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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1】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译文】
这一年，夏季感觉寒冷，太阳青白而无光。中书令石显及许嘉、史高都说是由于周堪、张猛做事不利的罪过。皇上内心器重周堪，又担心不断招来众人口舌，因而无所适从。当时，长安令杨兴以有才学受到皇上喜爱，还常称赞周堪；皇上想让他帮忙，便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忿忿不容光禄勋周堪，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极善于机巧变化的人物，以为皇上怀疑周堪，于是顺随着所问回答道：“周堪不仅不容于朝廷，就是乡里之间也不容他。臣见到众人一听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曾谋陷自己的骨肉至亲，都认为该杀；而臣前面上书说周堪不可以诛杀，是为国蓄养恩惠啊。”皇上说：“然而这是犯了何罪而要诛杀呢？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愚臣认为可以赐封关内侯，享用三百户贡税，不让他管事。明主不失师傅恩义，这是计策中最为合适的了。”皇上于是对周堪有了疑惑。 【解析】 这就是整个朝廷的风气变了，大家都顺着皇帝的疑惑而疑惑。杨兴先是赞誉后又诋毁周堪，无非是当时周堪当朝，现在又造贬斥的缘故。杨兴这种无非是结交朋党的做法，也就是“站队”的问题。
【原文2】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译文】
司隶校尉、琅邪郡的诸葛丰，最初以任性刚直闻名于朝廷，多次冒犯皇亲国戚，大臣们多说他的坏话。后因违犯了春夏两季不拘捕和惩治犯人的禁令，被降职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此时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皇上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便制定诏书给御史道：“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之美。诸葛丰以前任职司隶校尉，不顺应四时节令，擅改法度，专行苟刻暴力之事以获取威严虚名；朕不忍将其送交法办，让他去担任城门校尉。他不向内反省自己，而反倒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中采用没有证据的言辞，揭露时抛出难以验证的罪状，恣意损毁他人名誉，不顾忌自己以前的言语，这是严重的不诚信行为。朕怜悯诸葛丰是位老者，不忍施加刑罚，今将其罢免为平民。”又讲道：“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没有贞节和信用，朕出于怜悯之心就不去处治他们了，但可惜他们的才能没有什么建树，现在降职周堪任河东太守，张猛任槐里令。” 【解析】 诸葛丰与杨兴是同样的问题，诸葛丰此时上书无非是希望顺应皇帝的意思，重新获得上升的机会。但汉元帝收到诸葛丰的上书也给周堪、张猛做了降职处理，也许是一种保护。但这种保护似乎是没有明辨善恶是非，反而是助长了不良风气。 【原文3】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译文】
臣司马光认为：“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赞誉而后又诋毁，其用意不是为朝廷举贤除奸，不过是想结交朋党以求重用而已。这种人也属于郑朋、杨兴之流，不在于他自己的什么刚直。作为人的君主，应审察美恶，明辨是非，以赏劝善，以罚惩奸，国家因此才得以治理。如果诸葛丰之言属实，则诸葛丰就不应当被罢免；若他属于诬陷，则周堪、张猛又有何辜呢？如今两方被问责，俱都抛弃，那么美恶、是非的区别真的还在吗？”
【解析】 司马光的意思就是皇帝既然知道了是诬陷但依然问责了无辜者周堪、张猛，这就是无是非之分了。
【进一步解析】
这就好比是两个学生打架，老师没有问清缘由一起同样的批评了两位学生，这就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是非的判断，反而那些喜欢闹事打架的学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直接带坏了学校的风气。 公司管理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正当竞争很难避免，一旦摆到明面上，如果不按照调查结果，明辨是非的方式进行处置，就很容易带坏公司风气，这也是好多公司“内斗”比较严重的原因，这就是变相的偏袒“奸邪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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