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二舅是土生土长的道湖人，既无文化又无任何技能，十足的一个种田人，然而他却是整个道湖最顺风顺水的人。他从生产队长干起，直干到吃皇粮的公社干部，这其间他左右逢迎，媚上却不欺下，虽为人的口碑不是那么好，但他却把自己和家庭经营得风生水起，安稳顺意。不知为何我印象中亲切可人，痛爱我有加的二舅妈，在别人眼中和二舅一样也是一个势利的人，是一个不怎么贤淑的农家妇女。别人议论她没有多少见识，说她待人接物势利自私，功于心计。但我看舅妈再不能干，为何又把自家的一亩三分田经营得那般熨帖呢。二舅一辈子十分看重舅妈，家里的安排全听舅妈的，决无反对的言行，哪怕得罪亲戚邻舍。要说舅妈不算是能干的农妇，那她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女，儿女们何以都很听她的话，乖顺勤恳，简朴务实呢？他们大的带小的，衣服缝补接茬穿，少有对舅舅舅妈忤逆的，楼梯墩似的健健康康地成长到大，在道湖算是和睦的家庭。也有人说二舅妈在个人作风方面，名声也不咋地。道湖姨爹口中那些话，我长大后也问过母亲，母亲的话较委婉含蓄，但我却听明白了，别人说的能信吗，身正不怕影子歪，嘴长在别人身上，做得再好的人，也会有人背后嚼舌头的。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二舅妈刚嫁过来时，她惊艳外公的貌美，多次对外公眉目传情，外公却视若无睹。只到有一次舅妈在外公洗澡出来后的挑逗，彻底惹恼了外公，外公怒斥了舅妈，从此舅妈才对外公全盘熄火。后来，道湖乡邻们不传舅妈挑逗外公的事啦，就又纷纷传播舅妈和同族一个相貌不俗的同辈伯兄有一腿的事。并传得有声有色有画面。说这事还是那位伯兄的女儿跟舅舅的大女儿争吵时毫不顾忌地骂出来的：“你以为你姆妈是什么好东西呀，和我耶在牛栏屋里做那事，被我姆妈碰见了。你看你那个弟弟像你些还是像我些？嘻嘻……”这一切，不知舅舅知晓一点不，因为舅舅舅妈却从未争吵过，更没有因这事争吵过。 打我记事起似乎没见过舅舅真正绽放过笑颜，他生得本来就薰黑薰黑的，再加上总是一副极严肃的脸孔，所以我们子妹都有点怕他。但我却似乎既不怕他，同时也不亲近他。然而舅妈却分外痛爱我，从来都是笑眯眯地叫我“红崽，红崽”的，有时还随道湖的一众乡邻叫我“红彤彤”。道湖乡邻们叫我“红彤彤”是因为我出生时，当时正流行一首湖南民歌《天上的太阳红彤彤》。歌是这么唱的：“天上的太阳红呀红彤彤诶，心中的太阳毛泽东诶，他领导我们得解放诶，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咿呀咿吱呦喂呀，呀吱呀吱呦喂，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而我的名字叫“红润”，亲人们又叫我“红伢子”。据母亲说，我是早产，因母亲头天晚上闻了一下麝香香囊，导致她肚子剧烈疼痛，且痛了一整晚，第二天太阳出来就生下了我。我生下时比一般新生儿要红许多。外婆便对母亲说：“这个伢子这一身红彤彤的，小名就叫红彤彤，大名就叫红润吧。”于是红润便成了我的大名，却很少有人叫。红彤彤的小名却被道湖的乡邻们喊开了。舅妈尽管自己生了许多孩子，但我觉得对我的痛爱比痛爱她自己的儿女还要过盛。她时不时会把我一些零嘴吃，要么一把爆米花，要么几片沙炒的红薯片，要么是当时奢侈的一颗水菓糖。
我记得舅妈真心呵护我的两件事。一次舅妈家盖了新瓦房，上梁那天大摆酒宴。因母亲去舅妈家帮忙了，我去寻母亲，当时口渴得冒烟。我冲进舅舅家的旧屋里，我看见堂屋方桌上有个小水杯，我不知那是外公刚筛好的一盅白酒。我端起那杯以为是盛的茶水的杯子，端起就喝了一口，“哇”的一声，我慌忙哭着将嘴里又苦又辣的白酒吐了出来，也把那杯酒打翻在地。我大哭大喊“姆妈，姆妈”。这时外公正从外面进屋里，他不由分说就对仅三岁的我，在头上就挖了一丁公（即用弯曲的手指骨节敲脑袋），还大声恶狠狠地骂道：“叫魂呢，小化生子，乱模么子，你怕是茶啵，是酒，辣死你咯咂化生子。”当时舅妈就从后厨房冲了进来，她对外公也厉声断喝道：“红伢子才好大的人，他要晓得是酒，他还会喝啵，打人也冇轻重，咯点伢子大的细伢子，你就敲他的丁公，你太狠了吧”。说着就牵起我去后厨喝茶。按说三岁应该不记事的，然而这事我却记了一辈子。 另一件事是我下乡后因得疟疾回城休养，我的病快好利索时，母亲要我去道湖看望舅舅和舅妈。当时正是文革要行将没落了，物质奇缺，但舅妈仍翻箱倒柜找来一块腊肉，一块腊鱼蒸了给我吃。许是得疟疾病刚好，食欲还未恢复，我闻到烟董味恶心想吐。我告诉舅妈我不想吃腊味，并把舅妈夹给我碗中的几片腊鱼腊肉又夹回菜碗中。我对舅妈说：“舅妈，我想吃西红柿炒蛋，有吗？”。 大我半岁的表哥连忙说：“快九月了，蕃茄杆子都扯了，哪里还有蕃茄呢，蛋也冇得，现如今哪家还敢喂鸡婆呢？” “莫讲哒，你快去翻扯垛在一起的蕃茄杆子寻找下，兴许有些蕃茄棵子上还寻得几个死秧子的蕃茄，我去借两个蛋看借到手不。”说着舅妈和表哥，顶着八月底道湖天上还是炎炎的烈日忙活去了。那一餐饭我终于吃到了青红交杂死秧子的西红柿炒蛋，酸不溜湫的，但我感觉味道好极了。看着舅妈和表哥一脸的笑意在看我大口扒饭，最后还把小半碗蕃茄炒蛋都扒进饭碗中的吃相，舅妈舒心地对我说：“慢点呷，红崽，慢点呷。”舅妈奔忙为我炒的那碗死秧子蕃茄炒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想起仍会口舌生津，心生对舅妈的万分感激之情。 由于父亲的问题，1963年到1965年之中，不到两年的时间，母亲将两个弟弟寄养在道湖舅舅家生活。这个错误的决定和做法，让母亲很长一段时日都肝肠寸断，万般追悔。小弟弟出生不够月份，身体羸弱，瘦骨零仃像只瘦猴。道湖的乡亲都不叫他的名字，直接叫他小四猴，因他在我家四兄弟中排行老四。我不知这两个弟弟在那不到两年间过的是什么非人的苦日子，只知道母亲接回他们时，他们已不成人形。那正是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年代，物质奇缺。何况舅妈家那时已有五个子女，本来舅妈就难以顾及，何以要答应母亲寄养两个弟弟的请求呢？我现在想来，一是母亲在她娘家本就最受她子妹的爱戴，大姐的拜托舅舅舅妈不敢不答应，二是母亲实在没有法子，父亲一意孤行带着小姐姐和我还有大弟弟下放到了黄泛区，他们老家，穷困不堪的太康县。母亲微薄的一点工资还要负担两个姐姐就读长沙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学费和寄宿费。 据后来两个弟弟告诉我们，那时舅舅正遭遇他在道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舅舅时任生产大队长和支部书记，不知怎么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四不清”的干部，在刘少奇发动的“城乡社教”运动中，城市当时“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则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舅舅这个一直走红又顺风顺水的农村基层干部，每晚都要上台，参加他的批判会。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他政治生命的陡转让他沮丧万分而自顾不暇。舅妈在家里本就强悍，即便舅舅良心发现舅妈和她的大女儿对两个弟弟近乎的虐待，他也无可奈何。舅妈在她的后厨房的柴草房给两个弟弟搭了一张地铺，算是两个弟弟的寝室。一床破棉絮一摊，一床破棉被一盖，就不管不顾了。四弟体弱多病又夜夜尿床，常常是和尿而睡到天亮，靠两兄弟和柴草的热气才把破棉絮晤干。舅妈的大女儿早晨去柴房抱柴烧火，那股浓烈的尿骚味让她将两个弟弟破口大骂半天。更有甚者，她还拿起烧火棍对着还用破棉被晤着的两个未睡醒的弟弟一顿乱扑打，直打得两个弟弟痛哭不已。连着打了几回后，三弟弟终于忍受不了，他操起柴房里一根竹竿就朝舅妈的大女儿敲去。这以后，舅妈的大女儿才收敛了许多。然而在吃食上两个弟弟就遭到了舅妈大女儿的阴险报复。那时粮食定量，舅舅家全家按大小定量蒸钵子饭吃，这是主食。蒸钵子饭有技巧，米放多少，水放多少决定蒸饭的干稀，同样大小的钵子饭，放米少添水多，那饭便如同稀饭，放米多添水少就是干饭。大舅妈的大女儿就把两个弟弟的定量减去多半，每每让两个弟弟吃稀如米汤般的钵子饭，让两个弟弟一泡尿后就饥肠辘辘，饿的前胸贴后背。三弟向舅舅舅妈多次告状也未果，这事舅舅和舅妈应心知肚明。三弟说，舅妈应是默许她大女儿这样干的。按说母亲给舅妈家的粮票只多不少，舅舅和舅妈这样做显然遭到了道湖乡邻的指责。沒办法最后母亲不得不将两个弟弟寄养在另一个同族的舅舅家。但母亲是那种痛爱弟弟又顾全亲戚面子的人，她从未记恨过这事，相反，她还时常念及舅舅和舅妈的恩德，只要是她能够拿出手的东西，她都不遗余力地资助舅舅和舅妈，哪怕自己再节衣缩食。母亲常说：“要不是二舅舅和舅妈当初能够应承两个弟弟借养在道湖他们家，她真的是走投无路啦。”母亲还说：“你二舅一家毕竟生活在道湖乡下，比起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要差得不知哪里去了，资助他们一些物质是天经地义的。受人滴水之恩，还当涌泉相报呀。”
舅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四不清现行反革命”的高帽子在道湖，在高桥，在东沌渡几处游街示众。而当时我父亲也正被造反派整日里戴着写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国民党中校军医”的大帽子，无穷尽地遊行批斗。一南一北，一个现行反革命，一个历史反革命在汹汹的历史潮流中被折腾得九死一生。好在文革结束后，二舅凭着他赤贫农出生，凭着他解放后由生产队长一步步熬上去的大队长和大队支部书记这样的资历迅速得到了重用。公社先是派他带队去海南亲随湖南农业大学的袁隆平教授学习培育优质稻种的技术，回来后便提拔他为编制外只拿补助的公社种子站站长，负责全公社的种子佩备输送，还负责检查育种发芽播种等后期工作。毕竟舅舅是地道的农民出生，他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极其负责的工作态度很得公社李书记的器重。 这里我还想补叙一个插曲，我们家因父亲的执拗，1962年坚持回了极其落后穷困的黄泛区，豫东的太康县，父亲的祖籍。父亲在长沙时虽因是国民党的旧军医官，思想的不开化曾也在历次运动中被折腾，但他的医术高超，单位又离不了他。62年的“精简”他并不在列，而且他的顶头上司恰恰又是父亲的河南老乡，自然也是极力挽留父亲，然而如同当年在浙江湖州一样，父亲的确是个既无啥政治远见又执迷不悟的旧知识份子。他在刘少奇当年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幻景中，向往着回老家开一诊所，为父老乡亲做些自己作为这方土地的子孙，应当做的奉献。然而诊所开了不到半年便被老家公社取缔了，原因是父亲把老家公社卫生院的生意抢走了。父亲的故事还很长，但这篇关于二舅的散文却要搁笔了。二舅在公社扎稳了干部丕子的脚根，母亲便央求他，把被父亲带到河南老家的儿女想办法迁移到道湖来。毕竟我们原就是道湖的人，在道湖进行的土改，沒收了出租的薄田，也分了两亩水田。道湖的亲戚乡邻仍念及父亲的忠厚为人，更念及父亲治疗痈疽疔疖的高超医术。想不到母亲心心念念的弟弟，却最终是断送我们迁居道湖的始作俑者。尔后的岁月，往往想起这件事，我便想起《红楼梦》里王熙凤把唯一的女儿巧姐托付给自己的亲弟弟的事。我们一家比巧姐强一点，沒被亲舅舅公开卖掉。但也算是名义上卖掉了。道湖全村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迁居道湖并签了字，只剩下报到公社审批了。我舅舅说只要打通公社李书记的关卡，这事就好办了。但这事需要钱，而且一大笔钱。可怜见地，为了这一大笔钱，我和三弟去两百多公里的道湖姨爹的老家禹县山区小煤矿拖煤回西华县卖给烧砖窰的人換钱。三弟拖一千二百斤，我个子小没力气就拖七百斤。三弟当时身体强壮，我却精瘦无力，拖七百斤还往往要让三弟往回接几次。有一次下坡，我握不住往山坡下冲的架子车，差一脚就被冲到悬崖下，连命都要葬在悬崖底。是三弟回来接我，使出毕生力量才阻住了就要冲下悬崖的我和那七百斤一车的煤。拖煤卖的几百块钱，被舅舅作为他正式入编公社干部的活动经费进了那个李书记的口袋。没办法舅舅又通知母亲再筹钱。我和二弟三弟又把父亲他们家被黄河水冲决并深埋地底两三丈深的老宅挖开，刨取倒塌旧宅的老砖卖钱。但仍不够李书记的欲壑。舅舅却骗母亲说，快了快了，再筹几百块钱就行了，但是那时别说几百块钱，就是几块钱都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有什么办法，相信亲舅舅不会诓骗我们，只好又去想办法筹钱。还是我和三弟经人介绍去高温快五十度的砖窰把砖搬出来，挣血汗钱。又是高温又是一氧化碳的蒸熏，三弟受不了啦，就伸手去拖正运转的工业电扇，想凉快一下，结果被扇页生生切掉一个指头。最终舅舅用我们流汗流血的钱转成了吃皇粮的正式公社干部，我们从贫苦的黄泛区迁居道湖的希望却彻底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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