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塔耶的弥留之际

市政厅的钟声如果不是丧钟，也是在告诉我现在是下午五点了，BHV门可罗雀，我站在柜台前，漆布没有卖出几块。父亲，那个听说我想学艺术就气恼的医生父亲，我不会再向他要一分生活费。是阿波利奈尔的评论让我这个独生子发现了毕加索，而父亲认为毕加索就是恐怖，当一个好好学生真个无聊透了，我顺利通过了Bac，分数足够念一所更好的学校，然而我的心思只在艺术评论，我需要大把的课余时间，于是注册了一所13区的东方语言学校，课程泰半无用，这让我安心。

为了方便去学校，我在Toibiac租了一个窄而霉的房间，克洛维一世在Toibiac取得了怎样的大捷，我的房间就怎样的狭小。我和门房关系要好，她有着伊比利亚半岛的口音，总是很有默契地拖上十天半个月再把我父亲寄的包裹交给我，尽管我已经好几次去信严词拒绝了这样的施舍。

那所学校的中文课一开始让我提不起兴致，直到萨特访华回国后的文章让我懵懵懂懂地产生一个念头：中国就像毕加索的绘画，既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如果我能去北京给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做策展人，我也就可以去中国看看。

没客人的时候，我会在柜台前翻翻最新的艺术评论，也是在那时我读到了几篇巴塔耶关于米罗等人的文字，当时他因连着在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文学与恶》《天空之蓝》《色情》得了些迟来的名声。我把它们组稿印发在了于学校参与的刊物《毒芹》上面，也是从那时起我和巴塔耶开始了通信。这份杂志没办几期就因经费不足等原因停刊了。

后来我去中国呆了两年，1958年到1960年的这段经历，我在晚年的回忆录《八十岁环游中国》里写得很详尽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自然灾害”都被我赶上了，这里不再赘述。还好我去得早，不然也会为着那一份幻想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在68年我和情境主义国际走得还算近。

回到欧洲，我先去牛津跟《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先生学过一阵，也是在那，我遇见了自己的金玉良缘，我的威尔士妻子是一位生物学家。

回国那阵子，克洛索夫斯基找我帮助他翻译《肉蒲团》，我参与了合译但不愿署名，因为这会影响应聘。我开始在原先的学校教书，喜欢边抽茨冈牌香烟边讲课，这让一些学生很受不了，即使在冬天也要提前把教室的窗户打开，他们知道我会把抽剩下的烟头从那里扔出去，美其名曰可以用做肥料。我喜欢给学生展示一些有绣像的本子，有几个学生觉得《西厢记》颇为轻浮。

1962年3月，巴塔耶从奥尔良搬家到6区Saint-Sulpice街25号，房款是去年他的艺术家朋友们集体拍卖所赠。他的经济状况一直不佳，健康更是每况愈下，因而有时我也会去看望他，搬家后的书架还没有整理好，屋子里显得很凌乱，就像他放弃的那些写作计划，他总能想出很多点子，但不大有办法按照计划写作。

7月，巴塔耶的妻子Diane带他们的女儿Julie去英国和家人度暑假。想到这段时间他缺乏照料，我就去得更勤些。8号清晨，他陷入了昏迷，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情急之下我叫了救护车，救护车把他转运到7区的Laennec医院。我打电话通知了他的几位好友，不一会他们也到了医院。昏迷持续一天后，他死了，没有再醒来。毕生都在思考死亡的思想家迎来了他的死亡。

我们打算把他安葬在Vézelay山丘的墓园，那里的中世纪教堂据称安葬着抹大拉的玛丽亚。1945到1949年间，巴塔耶曾在此生活，和当地的农民谈天。他在生前向我们表示过对Vézelay的喜欢。落葬那天，妻子Diane来了，Jean Piel来了，Leiris夫妇也来了，还有我。墓碑是块简洁的大理石，上面简单地刻着：乔治·巴塔耶 1897-1962。

此情此景难免不让我想到那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后来我在课堂上还把翻译的《拟挽歌辞三首》作为讲稿，尤喜第一首，如果有一天我孤帆远影地死了，希望有学生读到它时想起我：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下山的路上，我问了几句Leiris他在中国的体验。五年后他受到卡彭铁尔的邀请去古巴，顺便也捎带上我，对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失望了。

直到退休前，我都在那所当初任意挑选的学校教授中国的雅俗文学。除了编写教材、撰写专著，包括一本和春宫图有关的专著，我还写了些和中国有关的小说，还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传记，晚年终于得偿所愿在友丰出版社出版了司马迁《史记》的列传部分。

2019年6月12日，我接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邀请做一次《史记》的通识讲座，在座的听众当中有不少中国学生，我想这些内容对他们来说多是常识。讲座结束后，一个Nanterre的学生上前向我问好并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巴塔耶与极限经验的博士论文，他姓Z。Nanterre，多么久远的回忆，五十年前那里的学生像如今草坪上的羊群占领了校园。

在Michel Surya的传记里，我作为巴塔耶弥留之际的唯一在场者，被一笔带过地写进，但很少有人问我当时的细节，当这位Z同学向我问起时，我却有些惘然了。和他一同前来听讲座的还有一位叫Oberkampf的德国留学生，但他很快就要毕业回哥廷根和家人团聚了。他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但他不想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他去里斯本旅行时还到我捐赠文物的东方艺术博物馆去看了看，法国人容不下这些中国文物。

1968年，我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前往香港任教并结识了当时住在半山的同事Simon Leys，对于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看法和我一致。当时他正撰写关于清代广州疯画家苏仁山的著作，如果巴塔耶还活着，也许对这个疯子也会有兴趣，我请妻子把Simon Leys这本书也译成了英文。

在巴塔耶的书籍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被诅咒的部分》。它让我意识到每个文明为了生存而生产的东西都多于消耗的东西，每个文明的特征在于如何利用这些剩余能源。我在香港发现了广东的木偶戏。有香港的收藏家免费请一些木偶戏老师傅来西港城吃饭，顺便演出。后来这位收藏家转增了很多物件给我，希望木偶戏在欧洲也被人了解。

Z同学告诉我，巴塔耶做图书管理员包括本雅明“托孤”给他的故事在中国“知识界”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神话。我望着那些趴在绿色台灯下的研究人员，像水族馆里的一只只章鱼，可敬又可笑。国家图书馆包藏着植物园，植物园里的一只羊。我望着贴在落地玻璃窗上如马蒂斯剪纸的蓝色飞鸟说，也许真的有人喜欢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吧，但巴塔耶当时的经济很拮据。

我告诉他，1951年，巴塔耶去到奥尔良市立图书馆工作，居民们“疯传”魔鬼要来奥尔良了，但当他们看见本尊时，却是携妻带女，一脸平静，温柔喜悦，然而也是在奥尔良，他写下了几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我的母亲》《至尊性》，相比之前在Vézelay的低产，那是巴塔耶高产的写作期。

从图书馆下层往上走，晚霞落在四栋图书馆大楼上，四本金碧辉煌的钢筋混凝土之书，有学生在汉堡车边排队，也有去Mk2 bibliothèque看电影的。Mk2的老板68年的时候是激进学生，现在他已经摇身一变，这样的法国人很多。我和Z同学再沿着金字塔般木质阶梯往下去坐bus或者métro，路过当年我在Toibiac租房的地址。我们留下了各自的联系方式挥手告别。他租的studio就在BHV旁边，不时还能去市政厅附近走走，看孩子们坐在旋转木马上飞翔。巴黎的这位市长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还胆敢竞选总统。

巴塔耶去世以后，我还去过Vézelay几次，后来年纪大了就去得少了，尤其我腿脚不便，去那个山丘就更难了。巴塔耶激昂的文字是属于青年的，它们一次次地冲刷着我。我在年轻的时候遇见衰老的他，只是他众多朋友中的一个，保留下来的通信和别的朋友比起来也不算多的，比写给核物理学家Georges Ambrosino的还少，但机缘巧合让我见证了他的昏迷和死亡。其实陷入昏迷前他就说不出话了，走得还算平静，不像他分析的中国酷刑那般惨烈，而不管是中国的情色还是西方的情色，都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

巴塔耶在奥尔良市立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