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研究导言

顺其自然h 2023-07-02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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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批评”，面向古代历史文献，将漫长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论、说、志、辩、铭、记、赋、表、判、诗、词、序、传”等文体中混生的音乐批评成分耙梳、遴选出来，分门别类作出学理解读与历史批评，以期书写一部符合历史规律、音乐艺术本质特征的《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

关键词：

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历史研究经论说志辩铭记赋表判诗词序传

作为人类“音乐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批评史”已经纳入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界的视域范围。而“音乐批评史”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宏大历史命题。从横向的层面看，它应当包含各国别、各地域、各民族的音乐批评史；从纵向的角度看，它应当由“古代音乐批评史”“近现代音乐批评史”“当代音乐批评史”三个历史时段构成。“中国音乐批评史”，是人类“音乐批评史”的一个子项；也是“中国音乐史”的一个子项。而“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又是上述母体的下属子项，属于历史研究中的“断代史”“门类史”“专题史”范畴。“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的地域范围，为文化、政治、经济、艺术语境内的“中国”；时间范围为远古至晚清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历史人文景观。

一、研究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书写，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由“五四”时期的王光祈、萧友梅等前辈学者，引入“西学”方法、书写中国历史的产物。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建设，逐渐往“地域史”“民族史”“分类史”“断代史”“问题史”等层面深化进行。由于这些专门化的历史研究，一方面丰富了中国音乐历史的艺术性与学术性内涵，另一方面也匡正了以往综合研究中的粗朴、简陋与缺憾。按照这种理解，探究、书写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的历史，就可以从古代社会人的意识、观念、思想的层面，找到历史各阶段中国音乐“之所以然”的深层缘由，进而为更为翔实、深入、客观、全面地把握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规律，提供学理支持与思想内涵。

作为日常音乐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批评”，是包含于社会音乐实践活动之内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音乐人的主体意识、审美思维、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等，综合呈现与集中彰显的社会实践活动。故“音乐批评”，就是音乐历史演进的基本驱动力量。人类音乐历史各个阶段的嬗变，都可以找到“音乐批评”实践驱动的影子。对此，笔者曾有这样的觉悟：“中国音乐艺术的历史，从本质上看，就是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实践与音乐批评实践互动的历史”[1]。

作为一条线索明晰的专门问题史，“中国音乐批评史”应当是“中国音乐史”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音乐批评史”应当是由“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批评史”与“中国当代音乐批评史”构成的“通史性”的史学科目。但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科，在这个领域的现实情形却是：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批评史的专著，已经有笔者的《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2]《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3]面世，作为通史所必需的《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却一直处于“隐而不发”的现实状态中。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以结束这种现实窘迫。为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界的同仁与后进，贡献一个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踏脚石”、学术批评的“靶标”。期待着该研究能够对当代中国音乐历史的学术研究，起到“拾遗补缺”“抛砖引玉”与“筚路蓝缕”之功效。

二、批评属性

从本质的、形而上的层面看，“音乐批评”的一切实践过程及其文本结果，均为“音乐修辞”的实践过程及其文本结果。这里的“修辞”（figure of speech；rhetoric），即“文辞”，即修饰“文辞”与“言论”之意。“修”，顾名思义是“修饰”之意；“辞”，本为辩论言辞，后引申为普遍的言辞。即，以达到尽可能“信达雅”的表达目的为旨归的，语言表述活动及其文本结果。汉语的“修辞”，最早见于《周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乾·文言》）。在这里“修辞”乃“修理文教”之意（孔颖达：“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现代汉语语境里的“修辞”，意即“修饰言辞”“调适言辞”。

三、学科界域

本研究课题名称里的几个“主题词”，构成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的基础。

作为主题词的“中国”指称的是历史、艺术、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语境内的中国。

作为主题词的“古代”指称的是远古至晚清之前的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

作为主题词的“音乐批评”，笔者在于润洋先生主编《音乐百科全书》的“音乐批评”词条中，是这样诠释的：

音乐批评（Musical Criticism）就是在感性体验基础之上，以文化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性的理性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理念、活动、音响文本与符号文本等），张扬批评家主体意识的一种理性思辨活动。是将文化、艺术、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机地应用于音乐审美评价、历史评价等实践的一门应用性学科。从学科体系的角度上来看，音乐批评是文化批评、艺术批评的一个分支；从家族谱系来看，音乐批评也是音乐学的家族成员。与它类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的民族学研究、音乐的历史学研究、音乐的哲学研究、音乐的形态学研究、音乐的美学研究、音乐的感性学研究、音乐的风格学研究）所不同的是：音乐批评在其理性思辨与学理建构的活动中，呈现出更多的是批评者个人对音乐的现实事项和历史事项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认定、人文理想归属的表达、文化理论架构的整合。[4]

笔者也倾向于2001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音乐批评》词条作者的划界表述与学科定义：

Music criticism may be defined broadly or narrowly. Understood narrowly, it is a genre of professional writing, typically created for prompt publication, evaluating aspects of music and musical life. Musical commentary in newspapers and other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is criticism in this sense. More broadly, it is a kind of thought that can occur in professional critical writing but also appears in many other settings. In this broader sense, music criticism is a type of thought that evaluates music and formulates descriptions that are relevant to evaluation; such thought figures in music teaching, conversation about music, private reflection, and various genres of writing including music history, music theory and biography.[5]（音乐批评可以被广义的定义或者狭义的定义。狭义的理解来看，它是评价音乐及音乐生活方面的为及时出版所创建的一种专业的写作体裁。报纸及其他期刊出版物的音乐评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批评。更广义来看，音乐批评是一种思想，它既可以出现在专业批评的著述中，也可以在其他位置出现。在这个广义的层面来说，音乐批评是评价音乐并以系统确切的方式将评价加以表述的一种思想。这样的思想出现在音乐教学、音乐交流、个人思考和包括音乐历史、音乐理论以及传记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中。）[6]

对于本研究课题，笔者将在于润洋先生主编《音乐百科全书》《音乐批评》词条与《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音乐批评》词条定义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经史子集等各类文献进行全面的地毯式搜索、梳理，即便是音乐批评层面的只言片语也要遴选出来。之后，将这些历史史料与现成音乐历史实践活动的记载及其成果相互映衬，展开自己的校勘、训诂、思辨与著述活动。

四、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的“乐”，包含有当下人的“音乐”概念，但又不仅限于这个概念。这个“乐”涵盖现代意义的“音乐”，但以其为中心，外延至艺术慰藉、道德约束、精神教化、品味提升等广泛的人文领域。本研究将在宏观审视、把握古代“乐”范畴概念的基础之上，努力抽取、提炼出贴近现代意义“音乐”范畴的内容，予以展开历史书写工作。有鉴于此，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点，将集中于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的历史史料辨析、遴选、解读等方面。在古代各类文库中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且它们也已经多次被各个研究学科的前辈与同仁校勘、训诂过。面对这些文库里的史料，选择什么？如何选择？选择后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这些都需要研究者以史料解读的功力与音乐理论的修养，认真面对、审慎取舍、深入解读。

与它类音乐史学研究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研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中国古代音乐历史上发生的音乐批评文本、产生的音乐批评实践，与中国近现代、当代的音乐批评不尽一致。这种不一致具体呈现为历史史料的“粗朴性”与“综合性”的形态特征。这个属性也构成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难点部分。所谓的“粗朴性”，即绝大多数的音乐史料以零落、散漫的状态与它类史料混生在一起，这就需要研究者进行艰苦的耙梳、遴选、汰除、提炼等艰苦细致的工作。所谓的“综合性”，即绝大多数的音乐史料存在于综合人文性的文本之内，这也需要研究者以抽丝剥茧的分离技术展开细致入微的抽离工作。

古人针对音乐创作、表演、研究、教育、生活等现实实践活动，创作的以“经、论、说、志、辩、铭、记、赋、表、判、诗、词、序、传”等为形态的批评文本，理所应当地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的史料来源和研究对象。对此，前辈学者诸如：蔡仲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9月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中，已经将汉赋文体的乐论成果纳入其研究视域之内；吴钊、尹鸿书、赵宽仁、古宗智、吉联抗等先生编辑的《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9月第3版）中，除了纳入赋文体的史料外，还将唐诗体裁纳入其中。前辈的做法已为本著垂范，本研究者将对漫长历史长河中存在的论乐“经、论、说、志、辩、铭、记、赋、表、判、诗、词、序、传”等文本，悉数耙梳、遴选。将古代先贤针对其当时音乐实践活动而创作的此类个性化、艺术化的批评文本，呈现给世人、后生，以为音乐批评历史长河赓续之不竭资源。

五、关键词语

在本研究课题的日常案头工作中，如下的几个关键词语，是时常面对的，故需在进入书写前，作出学术阐释：

1.“乐论”——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批评言论的复合体

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其实是从音乐理论批评中派生出来的……。先秦时期诗和乐是不分的，而乐的地位比诗要高得多……。先秦乐论比诗论要多得多，内容也非常丰富。儒、道、墨、法等主要学派都有很多的音乐理论著作，研究他们的文艺思想，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诗论则都是从乐论中引申发挥出来的。[7]

张少康先生这段话中的“乐论”，可与笔者以上“'乐论’——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批评言论的复合体”的诠释互为印证。关于“乐论”这个关键词语，当代中国音乐学者普遍采用的也是这个语境。对此，王小盾先生在《中国历代乐论·总序》的开篇处曰：（《中国历代乐论》）“是关于中国古代、近代音乐的大型资料选编。它有两个编辑宗旨：一是展示古今中国人对于音乐的基本认识。为此，它比较完备地收录较具理论意义和思想史价值的文献”[8]。对此，李方元先生解曰：“'乐论’，实即有关'音乐’的议论、分析与阐释，也就是'论乐’之文。……对音乐事理的'论说’，非对音乐事实的'描述’”[9]。方元兄此处言简意赅的诠释，却是与笔者“长篇大论”《音乐批评》词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比较一致的。

2.“音乐观念”——音乐批评的心理基础

居其宏先生曾这样说过：“一部音乐发展史，说到底也是音乐观念的更新史”[10]。由于音乐评价的心理基础是评价者、评价群体的思想观念，所以要想探究音乐评价体系的内在学理、外在形态与构成元素，就必须把视角牢牢地定位在“观念”上。只有如此，才可以从纷繁的现象世界中，提取出一个相对单纯的核心问题，以便于把握该事物的本质。本文将在以下的论述中，以“观念”作为本文的“关键词语”。对于“观念”这一“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①思想意识；②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观念形态：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11]。加上“音乐”这个主语以后构成的复合词语——“音乐观念”。其内涵与外延，则不言自明。音乐观念是音乐评价的社会心理基础。个体的人、民族的群、国家的民，无一不秉持着个体的、群体的、国家的观念。“观念”是人的一切个人行为、群体行为或者国家行为的“动机”、思想的“核心”。个人、群体、国家的音乐行为，无不源自于这个“观念”。

3.“音乐思潮”——音乐批评的社会条件

社会音乐思潮是各位有思想的音乐家之音乐观念、音乐价值追求的外在化显现的汇集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有影响力、有文化能量的音乐思想的潮流。是音乐评价观念、标准、方法等标量与矢量的生长与嬗变的社会文化土壤。在这里，社会音乐思潮是母项，音乐家的评价实践是子项；社会音乐思潮是环境，音乐家的评价实践是结果；社会音乐思潮是原动力，音乐家的评价实践是主动力；社会音乐思潮是常态化进行的存在方式，音乐家的评价实践是事件化进行的呈现方式。反过来看，音乐家的评价实践活动也不是一种被动式的存在，一般情况下更是一种主动化存在。是音乐家的主观能动性在音乐评价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正是这种能动性使然，某些思潮会随着该类音乐评价实践活动结果的产生而消退，随之被新兴的音乐思潮所覆盖或替代。

4.“音乐批评”——批评主体的实现方式

巡礼古往今来、环视上下左右的音乐评价实践，不难发现他们无一不是以音乐批评的形式彰显出来、留存于世、影响历史的。故，音乐评价的实现途径只有音乐批评实践一条，或者说音乐评价实践的具体化就是音乐批评的活动本身。在这个环节里，音乐批评所有的标准、观念、方法等，都将付诸实施。而评价实践的成败，也都会在这个环节之内呈现结果。所以，音乐观念的先进与否，评价能力的大小与否，评价方法的适当与否，都要通过音乐批评的实践操作，才能彰显出来、影响开来、传播出去。

六、研究方法

严格遵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治学原则，按照“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史证论”“以论带史”的书写方法，将自己的理论阐述与历史书写，始终按照历史史料的解析、历史史实的考据、历史文物的考古相辅相成地开展工作。按照音乐实践的考察与音乐批评的研究，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思路书写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与方法，全面借鉴运用以“乾嘉学派”为代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考据、训诂方法，合理借鉴汲取西方“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代研究方法，开展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的研究与撰写工作。

南朝·梁·沈约在对“雅乐”文脉的宏观审视中，秉持了一种古人治学较为少见的“略古翔今”批评方法。顾名思义，该方法特点就是对过去的作品、人物、事件，采取“略写”的方式；而对于“近”“今”的此类对象，采取“翔写”的方式。沈约的该法，可以为本研究课题所借鉴。即按照各个历史阶段距今时间长度的线索，对于历史遗存典籍、文物较少的远古、上古时期，采取“点描”“略写”的“薄古”（篇幅“厚薄”之“薄”，而非价值取向层面的“鄙薄”之“薄”）方式。对于历史遗存典籍、文物逐渐增多的中古、近古时期，采取“翔写”“实写”的“厚近”方式（按照史料的多寡，篇幅相对增厚）。笔者在此不妨将这种研究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厚近薄古”（意即书写篇幅之“厚薄”之差而已，而非“亲近”“疏远”之价值取舍）。这样做来，一方面是由于中古以来历史典籍、文物遗存相对较多（虽然这些文献的理论“原创性”不足），应当予以充分的关注与解读；另一方面是对于前辈学者此类研究著述中的“厚古薄近”史学价值观的刻意反拨。

七、批评方法

古人在漫长的音乐批评历史实践中，摸索、归纳出宏观抽象层面的批评方法。它们是：以意逆志法、推源溯流法、意向批评法。

1.“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批评方法。名称来自于《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即“用以”；“意”，即主体切身体会；“逆”，即“推测”；“志”，即作者创作作品的本来意图。朱自清在其《诗言志辨·比兴》中这样释义道：“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按照这种方法，从作品整体出发，由表及里、自外而内、由浅入深地理解作品的创作思想。以批评主体的内心体会，推测创作者的本意。在日常欣赏评价音乐作品的时候，主体会下意识地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心比心”地去领会、推测作者在作品中注入的情感性内涵，思想性质素，进而理解作品的主旨。

2.“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也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批评方法。指了解一个人，需要了解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等因素。亦指鉴别人物（作品）的好坏（良莠），议论人物（作品）的得失。语出《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12]论古之人。颂[13]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4]。孟子在此强调的就是：学习古人优秀的东西，并为己所用。被后人注重并加以应用的，便是影响后世的古典艺术批评方法之一的“知人论世法”。即将具体人物（作品）放置到其生长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解析。

3.“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源自于成语“穷源溯流”。这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原指逆流而上探寻河流的源头，现比喻探究和追溯事物的由来，深究事物的根源，探求发展的过程，深挖事物自身的本质属性。譬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乐府·第七》，在论述到“乐府”来源问题时，就是采用“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在这里，他追溯“乐府”（机构的、体裁的）之起源，探寻体裁的发展，论述特定时代乐府体裁形式的创作变化情况。进而批评两汉的“乐府”是“靡而非典”“丽而不经”；魏晋的“乐府”为“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再进而指出：音乐的历史与现实情形，就是“《韶》响难追，郑声易启”。这种时代风格的定性批评的结论，即是通过“推源溯流”批评方法得出来的。

4.“意向批评”的批评方法，是受道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批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批评中重要的批评之一，这个方法自《诗经》《楚辞》批评中就开始运用，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被中国古代批评家广泛运用到各类艺术批评实践，形成稳定的思维定势、言说方式与批评范畴等。南朝·梁·释慧皎受“玄学”批评价值取向的影响，在批评的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的时候，大量借鉴道家思想及其修辞方式。崇“得意忘象”、尚“得意忘言”、重“言外之妙”、乐“希夷之境”、好“以道释佛”。这些都成为慧皎佛学阐释与批评实践中，“意向批评”的基本方法论特征。同时代的刘勰也是在“意象批评”方面运用得娴熟自如的批评家，其“意向批评”方法的操作，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由宏到微、层层交织，成为机理严谨的理论体系。

古人在漫长的音乐批评历史实践中，还摸索、整理出五种技术操作层面的具体方式：整理批评、题解批评、专论批评、选择批评、品第批评。

1.“整理批评”，根据其中“整理”一词，顾名思义，这类批评就是对批评对象（曲目、篇目、乐器、人物、理论命题等），展开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献梳理与解读，进而给出一个符合音乐规律、具有学理内涵的开放性的评价结论。

2.“题解批评”，根据其中的“题解”一词，顾名思义，这类批评就是对批评对象（曲目、乐器、篇目、人物、理论命题等），展开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献的梳理与解读，并结合民间口头传承的材料，对该对象的标题作出解读与艺术内涵的揭示。

3.“专论批评”，根据其中的“专论”一词，顾名思义，这类批评就是对批评对象（曲目、乐器篇目、人物、理论命题等），展开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献的梳理与解读，并结合民间口头传承的材料，对该对象的专门性问题，展开深入浅出的内涵揭示与理论解析。

4.“选择批评”，根据其中“选择”一词，顾名思义，这类批评就是对批评对象（曲目、乐器、篇目、人物、理论命题等），展开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献的梳理与解读，进行深入的比较与鉴别，进而在现有的文献史料中，选择出一个或几个具有学术说服力和历史穿透力的材料，或对现有材料或成说作出全面肯定或否定、部分肯定或否定。

5.“品第批评”，根据其中的“品第”一词，顾名思义，这类批评就是对批评对象（曲目、乐器、篇目、人物、理论命题等），展开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献的梳理与解读，并结合民间口头传承的材料，对该对象的艺术品质、技术水准（理论命题的学术水平）等作出批评性价值判断。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审美无高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人分三六九等”“乐有品味级差”，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与客观现实。譬如：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演奏者进行二度创作，由于演奏者个人气质、艺术修养、音乐技能等方面差异这个根本性的缘故，演绎出来的音响作品，一定是能够在艺术水准上分出“三六九等”来的。是故，对音乐的“品第批评”，也是音乐批评日常实践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批评方法。古今亦然。

综上所述的中国古典批评方法（方式），与笔者在拙著《音乐批评学》[15]第七章“音乐批评的方法论”中总结归纳出来的系列现代批评方法，将会有的放矢地综合运用于本研究课题之内。

八、历史分期

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的历史漫长而悠久，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累积了浩瀚的音乐批评的历史文献。根据这些文献的形态特征，鉴于既往的历史史实，笔者把这条“历史长河”按照批评观念、批评形态的演变，分划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音乐批评的萌芽期（远古—先秦时期）

第二个历史时期——音乐批评的成熟期（先秦—两汉时期）

第三个历史时期——音乐批评的深化期（魏晋—晚清时期）

以上的这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恰好构成了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笔者在此不妨将这个规律，形象地比喻为“三级跳”（三段体）范式。

在这个“三级跳”（三段体）的结构之上，又可以分为八个历史时段：

一、史前至夏商的音乐批评

二、西周至战国的音乐批评

三、秦汉的音乐批评

四、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批评

五、隋唐五代的音乐批评

六、宋代的音乐批评

七、元代的音乐批评

八、明代的音乐批评

九、清代的音乐批评

拟将根据各个板块的体量，分划为五卷：

第一卷远古至南北朝

第一章史前至夏商的音乐批评

第二章西周至战国的音乐批评

第三章秦汉的音乐批评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批评

第二卷隋唐五代的音乐批评

（卷内划分各章节目）

第三卷宋代的音乐批评

（卷内划分各章节目）

第四卷元代的音乐批评

（卷内划分各章节目）

第五卷明代的音乐批评

（卷内划分各章节目）

第六卷清代的音乐批评

（卷内划分各章节目）

九、几对关系

考察与研究中国古代的音乐批评实践活动，势必会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各类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哲学（史）研究、美学（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经济（史）研究等，艺术、人文乃至科技的它类学科。它们之间原本形成为交互存在、圆融一体的形态特征。当以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的视角展开历史审视与学术阐述的时候，势必就引发出以下几对矛盾。在此，仅将常见的几对矛盾关系逐一罗列、解析。

1.批评与音乐作品

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来说，音乐批评与音乐作品的关系，或许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各类文化艺术的历史书写中最为困难的问题。这是由于音乐艺术自身的时空属性，与当时中国对于音乐作品的记录方式的局限造成的。这就需要我们针对批评文本的文字记载，结合历史文物的考古发现，联系音乐活动的一般规律，展开综合性与创造性的解读与发掘。同时，由于音乐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时间、空间范围之内的听觉艺术形式，故音乐作品创作完成后的表演实践，更是完成作品、生成意义的核心节点。故，立足于现有的史料、文物，对于音乐表演现场情形的“考古发掘”般的解读与发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2.批评与古代生活

即当时的音乐批评实践与过去当时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古代的现实生活，是古人现实存在的整体性呈现，将现实生活单面化处理，就可以看到古人生活环境这个便于把握的成分。对此，笔者虽不认同“环境决定论”，但也认同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与制约的观点。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的历史与古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互动、甚至是互为条件的。或者说音乐批评的观念变迁，直接来自于批评者所生存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环境。考察音乐批评的历史变迁，难以避开社会历史环境的审视与洞悉。

古人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两方面。从前者的层面看，古人生存其间的山水田园，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意识与批评观念，这种意识时刻以批评的方式彰显出来。范文澜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16]，意即如此。人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同时人也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深刻地影响着、改造着这个环境。从音乐历史演进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不同的时代一般会产生迥异的音乐风格的作品，这种风格差异，恰恰是变化了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对人的批评观念影响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如此这般的情况，可谓是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古人的诸多乐论，都在谈论大自然对人的深刻影响。在以后的论述中，笔者会涉及到大量的此类批评文献。

3.批评与批评主体

即音乐批评与展开音乐批评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音乐批评的实践，是古代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古代“乐”范畴的内涵与外延都较为宽泛，对“乐”的批评更是具有多学科综合性与多功能兼容性的形态特征。这种批评往往兼备道德伦理、宗教族群、思想教化、乐音把玩、形式审美等多重因素。柳宗元所谓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17]，向我们表述了这样的道理：离开了古人的主体体验，外在的事物都无所谓美丑、善恶。

人之所为“人”的一个核心标识，就在于人具有主体性的思维意识。受这种主体意识的驱使，个体的与社会的人，在其生命的各个历史进程阶段，都会面对各类社会现实而彰显个体主观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的彰显方式的唯一“出口”与“路径”，就是批评实践（由于个体的体质、文化的差异，这种批评形态呈现为迥异状态）。或者说，正是由于人的这种先天禀赋，才使得人类的历史不断地被改写、推动与发展。人的这种基本的主体属性，在音乐生活的社会艺术实践中，也是如此这般地彰显出来。

4.批评与价值观念

即音乐批评与音乐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人的音乐“价值观念”是一种具体的、感性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其以“思想”的形态，存活于批评主体的心理深处，又时刻体现在音乐批评的行为及其成果中。人的音乐的价值观念，是音乐批评的实践要素。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研究与批评的实践发生以后，便形成为物化的视觉、听觉符号系统。当该系统进入社会化传播层面的时候，便时刻面临着社会人针对该系统进行评价活动的问题。于是，该系统“价”几多、“值”几何？这个音乐价值的问题，便彰显出来。古代人是如此，现代人也是如此。人的音乐批评的实践，不可脱离价值观念这个核心。同样，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够以批评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话，音乐批评的实践也就不能存在。故，音乐价值是音乐批评的基础，音乐批评是音乐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

5.批评与文献史料

即音乐批评与历史文献史料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各类音乐文献史料，是音乐批评历史书写文本化存在的基础。而古典形态的音乐批评，绝大多数隐含于综合性的历史文献之内。这就是在“研究对象”一节中谈到的批评史料的“混生性”“粗朴性”特征。对此，需要对批评史料作出海量的耙梳、遴选、汰除、提炼等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以上资料工作的基础上，在写作的理性思辨中，针对史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借鉴田野调查的数据，综而和之“由器而道”、由具体而抽象。与此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需要采用史学研究中屡试不爽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文物与纸面文献相互印证。音乐批评史的撰写，就是历史文献史料的实证实践与思辨实践的相互统一，分析与概括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道与器的统一。

……

注释

[1] 明言：《纪录百年批评驱动世纪音乐——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料问题概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 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2002年10月出版

[3] 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上海）2017年8月第1版。

[4] 明言：《音乐批评》词条。于润洋主编《音乐百科词典》第14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5] 牛津音乐在线（http://www./subscriber/）：Music criticism词条。

[6] 明言：《何时何处不批评》，《音乐探索》2017年第2期。

[7] 张少康：《文心与书画乐论》第133-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版。

[8] 王小盾审订、洛秦主编：《中国历代乐论·总序》，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9] 王小盾审订、洛秦主编：《中国历代乐论·宋辽金卷》第1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10] 居其宏：《观念更新及自觉意识》，《音乐研究》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