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杜拉斯｜关于乔治·巴塔耶

批评只有在巴塔耶的面前才显得如此羞怯。是的，在他面前，批评不再能借助它以为必要的决疑论下手。面对巴塔耶的晦涩，它只能等待，希望能够等来批评女神的降临。许多年过去了，人们继续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谈起巴塔耶。而使这些人等了又等的，除了这份幻想，当然还有其作品的重要性。这种克制成了这些人的骄傲。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们永远不敢触及这头斗牛。

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让年轻人来为我们做这些事，让他们做我们所不敢做的，不再等待我们当中有人来尝试。

如果说对于巴塔耶而言，重要的不是文章的清晰性，并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最重要的，正是要毁灭这种通常而言在文学行为中占据上风的对于清晰性的考虑，可是这样说意义不大。他的作品为错误留下了最大的机会，因为他谈论事情的方式并不让人觉得在理解上受到限制。只要与此相关的神学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爱德华达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将是个难解的谜。乔治·巴塔耶使她从黑暗里凸现出来，但是他不可能揭示得更多，他的语言不适合再说得更清楚。《爱德华达夫人》的主题与语言所习惯的承受力相比，似乎总是有这么一段距离，或是不及，或是超出。可他又如何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呢?

因此，关于乔治·巴塔耶，我们可以说他并不是在写作，因为他边写边在与语言作对。他创造了一种方式：写即不写。他让我们忘记了文学。没有文体的《天空的蓝色》是那么让人欣喜若狂。就好像在作者身后没有任何文学传统，批评界对此不置一词。可在这点上，我们又怎么能够做到“不写”呢?词语不再对承担相应的使命抱有希望，它丢失了自身的魔力，它只能承载自身可能的意义。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先是从反面看到了它，接着我们才找到了它，它已经得到了解放，从日后糟糕的运用中解脱出来。

与此同时，也许还要说明一点，那就是“才智”这个通行货币在巴塔耶的书里也毫无用处。它不再达及自身，必须与实体相统一，并且与对这实体，与对它本身一无所知的东西相统一——以此为必要的平台——它才具有价值。

当爱德华达夫人出现在当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舞台上，她在嘲笑，一丝不挂。而当她的姐姐迪尔蒂出现在《天空的蓝色》的背景下，她陶醉了，在肮脏的幕帘后，她抱着迪尔蒂的屁股在啃噬。

爱德华达和迪尔蒂是上帝。巴塔耶对我们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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