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刘开军：“考索之功”与史学批评

【编者按】：章学诚论学，有一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章学诚强调“考索之功”，虽有其“乾嘉语境”，但此说对于开拓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仍不无启迪意义。

一、文献考索与批评史的扩充

经过多年摸索，史学批评研究已经在理论上和撰述上积累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尤其是杨翼骧、乔治忠、朱洪斌编纂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文献爬梳与汇辑方面有开拓之功。但已有的史学批评研究仍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即不同论著间征引的史料高度相似或重复，如孔子关于董狐的评论、班彪的《前史略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幾的《史通》、王世贞的《史乘考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对此，当然要辩证看待。一方面，这些文献出现频率较高，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最能反映中国史学基本面貌与学术精神，不妨反复出现；另一方面，它提醒研究者反思，只有这些“典型”文献才是构筑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基石”吗？我们是否忽略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文献？假如文献的搜集尚有较大遗漏，那么所谓“典型性”能否名副其实？凭借相对单一的史料构建的学术图景很难是全面的，甚至可能遮蔽了某些至关重要的史学面相。虽说文献的丰富不一定等同于思想的高明，但史料的多样与广博无疑有助于提高认识的水平。毋庸讳言，在理论范式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史料的陈陈相因已成为史学批评史撰述的一个瓶颈。

如果上述认识没有太大偏差的话，那么下大力气做文献考索的工作就势在必行。这里以清代史学批评史研究为例，略作申述。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清初史学批评的认识，集中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就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史料占有的局限性。比如胡承诺（1607—1681），在通行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学批评史著述中很少被提及。倒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讲授中国史学史时曾关注了他。但内藤湖南只见到了胡承诺的《绎志》，所以他说：“要想了解此人的见解除了今日所存这部书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依据。”他着重概述《绎志·史学篇》的内容要点，因为胡承诺“关于历史内容的就是这一篇”。《史学篇》的确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如论作史之法：“史家所载但以治乱兴衰及言行大节为主。此外，行文之美不过先之以首事，后之以终义，错以合异，缘以辨理而已，不屑屑为前人作年谱、家传也。”然而胡承诺的传世著述并不止《绎志》一种，还另有《读书说》《石庄先生诗集》（含《菊佳轩诗》《檄游草》《青玉轩诗》《颐志堂诗》）。《读书说》中有一篇《史籍》，也是一篇言之有物的批评文献，却长期被忽略。文中，胡承诺讨论史家记事的原则、皇权对历史撰述的制约及其危害：“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世代不能无治乱，君举不能无得失，犹山川不能无险阻，昼夜不能无明晦。若为善之事则详，为恶之事则略，是古今不相续，而人世有断绝矣。人君恶史氏之不讳，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参考。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虽多，而诚实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后，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然则史事不几绝哉！”胡承诺所论，展示出在他的思想世界中，史学发展与皇权强化之间存在着多么尖锐的对立关系。它提示人们思考清初史家的批判精神和古代史学的政治生态困境。

清代史学批评史上的被遗忘者当然不止胡承诺一人，还有陈遇夫（1658—1727）。陈遇夫有《史见》一书，其中《项羽本纪论》《前汉书论》《后汉书论》《五代史论》《删史》《经传》诸篇都与史学批评息息相关。陈遇夫关于“史权”的理解，显示出他在这个传统的议题中，仍具有独特的认识。他分析“史权”之于伦常的意义是：“无所慕而为善，无所畏而不为不善，惟贤者能。自中材以下，视利害相去千百，鲜不易虑，所恃史官以名赏罚之，使易世而后，览贤人君子之行，莫不掩卷叹息，徬徨不忍去，而于小人之覆国者，如见秽物，若将浼焉。故虽小人亦有所惮，而自爱其身后之名。盖史之权足以维纲常、扶名教如此。”史之赏罚对“中材以下”的规劝作用，赋予了“史权”强大的社会功能。如若因考索不勤而遗漏了这段关于“史权”的论述，也就意味着遗失了古代“史权”论上的重要一环。

陈遇夫所撰《删史》一文，也久不为研究者注意。然观其所论，实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史家叙事与史文繁简。尽管陈遇夫以为可删者未必皆当，如他主张《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可删，观点武断。但《删史》中确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如在史书载文方面，陈遇夫明确提出当载“有用之文”。何谓“有用之文”？“诏令以定民志，兴行善俗；奏疏策议，明先王之教，切于国计民生，谓之有用之文。”这条关于“有用之文”的论述，在时间上就早于乾嘉时期的赵翼。陈遇夫还从史书传信的角度出发，指出太古之史，文献无征，史家“偏以荒远无考之故，而张大其辞”，故“牛首蛇身”一类无稽之谈可删，显示出对待历史记录和神话传说的理性态度。最后陈遇夫解释之所以要删削诸史，是因为唯有“芟其烦芜，归于大雅。读者不苦于浩繁，而善恶劝戒之旨，灿然可按，则上之朝廷，可以资治，下而学士大夫，亦得援古证今，不至蹈不学无术之讥。其于立身治人，亦庶乎有所补也”。这番资治朝政、修养学识的史学功能观在古代自属正大之论。难怪清末的伍崇曜说：“刘知幾撰《史通》，于历代诸史，攻击不遗余力。卷内《删史》一则，实已尽其概。”伍崇曜认为一篇《删史》可与一部《史通》媲美，显然夸张了些，但他认识到《删史》的史学批评价值，却是独具慧眼。

综合这些论述，大体可见两位被遗忘的清代学人的史学见解。将胡承诺和陈遇夫写入史学批评史，找到他们在批评史上应有的位置，其意义不只是在目录上多了两位批评家，而是表明，我们在史学批评文献上做出拓展，并努力扩充了史学批评史的内容。

二、史源考索与批评史的改写

引入史源学精神研究史学批评，意义何在？一是可以确定一种观点或论述的早期提出者是谁，进而在思想编年上给它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二是梳理思想的缘起与流变，传播与接受，可对思想做历史的考察；三是在史源考辨中，发现思想生成中某些有意义的细节，藉此探寻史学之演进与嬗变。将这三点认识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中国史学批评史撰述当有新的创获。

史学批评研究从不回避有争议的问题。陈寿“索米”作史之说，流传广远。刘知幾叱责史家曲笔时，已将之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此后，“索米”说渐次流传，至宋朝时已成为人们评论陈寿及其《三国志》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尽管还有晁公武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陈寿“求丁氏之米不获，不立仪、廙传之类，亦未必然也”。但陈振孙已然接受了“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的说法。此后，“索米”说有愈演愈烈之势。降至清代，陆次云尖刻地讽刺陈寿索米如同魏收纳金一样，“遗臭千秋”。虽然朱彝尊、潘眉、王鸣盛等人竭力为陈寿翻案，无奈“索米”之说久已深入人们脑际。施闰章即说陈寿“索米见诋，抑又甚焉”。牛运震干脆说：“寿以索米不遂，不为二丁立传……皆实事，不必托或云，致涉传疑之辞。”面对如此呶呶不休的争议，人们不禁要追问：“索米”说究竟从何而起？考寻历代诸家所说，语焉不详者随声附和，可以勿论。偶有言明者，则以唐初所修《晋书》的记载为史源。且看《晋书》是怎样写的：“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尽管“索米”说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唐初史官对此事的可信度是拿捏不准的，冠以“或云”二字，显系传闻之词。陈寿“索米”不过是一种捕风捉影的疑辞罢了。这倒也印证了人们对于《晋书》一贯的看法：“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但“索米”说却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征引和强化，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被用来怀疑甚至诋毁、丑化一代良史。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追求信史、憎恶曲笔的心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书目提要是人们研究史学批评史常用的一类史料。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加以考察，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周中孚所著《郑堂读书记》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清代私人书目提要。提要中的一些评论性文字常被人们援引，用以品评四部典籍。问题在于，《郑堂读书记》中有不少没有注明出处、表面看上去属于周中孚的评论，实非周氏原创。比如《郑堂读书记》关于《资治通鉴》的提要云：

君实名德笃学，所引以自助者，若刘贡父攽、刘道原恕、范淳父祖禹，又极天下之选，故能成此巨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洵不愧资治之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这段话讲得颇有水准，却是抄自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至于本条提要中评论胡三省及其史注“诚《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矣”，也源于《十七史商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郑堂读书记》有关《金史》的评论有这样一段文字：“按《金史》原有成书，修史时又参以刘京叔《归潜志》、元遗山《野史》，故文笔最简洁。然亦有过于简略者”云云，“至其书法之直笔，则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于前代与本朝交涉者，必多回护，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颜陈和尚传》叙大昌原之战，陈和尚以骑四百破元兵八千，《杨沃衍传》野猪岭德安寨之战，力破元兵，《禹显传》扼龙猪斧（‘斧’当作‘谷’——引者）攻元兵，获元帅韩光国等，皆直叙不讳，此犹存古法也。”提要中加了一个“按”字，看似周氏见解，实则语出赵翼的《陔余丛考》。倘若不察史源，将赵翼的评论视为周中孚的心得，不仅于事实不符，于赵翼不公，而且以此构建清朝嘉道年间的史学批评史，岂非大谬！史实已成问题，又遑论思想和见解呢。

更有甚者，周中孚撰《南汉书》提要虽主要是抄撮梁廷楠的自序而成，但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汉学倾向，不惜与梁廷楠的原意发生偏离。梁廷楠的原话是：

欲从久远残缺之余捃拾网罗，挂漏诚不能保。自兹以往，当以续得更为补编，使其事实燎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独资考证、广异闻已也。

梁廷楠坦陈史料搜集难免挂漏，但他作史的旨趣“不独资考证、广异闻”，而是要“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结果周中孚偏偏夸赞《南汉书》“捃拾网罗，绝少挂漏，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至于梁廷楠真正关心的兴衰之故和历史鉴戒，却只字不提。若非追溯史源，不易发现周中孚这个关键的改动——学术立场在史源采择上留下的一道深深的划痕。举此一例，当可引起研究者的警惕之心。通过史源考索，只要证据充分，批评史不妨改写。

三、从考索走向独断

“考索之功”之于史学批评的重要性已如上述，然而我们又须清醒地认识到，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倘若一味推崇“考索之功”，却可能掉进知识的“陷阱”，不自觉地流于琐碎与窒碍。事实已经证明，“考索之功”并不能解决史学批评研究必然遭遇的全部问题。一个证据，就是有关《史记》的评价。王允说《史记》不过是一部“谤书”，而裴松之又为司马迁辩解：“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宋人沈括则另有考虑，认为所谓“谤”，“正是迁之微意”。此类问题，就不是“考索之功”所能回答的了。“考索之功”解决了史学批评“是什么”的问题，它能呈现出批评家围绕哪些问题展开过怎样的评论、商榷或者论争，甚至批评史上一些不易知晓的细节，但却无法理解和评估“为什么”这样批评、这种批评“怎么样”。当它面对宏观架构与理论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进而言之，“批评”本身只是一种表象，而在“批评”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认识的分歧、立场的差异、观念的对立。说到底，史学批评是有关史学的思想表达与学术诉求，最终将指向史学理论。这才是史学批评史的学术灵魂之所系。它要靠研究者赋予，而唯有具“独断之学”者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东晋葛洪关于《史记》有一段名论：“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刘知幾对此不以为然，反驳道：“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必有凭。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那么，如何看待葛洪揣测司马迁、刘知幾又批评葛洪这一连锁反应，就成为史学批评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二十余年前，瞿林东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对此事的评论堪称“独断之学”的典范：“葛洪之说，并非全无根据。一则司马迁‘发愤’著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有明言。二则《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确实讲过‘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葛洪把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以寓‘善而无报’之意以自喻，那无疑是曲解了从而也贬低了司马迁著史的崇高目标。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呢。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这样写出来的史学批评史，不是批评事件的简单编年或资料的随意堆积，也不是浮光掠影地发一些隔靴搔痒的评论，而是既明辨是非，又分析缘由，掘发出“批评”的隐曲与意蕴，做到了“批评之批评”。

要之，史之为学，立足于考索，又以独断为归宿。在这个问题上，史学批评也不能例外。“独断之学”排斥人云亦云，摒弃耳食之论。当然，独断不是武断，也不是偏执，更不是骄矜。还是章学诚说得好，它是高明者的“别识心裁”，是以史家之才情与学识去裁量和审视那些进入了历史语境的人与事、情与思。

〔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编辑：慧子

校审：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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