研究。他把自己比作旅行者，犹如一个旅行者般挖掘《诗经》，探索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民风古俗，他认为相较于《书经》《左传》《国语》等其他中国古籍，《诗经》更容易用于研究中国的古代风俗。他以孙璋的译本为主要的阅读蓝本，同时从《书经》《易经》《史记》《周礼》《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及传教士的其他游记中选取例子予以佐证，分二十小标题进行阐释：中国人的体貌（Constiution physique des chinois）、服饰（habillements）、建筑与住宅（Constiruction et Habitations）、狩猎（Chasse）、捕鱼（pêche）、农牧（Culture et Pacage）、居民的食物与食材的准备（Nourriture habituelle et Préparation des sbstances）、常用的金属（Métaux emloyés）、精制的材料（Matières travalliées）、军队-战争（Armes-Guèrre）、政府机构-头衔或爵位（Organisation générale du gouvernement-Dignités）、宗教信仰（Croyances religieuse）、命运-占卜（Sort-Augures）、原始天文（Astronomie primitive）、典礼和宗教仪式-祭祀（Cérémoniees et Solennités religieuse-Culte）、婚姻的礼俗（Formalités du mriage）、家庭内部习俗（Maeurs intérieures）、惩罚（Punitions）、谚语和习见（Proverbes et Préjuges）、历史材料（Documents histoiques），20个标题内容“形成中国古代道德的一幅缩略图”。

三、19世纪后期法国本土专业汉学与

驻华外交家（翻译家）汉学多元发展

继法兰西公学汉学讲席后，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也于1843年创建了“通俗汉语讲座”，开始了实用汉语教学课程，为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学术汉学、实用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东方语言学院的首席汉语教授是安东尼·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巴赞从未踏进中国国门，却师从儒莲，精通汉语。他最优秀的著作都是有关汉语言和通俗文学的。他的《官话语法》（1856）在欧洲首次涉及了学习汉语的口语、这种语言的双音节结构、它与书面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其中也触及了重音节的概念问题。巴赞以其老师儒莲为榜样，执着于翻译和研究戏剧，我们应该将至今尚有价值的四部元曲（《中国戏曲》，1838：《㑇梅香》《合汗衫》《货郎担》《窦娥冤》）的精译本归功于他。他还翻译了《琵琶记》（1841），撰写了《元朝的世纪》（1850）一书，对元代文学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图画。这些著作使他成了当时关注近代中国的仅有的几位汉学家之一。

巴赞逝世后，东方语言学院汉语讲席主持便由儒莲取代，儒莲保持这一教席6年（1863—1869）。儒莲退席后，接着便由曾担任过驻华使领馆等驻华机构的汉语翻译官来接任，开启了翻译实用汉学的序幕。19世纪中叶后驻华汉语翻译和外交官的加入，便为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增添新的活力和特色，构成法国19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发展的一道新的风景。19世纪下半叶在东方语言学院先后继任汉语讲席的是：波兰裔哥士耆（Alexandre Kleczkwoski，1818—1886）伯爵、冉默德（Maurice Jametel，1856—1889）、德微利亚（Gebriel Deviria，1844—1899）和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1858—1930）。哥士耆虽然拥有赴华翻译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汉语口语知识，其代表性著作《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言渐进和完整课程》（1876），只具有一种纯属实用的价值。接替他继任的是志大才疏且短命的冉默德，毫无建树。继而德微利亚出任汉语讲座的主持人，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其任内的著作有《中国与安南和越南关系史》（1880）、《中国—安南边境，地理和人类学描述》（1886），这些非常富有新颖特征的著作，使汉学果断地转向了现实问题的探究，直至其生命的末年，他又改变了方向。德微利亚又从事了对中国摩尼教的研究（1897），将人们在相关中国文献中发现的“牟尼”考证为印度的改革家摩尼，由此而阐明了中国与周边文明之间的语言关系。最后一位出任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汉语的代表人物是微席叶。他作为一名天才的汉语翻译家，曾长期在北京居住，成为当时法国外交代表们的真正顾问。特别是在当时涉华外交事务是用汉语来处理的情况下，他能讲一口无懈可击的汉语，能撰写并抄正礼宾性文件，最终具有了中国文人的风度、言行、举止，以及几乎与中国人毫无差异的情感了。据传，令人生畏的慈禧皇太后就曾被这种富有魅力的模仿力所吸引。微席叶于1899—1929年接任东方语言的讲座，他在东方语言学院30年教学生涯中，作为汉学界有口皆碑的人物，表现为一位严谨而又认真的良师，他的《汉语初级课程》（《北京的官话》，1904）曾被多次修订（1909—1928），从而成为法国和国外的许多汉学家的参考著作。他的汉语音标法（1909）略做修改后，便被法兰西远东学院及法国汉学界接受。此外，微席叶写成了一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1907—1929），涉及了中国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他还写过一部《算盘的起源及其自古筹算的流变》（1890）的著作。

除上述东方语言学院翻译家汉学家外，鸦片战争结束，19世纪中叶法国在中国重新开设驻华使领馆后，外交官的加入，为19世纪下半叶提供了一些新成员。值得一提的是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1826—1898）上尉，他曾是驻华领事的军人，其《中国人的医学》（1863）和《中国中原和新疆的伊斯兰教》（1878）这两部著作，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另一位则是于雅尔（Camille Imbault-Huart，1857—1897）领事，他是许多部著作的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近代中国诗歌的译文《16—19世纪中国诗选》（1886）、《18世纪的一名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与著作》（1884）和《译自汉文的近代诗选》（Poésies modernes，1892）。

19世纪下半叶法国经院汉学、专业汉学研究，继东方语言学院汉语讲席，在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的宗教科学系，又推出了由列昂·德·罗斯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主持的另一个汉学研究机构。他是《孝经》的译者（1889）和《汉学家手册》（8卷本，1889）的作者。他致力于道教研究，发表《〈道德经〉及其历史》（1889）；他同时也研究梵文中的佛教术语的汉文对音词等专题。罗斯尼是19世纪下半叶经院汉学、学术汉学知名汉学家。

四、法国19世纪后期赴华传教士汉学再度中兴、发展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汉学（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则是由于随着1842年耶稣会的复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耶稣会士重返中国，集结、定居在中国两个重要城市——上海郊区徐家汇和河北的河间府（今献县），在这两个中心汇集着一些优秀学者，如日后知名的传教士汉学家顾赛芬神父、戴遂良神父、夏鸣雷神父、费赖之神父等，如此便促成了在华传教士汉学的再度中兴和发展，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另一道亮丽的风景。

戴遂良《近世中国民间故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

在河间府，有耶稣会士神父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神父，他们都是当时名气显赫的传教士汉学家。顾赛芳原籍法国彼卡底（Picard），先于1853年加入耶稣会，后于1870年进入中国传教区。其《法汉字典》中包括中国官话中最常用的短语（1884），预示着《汉—法大字典》（1890）的问世，马伯乐曾认为它是此类词书中的最佳者。此书与由翟理斯（H.Giles，1845—1935）编写的英文同类字典《英华字典》完全不同。它虽并未考虑通俗语言中的典型方言，却始终是对中国古文献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缺的工具书。法国汉学界最终拥有了它自己真正的词书。这部工具书之后又有另外两部工具书接踵问世：《汉语经典词典》（1904）和《官话》（北方官话，1896）。顾赛芬在编纂其词书时，将他在研究经典文献时编制的卡片资料都加入了其中。他也如同理雅各一样，负责所有的出版工作，唯有对于由毕奥翻译的《易经》和《周礼》译著的出版例外。接着首先是相继出版了《四书》（1895）、《诗经》（1896）、《书经》（1897）、《礼记》（1899）的译著，其次是《春秋》和《左传》（1914）的译本，最后是《礼仪》的译本。中文被翻译成了法文和拉丁文这种永久的学术语言，译本很精确。它们成了当时最准确的译著。顾赛芬与李雅各不同，他尽量避免翻译那些疏注文。其著作在这方面远不及他的英国同事那样具有个性。他可能是出于过分谨慎而犯错误了。然而，他使一整套中国古典文献让法国学者们能够唾手可得了，他怀着一种对于译本准确性的极大关注心情而对它们作了介绍。

顾赛芬（Couvreur，Seraphin，1835—1919）

戴遂良神父是由新教教徒改宗而成为耶稣会士的，他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更要严厉得多。这位汉学家还是医生，一生中共留下30多部有关中国语言学的著作，如《汉学》，包括4部词汇，原来是根据词源、语音、转写和部首而分类，《汉语口语初级语法》，附有巨部方言文献集的教科书。他有关人类学的著作有《近代汉族的民间文学》（1904）。他在宗教领域中的贡献很大，有《中国佛教》（1910—1913）、《佛陀的中文传记》；两部有关道教的著作共包括一部道藏总书目和《老子》《列子》与《庄子》译本的编写本，其编译本确实不太准确。戴遂良还出版了一套《历史文献》（1903—1905，共3卷），取自哲学家朱熹的著作《文献通考》。他还出版了一套《哲学文献》（1906）。他于一部巨著《自古迄今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观点》中，总结了其科研成果。此外，戴遂良还表明了对于中国当代史的一种真正兴趣，于其10卷本的《当代中国》（1921—1932）中，为研究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而搜集了一批严肃的资料。

在上海徐家汇定居的耶稣会士们，建造了一座用于观察天象气候的大天文台，并希望“使之能与他们过去负责的北京观象台相媲美”；他们同时还创建了震旦大学和一所印刷厂，并着手编辑其前辈那套知名的《中国杂纂》（Les Mémoires concernant la Chine.，1776—1814）的续编——《汉学论丛》（Les variétés sinologiques），总计达70卷，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都收集在这套丛书中。这套《汉学论丛》便是由夏鸣雷（Henri Havret，1848—1901）神父于1892年在徐家汇创办推出的。他本人还提供了一部唐代景教的汉文古叙利亚文碑的知名专著《西安府景教碑》（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 fou，1895—1902）。费赖之（Aloys Pfister，1833—1891）神父是另一位“博学多才”的作者，他组织创建了徐家汇修院那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并且还撰写过一部令人注目的有关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传教区历史的书籍，即他辞世后，于1932—1934年在上海出版的《早期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提要（1552—1773）》一书，成了后世学者对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的任何研究以及这一时期中法（中欧）关系研究，都是必不可缺的工具书。此外，金葆光（H.Doré，1859—1931）神父，为《汉学论丛》提供了一部18卷《中国迷信研究》（1918—1938），此书虽是黄伯禄（Pierre Hoang，1830—1909）神父于1878年编纂的韩文著作《集说铨真》的编译本，但仍不失为一部宝贵的、有关宗教信仰和民俗学等方面的资料目录，并附有大数量图画片。许多中国耶稣会士都与《汉学论丛》合作，提供著作，如张玛窦（Mathia Zhang）神父的《中国历史年代表》（1905）和黄伯禄神父的《中国和欧洲朔日年代对照表》（1910）两部优秀的编年教学手册，是西方人每个人都运用的干支数，其中前者还使这一领域的知识面目为之一新，18世纪宋君荣神父曾是这方面的专家。黄伯禄神父还发表了许多内容纷繁、学术性很强的著作，诸如《从法律角度看中国人的婚姻》（1890）、《中国行政管理论集》（1902）、《从中文史料编制的中国地震一览表》（1909—1913）、《中国纪念论集》（1920）等书，内容如此丰富多彩，触及了许多直到当时尚未被汉学探讨过的领域，深得后世汉学史家所称道。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教授 钱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