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本文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第47辑（广陵书社2021年11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陆骏元先生授权发布！［提要］上海圖書館藏沈欽韓《漢書》校讀本三十二册，揭示了清儒治學從校勘至著述的具體歷程：沈氏首次批校在嘉慶九年（1804），校録了陳景雲、李光地、何焯等人之校語，吸收了清初學者的校勘成果；第二次校讀在嘉慶十九年（1814），是其撰作《漢書疏證》的前置工作。沈校本不僅反映《疏證》的成書細節，更可補浙江官書局本之闕漏。另外，沈校本在同治、光緒間的傳抄，形成了上海圖書館藏陳倬校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王慎本、王祖詢校本等傳承有序的遞抄本脉絡，反映出沈欽韓的《漢書》研究對晚清《漢書》學發展的持續影響。［關鍵詞］沈欽韓；《漢書疏證》；校讀本；遞抄本；清代《漢書》學沈欽韓（1775—1831），字文起，號小宛。友人包世臣（1775—1855）言其“淹通群經，尤長《禮》與《春秋》；擘揅諸史，尤熟於志，旁及百家”。[1]沈氏於四部皆有著述，尤以《左傳補注》稱名。而在史部方面，其自信所著《漢書疏證》有“發蒙啓覆”“鈎稽貫串”之功。[2]晚清學者對此書評價甚高，莫友芝（1811—1871）論曰：“沈氏掊擊小顏，詞氣未免過當，然補正處繁多，十九皆精確，即起小顏於今日，幾無以自解也。”[3]王先謙（1842—1917）《漢書補注》亦多援引沈説，足見當日學者的重視。關於《疏證》之成書，包世臣曰：（欽韓）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為《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共二百餘萬言以正謬補闕，盡之矣。[4]據包言，自沈欽韓研治《漢書》至其草成《疏證》，過程逾二十年。然則，沈欽韓是因何種原因開始攻治班書？其治學方法與考證方向又是甚麽？由於沈氏大部分著作生前均無緣出版，這些問題無法找到答案。不過，沈欽韓在述作之前，曾先將《漢書》校讀一過，王欣夫（1901—1966）《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曰：先是，文起竭數十年精力成《兩漢書疏證》，卷帙浩繁，存稿待刊，別有校讀之本，係據陳少章臨葉石君校宋，並何義門、李安谿評，而自加案語。[5]王欣夫提到的沈氏《漢書》“校讀之本”為明崇禎十五年（1642）汲古閣本，裝訂為三十二冊，今藏上海圖書館。[6]卷首鈐有“臣潤庠奉敕審定 內府經籍金石書畫”朱文方印、“陳氏滄趣樓藏”白文方印、“合眾圖書館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卷盦六十六以後所收書”白文長方印、“小懷鷗舫所藏金石書籍印”朱文長方印，目錄鈐“武林葉氏臧書印”朱文長方印、“文起”白文方印、“上海圖書館藏”朱文長方印，卷一鈐“吳縣許玉瑑讀書記”朱文長方印、“欽韓曾讀”朱文方印，全書卷末有“玉瑑讀過”白文方印、“弢翁鑑藏”朱文方印等諸藏書印。此校讀本從微觀反映了沈氏治班書之學術軌迹，並與《疏證》之成書關係密切。今本《疏證》闕《地理志》全篇，沈欽韓曾述其由：“歲在丁丑，復當大比，親故責以禄養，乃暫輟業，故《地理志》猶缺焉。”[7]於家人催促參加科考，小宛只得中輟疏證，其後始終未能完成地志。今校讀本筆墨燦爛，吾人可據《地理志》中校語窺得其校閲意見，補足《疏證》之闕。另外，晚清吴地流傳沈校本的多種抄本，王欣夫曰：“余別得數本，與此同出一源。”[8]經筆者調查，此“數本”遞抄本多保存於復旦大學圖書館。然則，沈校本之遞抄本的基本情况爲何？其相互間的傳承關係又是如何？這些均爲本文所欲深入挖掘的議題。 光緒二十五年（1899），王先謙撰成清代《漢書》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漢書補注》，所用材料多爲成書專作，並未涉及清儒的《漢書》批校本。由於清儒以校書爲治學根本，其校語藴藏豐富的學術信息。[9]職是之故，本文擬對沈欽韓《漢書》校讀本進行初步探究，第一節首先梳理沈氏校讀《漢書》的時間進程，結合校本與文集，釐清其校證、疏證班書之時間節點；第二節具體介紹校本内容以及考辨方法；第三節通過對比《疏證》稿本與校讀本的異同，探繹沈欽韓從校讀到疏證的修改之迹，並呈現部分《地理志》校語之内容；第四節利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沈校本之遞抄本，梳理其流傳綫索，以及同治、光緒年間，其對吳地士子的影響與作用。 
沈欽韓一生主要有三期校讀《漢書》的經歷，分別在其青年求學時期的點讀，中年精研班書、並欲為撰寫《疏證》作準備，以及晚年辭任安徽寧國府訓導並歸家的點讀。[10]其中，由於嘉慶十九年（1814）校讀完畢後旋即展開《漢書疏證》的撰寫工作，因此以第二期最爲重要，而上圖藏沈校本正是此期考訂的産物。 上圖藏沈氏校本卷首有三段題識，其中兩段揭示第二期校讀《漢書》的時間，文曰： 嘉慶甲子冬，從陳氏校宋本，有李安溪相國、何義門學士勘正文字。從之者則著之，其別有攷證，加“按”字以別之。 沈欽韓[11]這兩段文字並非同時所書，甲子爲嘉慶九年（1804），是年沈欽韓三十歲，沈氏據陳景雲（1670—1747）校宋本過録，陳本上已有李光地（1642—1718）、何焯（1661—1722）批校，沈欽韓過録其從校語説者，而又自加案語；第二次則是甲戌年以葉本覆校之點勘，“葉石君”乃葉樹廉（1619—1685），葉氏所處年代中僅其十歲時爲甲戌年，故知此題“甲戌”者爲沈氏所處之嘉慶十九年（1814），恰爲“甲子冬”後十年。校本中另有兩處注明批校日期，《律曆志上》卷末題曰：“甲戌又二月十八日校畢 欽韓。”是小宛校至此卷之時間；全書卷末（即《叙傳下》卷末）題曰：“甲戌立夏前三日，沈欽韓點勘畢”，[12]則甲戌歲之點勘在嘉慶十九年立夏前三日校畢。沈氏云其以葉氏校本校起在甲戌三月，然閏二月明已點至《律曆志》，是“三月”蓋記憶之誤。沈欽韓用葉本起校時間應在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十八以前，終於立夏前三日，根據進度，若將其起校點定在閏二月，則此次校閲歷時一月有餘。沈氏兩次點讀此本，除與其得到陳校本、葉校本之先後順序有關外，亦與其治學經歷及《疏證》緣起有密切關聯，尤其甲戌歲之校讀，實為其杜門撰述《漢書疏證》作準備工作。沈欽韓早年傾心於文學詞章，與陽湖古文家、常州詞派均有交誼，其後漸棄詩文而轉治經、史，沈氏回憶早年與文學之徒遊曰： 年二十四五，逢自稱袁氏弟子者，不憙與語，私嘗譏彈。袁氏敗缺，稍稍流布，為若輩所嗛，出力末殺。僕一短褐少年，不勝其壓，坐是轗軻家巷者數年。年益長，遂欲究心經史，于詩彌不暇。……真知之者，惟包慎伯耳。[13]沈欽韓年少時以文學為業，多致意於詩文，當時鄉里以沈德潛（1673—1769）、袁枚（1716—1798）二家為宗尚，然頗有噉名之徒，“彼之願不過欲多徒黨，取快一時”， [14]沈氏於二十四、五歲時遇自稱袁氏弟子者，因言語不合，意見相違，終見嫌於時人，遂“轗軻家巷數年”，後逐漸轉向而“究心經史”。其所以轉攻經史者，除思慮以“學”為根本之外，實由與包世臣相識之故。包氏與沈欽韓初識於嘉慶七年（壬戌，1802），其《謗說壽小宛五十》曰：嘉慶壬戌，小宛年以二十有八，……是歲世臣至吳，知名士畢集、問難蠭起，小宛獨默默，至暮乃一言，世臣知諸公學識遠出小宛下，乃與小宛齒。以小宛先生三十有三日，兄事之甚謹。[15]嘉慶七年，包世臣至吴，與吴中人士相聚論學，因佩服沈欽韓之學識，故與其相交，待以兄弟之義。包氏爲朱珪（1731—1807）幕僚，論學以經術、小學爲根柢，鋭意於經世致用之學，對沈氏治學産生一定影響。二人相識在沈氏二十八歲時，正是其遭“袁氏弟子”排擠而“轗軻家巷數年”之際，後二年，沈欽韓得陳景雲校本而開始第二期的點讀。此前讀汪文盛本，“嗜好之深”,已頗啓其端緒，如今而立之年,得名儒點讀，指示方向，又有好友相伴論學，自是不同。自此，沈氏治學由文學辭章而轉入經史考據，有代表性意義。若以嘉慶九年為其精讀經、史之始，嘉慶十九年則是其開始著述之年。沈欽韓暮年自述其為學進程，云： 早年彫琢詞章，與輕薄之徒角逐。中稍自悔，始治經，誦《禮》十七篇、《春秋》十二經，通大略，能言其要。汎濫于諸子、羣史，好兩《漢書》尤篤，自甲戌歲始瑣科條之，惡顏師古之凡猥舛謬，與范蔚宗之䟱漏，糾之、補之，歲月既久，積成七十四卷，名《兩漢書疏證》。又為《左傳補注》十二卷，惡杜預之粗沽末殺，為發明《傳》義，推究禮經。復以餘暇成《三國志補注》、《水經注疏證》若干卷……[16]自其轉攻經史，沈欽韓即通讀《禮》與《春秋》，並泛覽子、史。又傾力撰成《兩漢書疏證》。嘉慶二十二年（1817）撰定後，復登堂經部，全力考訂、起撰《左傳補注》，並大致完成於道光元年（1821）。[17]後更續有著述，可謂通貫四部。文中提到的“甲戌歲”，不僅是沈欽韓始注《漢書》之時，更是其戮力著述的關鍵性一年。根據黃英傑《沈欽韓學記》鋪排之沈君年譜[18]，嘉慶十二年（1807）秋，沈欽韓舉於鄉。第二年，赴京師參加禮部會試，不第，多有懷才不遇之感。[19]沈氏《荅潘望之書》云：“然年近四十，心力漸耗，所志未就，不復從事於詩文五六年矣。”[20]所謂不從事詩文五、六年，若以沈氏此信書於彼三十九歲之時，則自其三十三、四歲時已止筆於文，與嘉慶十三年會試落第之時若符合節。嘉慶十六年（1811）會試又不第，[21]沈欽韓屢滯春官，因有絶意科場之心。嘉慶十八年（1813）夏，沈氏編定古今詩十卷、文集四卷，由友人出資出版。之後雖其續有文章，然《詩文稿》十四卷，正是對其年輕時期好爲文學的階段性總結，此後沈欽韓更專心於經、史之學，最終於其四十歲之時决心發憤著述。嘉慶十九年雖又值大比之年，沈氏有感於仕途阻滯，反而杜門著書而不赴科考。沈氏於《漢書疏證序》中總述其研治孟堅書，並為之疏證的歷程，云： 竊不自量，十數年來，疏記條貫，甲戌之歲，不赴計偕，屏迹窮巷，發篋濡毫，雖盛寒暑不輟。先成《後漢書疏證》三十四卷，繼成《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卷率四十葉。歲在丁丑，復當大比，親故責以祿養，乃暫輟業，故《地理志》猶缺焉。[22]據自述，沈欽韓先成《後漢》而繼成《前漢》，又明云“十數年來，疏記條貫”，可知其著書之始雖在“甲戌”，然而前此“十數年來”，已然展開蒐集、疏記相關資料的工作。嘉慶二十二年，因家人催促參加科考以顧及家中生計，沈氏結束《疏證》的撰寫。自嘉慶九年至二十二年，共十四年，正與“十數年來”的記述相合。《兩漢書疏證》初成，沈欽韓隨即投入《春秋左氏傳補注》的撰述工作，由治史而繼以揅經。沈氏之《漢書》學，始於企慕實學而悟於科場困頓，惟繼以十數年之校讀、疏記，而終於告成。
沈欽韓校讀《漢書》始於移録汲古閣本所未載之三劉校語，同時過録何焯、陳景雲批校，凡其以爲校語之是者、或繼校語有所評騭者，皆採取之。沈説本於版本字句而通於小學，一以“古義”爲依歸，並多可與清代學者之説互相參證，校語涉及之研究面向亦廣。要之，校讀本滿足了通釋《漢書》的基本需求，不啻爲《疏證》的先行成果。 （一）眾校畢集而過之 沈校本過録之主體爲前人校語，包括宋代三劉《刊誤》、宋祁校語，以及清初顧炎武（1613—1682）、何焯、陳景雲等人之校勘，據筆者統計，校本過録清儒校語，顧説34條、何説117條、李説18條，合計169條；另外，過録宋人校語，三劉共111條，宋祁15條，合計126條，可謂衆校畢集、燦爛繽紛。清儒歷來於三劉校語評價甚高，以其爲北宋早期校勘成果之故。沈欽韓亦然，校本卷首識語極稱三劉之是，並引以爲模範，文曰： 三劉之于學，無所不窺，故其《兩漢刊誤》奏刀砉然，洞中湊理。雖有小疵，要亦通人之過當，洵有益於讀是書者也。吳仁傑後起，乃欲訾謷之，究觀其《補遺》，義解支離曼衍，使初學小生增一重雲霧，而無益於班、范二家也。余深信三劉而于吳氏無取，後之讀是書者，惟顧亭林為善曉人，固不待煩言耳。舉似鳧舟居士以為何如？ 立夏前一日，欽韓又記[23]“鳧舟居士”即沈氏好友許兆熊。所謂“奏刀砉然，洞中湊理”，贊譽三劉《刊誤》切中肯綮，為校勘《漢書》之要津，故沈欽韓云其“深信三劉而於吳氏無取”，重在《刊誤》有所判斷，裁斷亦有援據，因此直以其為準則。《膠西于王傳》：“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24]顏監讀“訾”如“貲”，訓為財，與蘇說異。沈氏旁錄劉奉世之說並申其說曰：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爲此。顔失之。”欽韓按：顔氏解此“訾”字通作“貲”，尋文則云無財省，不成義。《吕覽·知度篇》云：“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注云：“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又，《韓非子·亡徵篇》：“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亦是“相”義。此文無訾省，蓋不相視也。[25]沈氏以“財”義代入語句，前後不可通，遂引《吕氏春秋》《韓非子》之注，訓“訾”爲相，故謂“不相視也”。《疏證》補《國語》《禮記》之訓，以“訾”爲量、爲相、爲思，進一步完善其説。[26]此處叙膠西于王劉端行爲乖戾，在其國爲所欲爲，朝廷議削其國之半以爲懲罰，端由是生忿，故無所忌憚。沈氏以先秦典籍並兩漢古訓爲説，較劉説精省而確切，且證蘇林舊説爲是，駁斥顔説更臻完備。[27]校本徵引劉氏校語數量頗多，據筆者統計，沈氏在校讀本中以案語增補《刊誤》説者，即有45條以上，足見其研讀《漢書》時對三劉校勘成果的重視。沈校本又擇取過錄何焯、陳景雲校語，吸收本朝的校勘成果。沈氏所錄清人校語頗可稱者有二：第一，校語存李光地説。李光地説《漢書》者罕見，似録自何焯校本。李氏專精於曆法、律書，故批校多集中於志，今沈校本中，以《律曆志》《禮樂志》中爲多。如《律曆志上》：“制十二筩， 㠯 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黄鐘之宫而皆可㠯 生之，是爲律本。”顔氏無注，沈欽韓録李光地説云： 此管另爲一器，非十二律中之黄鐘也。與京房之準、梁武之通，正相似耳。長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簫笛之類，可據以爲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吕，此器皆可以生之而爲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由之律，中央夏季，律黄鐘之宫，蓋謂此耳。緣今《吕覽》錯互“三”“九”二字，讀者遂不得其解，只細讀漢《志》此條見。[28]李説鈎稽典籍，辨此“十二筩”非十二律中之黄鐘，並明析《月令》與《吕氏春秋》中相關記載，論説詳明，實爲專家之學。今《補注》於此引畢沅（1730— 1797）、錢大昭（1744— 1813）、王念孫（1744— 1832）等學者之説，[29]然論述零碎，無如此條通貫全面，李説足補《補注》之闕。第二，沈校本中所録何焯校語，頗有出於今《義門讀書記》以外者，試舉一例，《郊祀志上》：“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沈校本引何焯説曰：《史記索隱》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明非今《禮記》中之《王制》。[30]何説以《史記索隱》辨此處《王制》與《禮記》中的不同，王鳴盛（1722— 1798）説與何氏同，其《十七史商榷》卷十三“文帝王制”條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録》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本制》《兵制》《服制》篇者，即《封禪書》所謂《王制》也，而非今《禮記》中所有《王制》，盧植妄以當之。……”[31]王先謙《補注》全引之。《義門讀書記》中何焯校語雖多執意於版本，然猶有頗多議論，今以沈校本而校覈，未必如此，其後乾嘉諸儒考辨甚析的内容，已有先見於何校者，且部分校語已深入至顔《注》與舊注在訓釋、解釋方面的諸多差異。沈欽韓以汲古閣本為研習本，增補宋人校語以補汲本之闕。校讀本又添加顧炎武、李光地、何焯、陳景雲等人校語，諸校涉及版本、文字、史事等各方面，沈氏在此基礎上考辨、論案，校錄本身即延續前輩學人的學術脈絡，推進校勘成果，並逐漸形成自身的考據風格。 （二）以古義說《漢書》 沈欽韓治《漢書》，研究徑路踵繼惠棟（1697—1758）、錢大昕（1728—1804）等乾嘉諸老，訓解依準先秦兩漢經典之古訓，匡正顔《注》不遺餘力，其“述古”的校勘理念在在體現於校語中。首先，沈氏强調以古義説《漢書》，《高帝紀上》：“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顏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32]對於顏師古駁服之說，沈校曰： 《荀卿書》多稱“庸渠”字，按：服言是古訓，師古作豈字解，非也。楊倞曰：“渠，遽也。”[33]沈氏明云“服言是古訓”，蓋巨與渠同，引《荀子》楊倞注證之。《疏證》進一步完善，曰：服虔音渠，此古義也。《荀子·修身篇》：“渠渠然。”注：“渠讀為遽。”“渠”、“遽”古字通。《張儀傳》：“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注：“渠音詎。”《列子·黃帝篇》：“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楚策》：“臣以為王鉅速忘矣。”是“渠”、“巨”、“鉅”字通，師古俗儒，乃解為豈。[34]沈欽韓在《荀子》例證之基礎上，又增《史記》、《列子》、《戰國策》等史、子部典籍例證，明“渠”、“巨”、“鉅”字通，先秦兩漢確實訓“巨”為“遽”，以駁顏氏之說。此處沈氏再次申述“服說乃古義也”，直以古訓為依歸，強調漢魏舊注在解釋上的優越性。沈欽韓在其校讀與《疏證》中，反覆致意於“以古義說《漢書》”之理念，如《高帝紀》“令郎中有罪耐㠯上”，沈氏以“耐”為古“能”字，《疏證》曰：“按，應劭、如淳說皆古義，師古兩不得其讀。”；[35]《文帝紀》“服臨者皆無踐”，沈氏是伏儼以翦為斬衰之說，《疏證》曰：“此漢人古義，魏晉而下即有所不知，師古何足論乎？”[36]；《景帝紀》“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沈訓宮為廟，批校曰：“謂廟為宮，此正古禮，《春秋經》及《詩傳》皆然。瓚不通經而妄説。”[37]而古義之優越性，在於漢儒所處時代較早，説解名物容更爲貼切、允洽。《元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室，為世嫡皇孫。”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蓋以甲觀畫室為宮中生產之所，顔師古認爲甲觀畫室是普通的畫室，而譏應劭之泥。[38]對此，沈氏批校曰：“所產之舍，自非尋常彩畫之室也。應劭在漢室，必能曉其故事。師古以臆說斷之，非也。”[39]以“應劭之必曉故事”較“師古以臆說斷之”，應劭說自然有更高的價值。注解強調古訓、注重注家時代之先後，是惠棟倡“《漢書》用古注”以來乾嘉學者的一貫思路，惠校本中亦屢云漢魏六朝之舊注家親為目見，[40]論證邏輯如出一轍。檢覈乾嘉以來清儒之說《漢書》者，可見沈欽韓校讀與前人論說多有相近者，如《高帝紀》“亦視項羽無東意”，沈視“以視為示”為古義，是如淳說；《劉向傳》“兄弟據重，宗族磐互”，顏《注》“字或作牙”，沈以為“牙”應為“㸦”之誤，此等例證，惠校本中皆言之；前引《高帝紀》“巨”訓為遽，《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如漢？”王念孫《讀書雜志》徧引先秦兩漢典籍，證“渠”與“遽”、“詎”通用，與沈說亦相合。[41]隨著清代學者對小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諸儒校證結果的契合，亦是前赴後繼的必然結果。 字詞之訓釋，並不僅限於字義層面，釋義背後更蘊含制度與社會背景。沈欽韓解釋《漢書》詞句，在悉依經典古訓的基礎上，更綰合字詞背後的歷史情境與禮制內蘊，表現了注家豐富的學識。《霍光傳》：“（昌邑王）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物車，內所居傳舍。”顏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見《王莽傳》。”[42]顏氏解“素食”為“菜食無肉”，甚為簡明。其云“義見《王莽傳》”，今檢莽《傳》：“每有水旱，莽輒素食。”顏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43]知顔氏似有詳盡解釋，然注釋倉促，雖有互見之意，竟悉省略。對於“菜食無肉”的説法，惠棟校本已有批校云： 漢以前未聞以不茹葷為素者，師古駮之，非是。[44]惠棟直言漢以前未有以“素”爲不如葷之義，暗示顔《注》以釋典入中國以後之禮俗説漢俗，未能體認時空背景之差異。沈欽韓校語直承惠氏之意，曰：按，鄭注《喪服》不以佛法之素食解《儀禮》之素食，此是通儒不苟下意處。竊師古不尋《喪服》上下文義而妄譏之，亦妄矣。[45]按，此素食之始，蓋班史成于佛法入中國之後。[46]沈氏借鄭玄注《喪服》未曾牽合佛法，譏顏師古注《漢書》不以《儀禮》為訓，在《霍光傳》中又再重複其意。《疏證》結合禮制詳加分析曰：按：《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蓋葬前裁令毋絶粒餓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補飲酒食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所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葷素之食？顔籀以鄙俗習聞輕訾先儒經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别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蓏素食，當十石。”注：“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素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糒糗、菜果爲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説爲解。[47]顏監既譏鄭玄注《儀禮》之誤，則沈氏疏解先以《儀禮》為說。《喪服傳》述自死至葬的居喪之制，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48]沈欽韓認為居喪之制，在卒哭以內，早晚喝粥，虞以後，可以開始食“稷米”；而練以後，而既練，方可食菜果，米恢復平日所食的種類，不復食“稷”。據此來解“素食”，則素爲平素之“素”，而“食”的指涉限定在“米”的範圍，因此鄭《注》不誤，反觀顔氏並不通禮，故沈欽韓批評曰“顔不當以鄙俗習聞輕訾先儒經訓”。鄭《注》背後有其禮制儀節和内涵，不能僅以“鄙俗習聞”來理解經文大義，直斥顔師古淺薄。然而，小顔注釋時，對典物與禮制並非無深入、詳慎之思考，其《匡謬正俗》解“素食”云：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為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為粥而已；既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麤疏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遍食菜果酸醎，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王莽傳》云：“……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幸以時食肉。”據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今俗謂“桑門齋食”為“素食”，蓋古之遺語焉。[49]此段論述分爲兩個層次，首先是《禮》經的解釋：其引《儀禮·喪服傳》及《禮記·喪大記》所載之儀節，還原居喪之制的整體流程。既練，可食菜果，而除喪以後，方可食乾肉、飲酒，於是乃復平日所食。顔氏强調，若以鄭《注》解“素食”爲“平生之食”，則練以後、除喪以前就可恢復平日所食，此明違經文。顯然此處顔師古以“平生之食”涵蓋米、菜食、酒肉，並不限於米；第二，在經、史對照層面，《霍光傳》《王莽傳》俱載“素食”之説，可互證其爲“菜食”之意。觀《王莽傳》太后詔語中“聞公菜食”之説，則“素食”可知無肉。既然莽《傳》之“素食”有無肉義，《霍光傳》之情况也應相同。顏氏的論證表達了他結合《禮》經與《漢書》不同記載的完整看法。與此相對，沈欽韓之意顯然承自程瑶田（1725—1814）《儀禮喪服文足徵記》，程氏《疏食素食》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注》云：“素猶故也，復平生時食也。”余謂平生時食者，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顏氏）難鄭《注》，不知《注》據“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又云居喪飲食變除之節，初唯歠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稷食也。練然後飯素食，《注》所謂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唯子卯稷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粱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雖飯素食，不飲酒食肉也。[50]程氏面對《匡謬正俗》中的質疑提出回應，他認爲“疏食”者指的是不食“稻粱黍”。所以鄭玄所謂“復平生之食”者，指的是米，並非飲酒食肉的意思。如此整合《儀禮》《禮記》，居喪期間，初唯喝粥，其後食“稷米”；練以後恢復平日所食之米，即所謂兼食黍米與稷米，而佐以菜果。既祥，方可食肉飲酒。程瑶田的解釋，與顔説有微異，而觀其論證理路，實更細膩。沈欽韓《疏證》引程説，自然包含對《匡謬正俗》的駁正。另一方面，程、沈對小顔在鄭《注》上的歧義，並不代表《漢書》之詮釋必須與《儀禮》同。沈欽韓注意到了顔師古在《王莽傳》中提到的内證，因此沈氏又云：“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别一義。”對《霍光傳》中的解釋，仍然不用《王莽傳》“菜食”之義，而是引《管子》《墨子》《春秋》之文獻證據，認爲“素食”乃“未火食”之意，沈氏以爲“居喪之禮，亦不火食”，俱依禮制訓解。實際上，《霍光傳》中“素食”之解，顔《注》未必爲非，而沈氏以“火食”與否解“素食”，認爲此爲古禮之“别義”，略顯牽强。[51]然而沈欽韓仍依循《儀禮》及上古群書中之解釋，而不循班書正文“菜食”之意，反映其欲挑戰顏師古《注》的解釋地位的意圖。[52] 沈欽韓依循先秦兩漢典籍中之古訓以説《漢書》，並由訓詁而考典禮制度，挖掘古訓背後的歷史情境與禮俗内涵，多得精實之説，足以匡補顔《注》。而此一詮釋徑路始於沈氏校讀班書之時，並在其撰述《疏證》時得以延續完善。 （三）勝義紛陳的校讀 沈欽韓校讀《漢書》基於對字、詞、句的疏通，立足點在於對文意的理解。然而，《漢書》作爲史書，其在史事、地理等諸方面尤須學者考正。沈氏校讀本頗涉及於是，其考校成果亦多與前、後儒相合，可謂勝義紛陳。 沈氏校本有考辨地名者，如《郊祀志上》：“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顏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53]顏《注》以為“長水”非水名，沈校曰： 按，《史記索隱》云：“《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云'營近長水，因以為名。’《水經注》曰：'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顏氏之注謬。”[54]沈欽韓以《史記索隱》校勘，司馬貞引三種文獻證明“長水”爲水名，證顔《注》之謬。今《史記·封禪書》此句作“灞、産、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長水”在前，正可爲水名之旁證。沈氏《疏證》補充二證：“《長安志》：'萬年縣荆溪，《兩京道里記》曰：荆谿本名長水，後秦姚興避諱，改。’《通典》：'先天二年十月，講武于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列大陣於長川。’即此。”[55]齊召南（1703—1768）《前漢書考證》引證與沈氏略同，王先謙《補注》採齊說，並補二證於後。[56] 沈欽韓考辨史事之詳明，多與前後學者暗合。如《鼌錯傳》：“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藍劾奏錯曰……”沈欽韓以為丞相當是“陶青”，其校語曰： 按，“青”下衍一“翟”字。《百官表》：“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至七年六月乙巳，青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此景帝三年，則丞相是陶青，非莊青翟。[57]沈氏檢覈《百官公卿表》，漢景帝三年時，陶青任丞相，此傳作“青翟”者，蓋衍“翟”字而誤為莊青翟也。此事錢大昕亦言之，《廿二史攷異》曰：“是時開封侯陶青為丞相，'翟’字衍文也，因武帝時有丞相嚴青翟，相涉而誤。《景帝紀》'元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誤與此同。”[58]考辨過程，沈氏為詳。《疏證》補充曰：“此與荀悅《漢紀》皆訛為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知其誤已在六朝傳本矣。）”[59]小注已深入蠡測至產生訛誤年代之層面，可謂細膩。今於校讀本多見“小字宋本作某”“宋本作某”等語，又參考汪文盛本、監本；沈欽韓於班書諸表所載，一字一言皆與《史記》諸表之相關者詳細校對，有相異者輒加考證，此亦校本之一端；校讀本多作日常習讀之用，沈氏亦時添評論其上，如《張良傳》載良與商山四皓之事，沈評曰：“平生志趣于良口中述之，便明興祚。”[60]《張湯傳》沈氏論湯曰：“只謁居一事，湯之罪可死，以三長史慎之，復以丞相，益之亦太偏矣。湯之奸佞，結武帝之知，亦可見矣。”[61]又，《霍光傳》沈言昌邑王劉賀貶為海昏侯，後又為揚州刺史所奏不法事，曰：“此等小人所為，固是逢迎常態。然賀卒得善終者，以去古未遠，而宣帝猶有人心者故耳。”[62]沈氏批校於《藝文志》復多考辨經籍，時錄閻若璩辨《古文尚書》之說；於《司馬遷傳》中言及《春秋》說者，曰：“按，此太史公述董生之言耳。董氏習《公羊春秋》，故與其師說言則有數萬也。所謂三科九旨，凡例委然如牛毛，此則《公羊》之義。”[63]辨章學術亦時有之。 沈欽韓校讀《漢書》，在移録前人校語的基礎上，依準三劉《刊誤》而諟正顔《注》，並結合乾嘉以來以古義古訓爲依歸的治學方法，成績斐然。又校語涉及史事考辨、地理名物、辨章學術等面向，均言之有物，奠定了其全面疏證《漢書》的基礎。 比勘校讀本與《疏證》，知《疏證》於校讀本多有利用。沈欽韓對校讀本之利用分爲四種情况：一、校語略而《疏證》詳者；二、《疏證》增改校語以合注釋體例者；三、校語詳而《疏證》略者；四、校語與《疏證》大體一致而徑用校語者。今校讀本中《地理志》校語甚夥，可一補《疏證》之闕。以下就上述五個方面分述之。 （一）校語略而《疏證》詳者 《疏證》詳於校讀本者，是沈欽韓例證增多、考辨加審的結果，反映其持續增訂《漢書》的過程。今《疏證》中眾多條目為校本所無，其所以詳於校本者，亦是撰述專書之常態，《高帝紀》：“五星聚于東井。”[64]沈氏校語曰： 按，《北史·高允傳》：“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65]校語僅引《北史·高允傳》，申述“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之言。《疏證》較之詳細，曰：《魏書·高允傳》：“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按，張耳爲陳餘所敗，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張耳因此歸漢。”甘公，星家之祖，當時已有此言，非史官神其事，且金、水二星雖云附日，亦有逆伏之差。若云决無背日，則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不當合於婺女也。《唐書·厤志》：“《大衍厤議》曰：'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宋書·天文志》：“《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故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按，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齊則永終。侯伯卒，無更紀之事。是五星聚亦有不易行者矣。[66]沈氏將高説之文獻，由《北史》改爲早出的《魏書》，並增補若干材料以辨“史家欲神其事”之語。先叙甘公當日評論已言及“五星聚東井”，藉以駁高允説爲非，後復引《舊唐書》《宋書》曆、天文諸志，明五星聚時亦有不易行者，據文獻而駁高允説。較校語加詳，其意實與校語之意相反，而叙述更爲明確。[67]凡注釋詳而校語略者，《疏證》中多有例證，茲不贅言。 （二）《疏證》增改校語以合體例者 雖沈氏校讀班書時已對部分問題有詳細考證，然《疏證》仍據校語作適當改寫，以配合其作為全面性注釋《漢書》的體例。《高帝紀》：“令郎中有罪耐㠯上，請之。”[68]顏《注》引應劭、如淳說，謂二說皆通，其以應氏“耏，古耐字”之說為長。校讀本曰： ①按，《禮記·禮運》注：“耐，古能字。”疏云“後來能字仍假借鼈三足為能”，亦有誤。②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故劉向《說苑》、《新序》皆“能”字，皆為“而”也。③攷《說文》“而也，象毛之形”，又云“耏罪爾”，是髡也，奴代切，別作“耐”。④然則依鄭訓，則“耐”為“能”字，與此漢會耐字無涉，所以致混者，以“耐”字亦作“而”，而耏罪之耏加“彡”者相近。《說文》以“耐”為別解故也。漢之耏罪，自當據《說文》音奴代切，不當作而音，不為能音。⑤應劭、師古之說皆誤。[69]沈氏注班書時，其考證與校語大致相當，除細化部分例證外，對敘述方式做了一定的調整，《疏證》曰：⑤按，應劭、如淳說皆古義，師古兩不得其讀。③《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又，“耏罪不至髡也”，奴代切或作耐，從寸。應劭說與《說文》同，則正宜音乃代反。若依如淳說，則讀為能。①鄭《禮運》注云：“耐，古能字。”疏云：“後來能字，仍假鼈三足之能為能。”《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按，又音非也。亦有誤。②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卦》云：“建侯而不甯。”《釋文》：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按，《荀子·修身篇》“累士而而不輟，邱山崇成。”下“而”字即能。《墨子·尚同》：“古者，聖王惟而審以尚同。”。④又，鄭《樂記·注》“耐，古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此如淳之所本也。【補】然古耐為能，世已不行，轉讀能為耐，以協文義。如《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此則以古之耐罪而為能，知別義俗訓耳。[70]根據筆者所標示之數字排列校語與《疏證》，知《疏證》不僅改變論證次序，且於例證有所增加，校語顯得較爲凌亂。首先，校語引《禮記》注、疏以及《周易》諸説，乃解釋如淳説之所本，謂古有“能”“耐”互通之情况；其次，引《説文》，釋應劭訓本於《説文》，與鄭《注》“古能字有别”；第三，解釋應、如之説所以混淆的原因，因“耐”字亦作“而”，與“耏”字相近。最後以《説文》之説爲是，案斷應劭、顔師古説爲非。至《疏證》，先云應、如説均本古訓，與顔説不同。改變了批校時以應説爲誤的判斷；其次，明應劭説本《説文》，而如淳説本《禮記》鄭玄《注》；再次，論證鄭《注》所以致誤的原因，並將《周易》《説苑》《荀子》《墨子》等説羅列其下辨之。最後，認爲“然古耐爲能，世已不行”，義訓已變以否定如淳之説。在論證過程中，沈欽韓已開始注意論證邏輯。此爲沈氏改定《疏證》時做的調整。上例僅為同一條目下，論證次序上的變化。沈欽韓亦有考慮到全書各卷性質（列傳、表、志）差異，而對校語進行增改者。《百官公卿表》：“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71]沈氏旁批大段校語，曰： 欽韓按：相治民已久，非緣成帝時也。《何武傳》武言：“'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今内史，位卑而權重，臣請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制曰'可’。以内史爲中尉。”蓋中尉本前省，而改内史爲中尉也。攷《張敞傳》：“敞拜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又：“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爲豪强，號爲難治。”又《循吏傳》：“王成爲膠東相，以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此成帝以前王國相治民明甚。大約綏和以前，内史雖佐相治民，尚不如太守、都尉有明制耳。表中云“更令相治民”，此言失之。[72]校語引《何武傳》、《張敞傳》、《循吏傳》等內證，考證漢成帝前，王國相治民之例，非緣成帝始也，故云表失。今此考證改入《百官公卿表》“丞相”條，其文曰：諸王封，漢惟爲置相。高帝以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趙王張敖有相貫高、趙午，則置左右丞相也。酈商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又、傅寬爲右丞相。孝惠元年，除諸侯國相法，更以齊相國曹參爲丞相；齊哀王起兵，相召平自殺。齊王以其舅駟鈞爲相。淮南厲王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此則常法，漢爲置相之徵也。景帝改丞相曰相，事從貶削，《賈子·等齊篇》：“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黄金之印，尊無異等。”然猶在郡守之上。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繁露·止雨篇》：“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則相統其國二千石也。元帝元初三年，“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此但言王所都之國耳，若他郡雖屬王國，仍名太守。《表》云：“綏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按，何武言“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今内史位卑而權重，臣請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制曰可，以内史爲中尉”。蓋中尉本前省而改内史爲中都尉也。然張敞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又，敞弟武拜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爲難治。又王成爲膠東相，以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則相國本治民，無俟綏和時申明訓也。大約綏和以前内史與相參職不如太守、都尉之有明制耳。《表》于此頗不分明。[73]此段疏釋“丞相”之職，故詳敘其事。“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句後，始將校語之考證迻錄於注下，對比可知，沈欽韓撰寫《疏證》時，考慮到疏證注釋《漢書》的體例，將校語中的有關考證進行增補修改。（三）校語詳而《疏證》略者 今校讀本有校語之考證詳細，而《疏證》反而簡略的情況，細觀校語，知沈欽韓撰作《疏證》時，偶有所失，或未能全面觀照校讀本。現舉兩例以補《疏證》之未及。《蕭望之傳》：“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74]沈氏批校曰： 按，此傳云“使匈奴副校尉”，下云“為中郎將使匈奴”。及下成《傳》云“爲中郎將使匈奴”，《傳》又云“使匈奴副校尉”，則使匈奴中郎將之官在宣帝後已設，《百官表》不載，而《續志》又只云“主護南單于”。《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則似專爲南單于設此官。細尋此傳及《匈奴傳》，云“綏和元年，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及哀帝時，又云“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其後王莽時，言中郎將、副校尉者不一，此必呼韓邪單于款塞後使命往來，故專設其官，猶西域都護之比，實不始於建武二十六年也。其云中郎將者，猶諸都護西域以騎都尉也；其云使匈奴副校尉者，猶西域副校尉爲都護之副也。然則蕭育爲副校尉，乃中郎將之副，非副他校尉也。顔注殊謬[75]沈欽韓此處考證“匈奴副校尉”乃專設之官，非如顏監所言“令校尉為使於匈奴”，為之副使，統稱匈奴副校尉。其考證尋繹本傳、《匈奴傳》及《後漢書·光武紀》而得，謂專設此官似“塞後使命往來故事”。梳理詳盡。而在今《疏證》中，僅云：此專設之官，為使匈奴中郎將之副亦如西域副校尉為都護之副也。取《匈奴傳》證之自明，師古殊謬。詳《百官志》。[76]解釋殊略，觀其自注“詳《百官志》”，似詳細考證已迻於《後漢書疏證》中，由於《後漢書疏證》稿本刊刻入浙江官書局本中時，整理、校刊均頗混亂，因此此一部分並未面世。以注釋《漢書》的立場言之，校語有關“匈奴副校尉”之考證由於涉及駁正顔《注》，故理應收入《漢書》中，今沈氏《漢書·百官公卿表》中亦無此考證，因此宜表而出之也。又，《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77]沈欽韓以為“楚威王”應為“楚頃襄王”，校語曰： 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威王乃頃襄王之祖，不應於襄王時始完而朝歸也。疑上文“威王”誤，當據《華陽國志》，正作“頃襄王”。[78]今《疏證》簡化之，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合。詳《古今人表》。”沈氏既云“詳《古今人表》”，則詳細考證似在表中，又檢《古今人表·下上》之疏證，“楚威王”、“楚頃襄王”條下均無秦取楚、黔中郡事之考辨，[79]蓋沈欽韓撰《疏證》時遺漏。（四）校語與《疏證》大致相同者 《疏證》又有徑用校語，而未有大幅度改寫者，此例亦多。如《高帝紀》“魏咎自立為魏王”條、《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條、《五行志》“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條、《楚元王傳》“殷商無葬處”條、《趙充國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條，校語均與《疏證》相同，[80]沈欽韓僅對個別字句進行了修改，此即沈氏利用校讀本以成疏證之明證，可明清人讀書始於校勘，並非虛語。 （五）《地理志》校語 今浙江官書局本《漢書疏證》中並無《地理志》，檢上圖藏稿本亦無。今校讀本中《地理志》朱墨燦爛，校語豐富，多迻錄全祖望（1705—1755）、何焯說，其自加案語者，又多比勘《水經注》，其中頗有可補王先謙《漢書補注》者。 沈欽韓校語考辨地理甚析，有足超越錢坫（1744—1806）等精於地志學者之考證者。《地理志上》“蜀郡”下有班氏自注，曰：“秦置，有小江入，幷行千九百八十里。《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導江，屬益州。”[81]錢坫《新斠注地里志》推測此桓水為大金沙江，即今之雅魯藏布江，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意同，[82]沈欽韓看法不同，校語曰： 按，《禹貢》云：“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沔。”與此“行羌中，入南海”者異，恐此別是一水，不當指為《禹貢》之桓水也。《水經注》云：“蜀山、西傾，俱有桓水。”以和夷之和為蜀山桓水，以因桓之桓為西傾桓水。然和夷、因桓俱在梁州。《班志》又明云《禹貢》桓水，似非有二處。“南海”之“南”，恐是“西”字之譌耳。[83]沈氏以《水經注》校《地理志》，以爲《禹貢》所言“桓水”與此志所指應爲兩水。《水經注》明言岷山（即沈氏所言蜀山）、西傾山均有桓水，一音“和夷之和”，和讀曰桓，一音“因桓之桓”。由於二水皆在梁州，故沈欽韓徑疑《禹貢》《漢書·地理志》中“南海”之“南”爲“西”之訛字。錢、陳二氏所以云桓水爲“大金沙江”者，皆因相信典籍“入於南海”之語。沈氏已疑“南海”之記載有誤，勝過錢、陳二人，校語認爲應有兩水，且皆在古梁州（今四川、雲南）境内。王先謙《補注》未見沈説，然所論與沈氏相近，先列《水經注》之説，後加案語曰：先謙案：道元舉《禹貢》和夷之桓水以實志文，而以出西傾之桓水為別一水，故云“二水別名，兩川通稱”。其實蜀郡之水皆入江，不入南海。錢坫、陳澧、成蓉鏡諸人推測之詞，今皆不錄。[84]王先謙指出，蜀郡之河皆流入江，並不流入南海，因此《補注》不再列錢、陳以及成蓉鏡三人推測之説。王、沈二人在没有實際進行地理考察的情况下，對文獻之辨别與判斷審慎，其結論止步於此，亦是常理。成蓉鏡《禹貢班義述》認爲桓水非大金沙江，乃是《水經注》所言“白水”者，即今白水江。[85]今人通過實地考察，認爲古桓水乃是今白龍江，而成氏所謂“白水”乃今白水江。白水江與白龍江在文縣碧口鎮碧口水庫匯流，“出水庫後合成白龍江，至四川昭化縣流入嘉陵江”。[86]因此，沈欽韓、王先謙並未像其他學者做出過於大膽的推測，考辨較為審慎。又，沈氏校語考辨前人之說。《地理志》“廣漢郡”下之“涪”，班氏自注曰：“有孱亭，莽曰統睦。”顏《注》引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87]校本引何焯說並自加案語曰： 何云：“涪下應注與剛氐道班注互異，疑有誤。”按，非誤也。按《水經》云：“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此應劭與之同也。酈氏《注》又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此承班氏之言也，一則詳其源，一則著其流，但師古不當復引應氏耳。[88]何焯指出“涪”下應劭注與“剛氐道”班固自注不同，“剛氐道”班《注》曰：“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一曰“出徼外”，一曰“出廣漢涪縣西北”，似有異。沈欽韓彌合班、應二説之歧義，根據《水經》之記載，涪水確出廣漢郡涪縣，因此應劭云“涪水出廣漢”，酈道元《水經注》曰：“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此説與班氏同，明涪水之源在剛氐道，因此班、應二人並不相違。《水經·涪水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南，枝津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89]按酈說，涪水源出剛氐道，而後流經廣漢，最後入於江，沈校所謂“一則詳其源，一則著其流”，其言是也。沈欽韓在諟正何說的同時，頗注意於著書之體例。清儒肆力《漢書》校勘，成績頗豐，其中能深入追尋至文本的歷史層次者，王念孫有之，沈欽韓、王先謙亦有之。沈氏校正《地理志》，措意於文本致誤之年代。《地理志》“代郡 且如”班固自注曰：“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中部都尉治。”[90]沈校曰： 按，《水經注》“入沽”亦作“㶟”。全祖望曰：“志'沽’字當作'入治’。”《水經注》引此文云：“東至廣寧，如沽。”此脫一“廣”字。又《水經注》：“于延水東南流，注于漯水。”漯即治水，則“沽”字當作“治”，是元亦言作“沽”之非，則其字在六朝時已訛。[91]沈欽韓校語為全祖望校勘的擴大版，以《水經注》“東至廣寧”之句，校《漢志》脫一“廣”字，今據《水經·㶟水注》，知《水經》所載“㶟水”即治水，則前《水經注》、《漢志》之“沽”字當均作“治”。酈道元書已譌，則六朝時文本已作“沽”矣。今王先謙《補注》用王念孫說，曰：“寧”上脫“廣”字。此“沽”及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沽”皆當為“治”字之誤。上文“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即此水也。“㶟水”注云：“㶟水一曰治水”，又云“東，左得于延水口。《地理志》云'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92]王念孫後尚有大段考證，《補注》所以引《讀書雜志》，以其考辨詳審，年代在前故也。清儒校書多有暗合者，沈氏校讀之辨亦由是而知，若當日疏證地志成，同樣有功於班文。沈欽韓校讀《地理志》，於地理、史事、文本考證多有允當之處，對前人之說亦有駁正或申說者。以上例證已可證沈氏之功，詳勘沈校與王先謙《補注》，其說多與前儒合。王先謙補注《地理志》，除集諸家釋地之語於一編外，於前人未辨處，多有細膩詳審之考證，今觀沈校有多條與王氏相合，若王先謙撰書時得沈校本，則應當亦視為珍寶。 沈欽韓《漢書疏證》之稿本於今猶存，[93]其間雖有部分增删之迹，但無法據以考知其撰述過程。今詳驗校本與疏證之異同，可明其前後變化，猶可相互驗證而補《疏證》之未備。 晚清最後一波《漢書》研究熱潮之興起，實爲學者回應沈欽韓《漢書疏證》之産物，周壽昌（1814—1884）、李慈銘（1830—1894）、王先謙等人在研習班義、考辨班書之時，競爲傳抄《疏證》，並及時申發、駁正沈説。與此同時，沈氏《漢書》校讀本於其身後輾轉各藏書家之手，並多爲時人倩假遞抄，成爲吴中士人習讀《漢書》的基礎，因此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節再據校本所示印章與數種遞抄本爬梳校讀本傳承軌迹。 （一）校讀本遞藏軌跡 校讀本上印章燦爛，今以遞藏順序述之。沈氏校本首先爲許玉瑑所得，校讀本卷末有許氏藍筆題跋，題跋曰： 同治戊辰七月六日，借寶生宗伯所得桐城姚惜抱先生圈點度一過。宣武城南時將束裝南歸。[94]同治戊辰爲七年（1868），是時其書已在許氏手中。卷首有“吴縣許玉瑑讀書記”朱文長方印、卷末又有“玉瑑讀過”白文方印，是其藏印。據題跋，知許氏曾點讀是書。檢校本，亦偶見許氏批校，多爲蠅頭小楷，書於地脚，有以殿本校本文者，又時録王念孫《讀書雜志》之説。玉瑑號鶴巢，爲沈欽韓至交許兆熊（號鳬舟）之子。前沈氏已云“先爲許布衣兆熊點定”，蓋校畢予許氏觀閲。後《疏證》撰定，或即贈予許氏。許玉瑑（生卒年不詳，同治三年舉人）為陸潤庠（1841—1915）之師，是以此書後歸陸潤庠所有，卷首所鈐“臣潤庠奉敕審定 内府經籍金石書畫”朱文方印、“小懷鷗舫所藏金石書籍印”朱文長方印蓋是其印。陸書散出以後，復歸陳寶琛（1848—1935）所有，卷首及《景帝紀》葉一所鈐“陳氏滄趣樓藏”白文方印、校本卷末“弢翁鑑藏”朱文方印即爲其證。今不可知陳氏何時購入此書，然結合陸氏卒年，知其書之散出應在陳氏歸隱螺洲以後。傅增湘《藏園群書眼錄》中又記載有陳氏書散出時之情形，文曰：“尚有《後漢書》，與《前漢》全同，亦沈氏手校，據二書鈐印，知歷藏元和陸氏、吳縣許氏鶴巢及閩中陳氏。近日弢庵前輩新逝，藻玉堂書坊從其家購出。乙亥五月二十七日攜來求售。”[95]傅氏云此沈校本在陳寶琛過世後，為家人賣與北京藻玉堂書店，書店曾欲售與傅增湘與其他買家。校讀本卷首又有“卷盦六十六以後所收書”白文長方印、目錄頁鈐“武林葉氏臧書印”朱文長方印，俱為葉景葵（1874—1949）藏書印。蓋葉氏既陳寶琛之後獲得此書，此中細故因葉氏《卷盦藏書記》等未有記載，故不得而知。[96]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為保護收藏之古籍善本不受日人破壞、掠奪，葉景葵與張元濟（1867—1959）等人商議籌建合眾圖書館，1939年圖書館落成，校讀本遂由葉氏藏書進而入藏合眾圖書館。1949年以後，合眾圖書館併入上海圖書館，最後校讀本歸上海圖書館庋藏。 沈欽韓身後，其《漢書》校讀本先後輾轉於郁松年、許玉瑑、陸潤庠、陳寶琛、葉景葵手中，最後入上海圖書館，其遞藏次序井然，行迹可考。 （二）遞抄本之情況 由於校讀本歷藏藏書家手中，多數並未提供傳抄，故得以面世之機會甚鮮。然而，沈氏校讀本在光緒間曾有一定的傳播，其緣故部分是因校本藏許玉瑑處時，爲後人所抄，且陳倬亦過録出一本校讀本，而又爲吴縣士子所傳抄，於是形成了相當的影響。 陳倬，字培之，長洲人，咸豐二年（1852）壬子舉人，九年（1859）以二甲四十二名進士及第。倬爲陳奂入室弟子，精熟於《文選》之學，有《選注》三十卷，今已不存，又有《文選筆記》六卷存世。陳倬雅好班書，凡前儒之考證班義者，輒過録於其本。今上海圖書館藏陳倬《漢書》校本，其中移録沈欽韓校本與張惠言校本之校語，並抄録王念孫《漢書雜志》、錢大昭《漢書辨疑》二書之考證而匯於一編。今復旦圖書館古籍部藏光緒間諸本《漢書》批校本之祖本應是此陳倬本（詳文後）。[97]陳氏於全書卷末有四段題跋，分別代表了其於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十二月、十一年（1872）、光緒五年（1879）、六年（1880）對《漢書》的五次校讀，其中過錄沈、張二人校本之題識曰：[98] 此朱筆乃小宛先生校本也，其跋云……（筆者按：此為沈欽韓卷首題識，此從略）鳧舟為許鶴巢孝廉之尊人，沈先生至好也。同治庚午十一月漏三鼓錄畢，陳倬識。是日丁未交小寒節。既又從蔣子良給諫彬蔚許借得武進張皋文先生惠言校本，張原跋云：“余以甲寅點閱此書，未幾南還，是書留京師。越七年，嘉慶庚申于役遼左，迺及竟之。帝紀十二卷及列傳第一至第三十八，前所點也，為朱、黃別異；表、志及列傳趙充國以下，後所點也。惟朱圈點而已，義例亦不能畫一也”案，此校於書法、文法每所致意，考證則略焉。今幷其圈點錄直者易之以尖，悉用藍筆。同治庚午臘月初旬先立春七日倬又識。[99]陳倬過録沈跋用朱筆，張跋用藍筆，題識後均有“臣陳倬印”白文方印、“培之”朱文方印二印。同治庚午爲九年，是時沈校本已在許玉瑑所，陳倬未言過録所承，故不知是否假自許氏。陳倬之過録張校在同治十一年，乃從蔣彬蔚處借得張校。陳倬此一校本成爲光緒間吴中士子争相過録校讀本之祖本，吴中《漢書》批校本另一廣爲傳抄者爲惠棟校本，光緒間士子之遞抄本往往合惠本與陳本而併録之，如是可最大程度地獲得前儒的批校手澤。此批遞抄本今均藏於復旦大學，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爲吾人提供了初步的描述，筆者結合赴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訪書情况，勾勒陳倬本（含沈校本）於光緒間的流傳脉絡。[100] 陳倬本之同源遞抄本共有三部：其一、張茂鏞本；其二、王慎本本；其三、王祖詢本。三本皆曾著錄於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而今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者為王慎本本與王祖詢本。[101]其中張茂鏞及王慎本本過錄較全，情況相似，王祖詢本則稍略之，姑茲以前述順序敘之。 A.張茂鏞本 王欣夫《書錄》庚辛稿卷二著錄清吳縣張茂鏞手校，並臨元和惠棟、吳縣沈欽韓、元和陳倬等校並跋，底本為同治八年金陵書局覆刻汲古閣本。《書錄》云： 茂鏞字顨盦，號申伯，光緒辛卯舉人，與先君同年，官終知縣。著有《顨盦集》。此本諸校分朱、綠、藍、墨四色，究其淵源，似出自陳培之本，而陳本所據，一係惠定宇本，一係沈文起本。惠校多用墨筆、藍筆，沈校多用朱筆、綠筆。然亦往往各色相混淆，不易辨認。……陳校則標“倬案”，自校則標“茂鏞案”。中附簽署式之者，長洲章鈺也。署程儀許者，元和程鑣也，著有《師許齋經義偶鈔》。署漢槎，吳縣孫宗華也，光緒戊子舉子。又有署雍者，濟者，伯和者，均同時人而失其姓。[102]據王氏言，茂鏞為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舉人，與王欣夫之父王祖詢同年，後以知縣終官。張氏著有《顨盦集》，其中有詩、詞、文各一卷。王欣夫推測張氏所據似爲陳倬本。是本兼容惠棟校本與沈欽韓校本，故用朱、緑、藍、墨四種筆記過録，惠校多用墨、藍，沈校多以朱、緑，“然亦往往各色混淆，不易辨認”；又以“倬案”標培之校，“茂鏞案”標自校。此本中有章鈺、程鑣、孫宗華及名爲雍、濟與伯和者之簽條若干，應爲同時參閲是本者，由是可知，茂鏞過録陳本對當時吴地有小範圍的影響。[103]B.王慎本本 王慎本本的情况與張茂鏞本所叙相近，亦以多種色彩筆迹録之，乃吴縣王慎本臨元和惠棟、武進張惠言、吴縣沈欽韓、元和陳倬校。卷一首有“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文長方印。王欣夫疑其與張茂鏞本同出一源，《書録》曰： 此本藍、墨、朱、綠各校筆，與前張茂鏞臨本同出一源，末冊夾有紅格一葉，錄張、沈二氏跋，而附云“此吳子實學士借許鶴巢孝廉本校，本從子實姪孫錫蕃晉元借得。慎本識”一行，知臨者名慎本而佚其姓。考《蘇州府長元吳三邑科第譜》，光緒六年吳縣有王慎本，字菊初，辛卯舉人，即其人也。每卷中附夾籤，於校語及句讀有脫誤考證極詳。所據有稱靜本、菊本、漢本者，署名有曰雍、曰和、曰栻、曰式之、曰康侯者。案，菊疑指葉菊裳昌熾，漢為吳縣孫宗華字漢槎，光緒戊子舉人，瑞金知縣。式之為長洲章鈺，康侯為吳縣孔昭晉，皆光緒癸卯進士，他無可考。當時吳中舊學多有傳本，此又博採諸本，參互考訂，可謂不苟。惜夾籤易致零落，讀者宜加注意。……學士名寶恕，為余外王父，翰林院侍講學士。俞樾《春在堂集》有傳。其手校本曾遇之書肆，為人捷足先得。錫蕃諸生。[104]是本卷首有王欣夫1966年4月4日題識，後有“欣夫”朱文方印，其所言與《書録》略同，蓋《書録》據題識改寫。王氏據《蘇州府長元吴三邑科第譜》，查出此“慎本”爲王慎本，比對校本情况，認爲與張茂鏞臨本“同出一源”，其言是也。檢此本批校筆迹，亦分藍、墨、朱、緑四種顔色。據筆者目驗，朱筆多爲惠士奇校語，墨筆多爲惠棟校語，然卷中亦有非惠棟校語而不知何人之墨筆；緑筆多爲沈欽韓校語，其中有“倬案”者爲陳倬校，沈校又有用藍筆者，似緑筆墨水用盡而改以藍筆，然諸色亦未涇渭分明，頗有混淆者，此應爲遞抄過程中之改誤。王慎本本遞抄諸儒校語雖顔色有與張茂鏞本不合者，其分類之層次蓋一也。又，張茂鏞本中有章鈺、孫宗華之校語，又有署名爲雍、伯和者之批校，而此王慎本者亦有所謂“漢本”，署名有曰雍、曰和、曰栻、曰式之者，筆者疑王本所謂據“漢本”者即張本中之漢槎，而王本中之“曰和”“曰栻”者即張本中之伯和、章鈺。由是觀之，二本有共同的來源，其中皆有章鈺、孫宗華，署名曰雍、曰和之校語，而兩本中之其他校語應是各據别本增添。另外，王欣夫明云張茂鏞爲王祖詢同年（光緒辛卯），此王慎本亦是辛卯舉人，二本中之孫宗華，爲光緒戊子（十四年，1888）舉人，正是辛卯科之前一科。王欣夫又云章鈺（1864—1937）與孔昭晉（校本中之康侯）均爲光緒癸卯（二十九年，1903）進士，後文將要介紹之同源遞抄本又有王祖詢本。綜合以上王欣夫書録中提供之情况，可合理推測張茂鏞、王慎本、王欣夫，以及三本中所提到的諸校勘學者，基本均是吴縣前後中舉或進士的同年關係，因有相同的校本來源，故分别過録校讀，形成三本遞抄本。筆者今目驗王慎本本，《書録》所云“末册夾有紅格一葉”者，此紅格葉今夾於第一册卷首，跋語録沈欽韓校本題識以及陳倬過録張惠言題跋語，故王欣夫所謂“張跋”實爲陳倬校本題跋，據此可知此本所據校録底本之過録者，曾見過沈欽韓、陳倬兩校本。又，句末云“此吴子實學士借許鶴巢孝廉本校，本從子實姪孫錫蕃晉元借得。慎本識”，可知王慎本所據本乃是吴子實過録自許玉瑑處沈校本之遞抄本，而王慎本又得之於吴氏姪孫吴晉元，吴子實從許兆熊處借得校本。據王欣夫《書録》之介紹，吴子實名寶恕，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廣東學政，爲王欣夫的外祖父。要之，可知前述張茂鏞、王慎本，及後將叙之王祖詢本，皆抄自吴寶恕過録之二傳本，而爲沈校本之三傳本。如《書録》所言，王慎本本中之批校彙集了惠棟、沈欽韓與陳倬諸校語，同時，其中所夾簽條則是光緒間王祖詢諸同年士子校勘之成果，卷四十八葉十上處夾簽條云：“十月十六日看起，每日五頁，限十一月望日看畢。”[105]似乃王慎本點讀班書之進度提示。又，王欣夫提及之“漢槎”、“菊本”、“靜本”等校勘，《五行志中之上》：“《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顏師古曰：“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106]簽條墨筆云： 注《戰國策》所謂“啄蚌者”也。○靜本“蚌”字改作“ ”字，實誤。○“丰”字上一撇改為兩點。既云“此漢槎所記故録”，則此條爲過録無誤。簽條上又有緑筆云：“菊本亦用硃筆填一'寸’字。”其所對應之文，乃是葉七上“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師古注曰：“蔡邕云：高九尺。”有朱筆書“寸”字於旁，味簽條緑筆“亦用硃筆”者，則知誊録原本所書朱筆“寸”者與菊本為兩本。又，關於章鈺之考校，《地理志上》葉七下天頭有綠筆迻錄沈欽韓校語，云：按，《水經注》引此云：“滻水出荀陵縣之藍田谷。”又云：“滻水北至霸陵，入霸水。”再引班《志》，“沂”字皆作“滻”字。此作“沂”，而師古音“先歷反”以實之。趙一清曰：“沂水字亦作'泥水’，見《渭水·注》霸陵縣可知。”本字不誤，其音則非。[108]此沈校乃針對正文“南陵”下之注文而言，此頁所夾簽條云：《地志》七下眉評以傳刻趙本校之，所引《漢志》兩“霸”均有“氵”旁。○趙氏于所衍“師”字不以為衍，下云：“一清按，沂有浬音，是宋本《漢書》傳刻之誤。宏麓郡析縣師古音先歷反，沂與析字形相近，先歷之音于析則是，而沂則非也。”再，沂水字亦作“ ”，“”字應作“埿”。鈺按，眉評而師古云云，語氣未了，或有脫字否？[109]此即章鈺之校，校勘詳審。王欣夫曰“每卷中附夾籤，於校語及句讀有脱誤，考證極詳”，今觀簽條内容，所言甚是，如《婁敬傳》：“敬脱輓輅。”蘇林曰：“輅音凍之。一木横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簽條録孫宗章批語曰：注輅音凍 之。靜本“凍”字圈去“冫”旁，字添作“氵”旁，未識誤否。○案：洛音《唐韻》下各切，與孟康所音胡格反聲正相同，若改洛字，則與師古云二音同聲不合。《楚詞·九思》：“冰凍兮澤。”字不添一點，凍字亦均少（侮）旁。倘實係惠氏所改，則非刊本之誤，而師古之誤也。○ 又音歷各凡，聲亦同洛。孫氏校語從音韻出發，而詳考版本，“倘實係惠氏所改，則非刊本之誤，而師古之誤也”，已深入思考《漢書》文本的層次，可謂深思而細密。王慎本本在詳細過録惠棟、沈欽韓、陳倬三本校語之後，又聚合光緒間士子之考證，或據前儒之校語而再下按語，或己增按語附之，可謂“考證極詳”。C.王祖詢本 此本乃王祖詢臨武進張惠言、吳縣沈欽韓校。有“宋沂國公之後”朱文長方印、“臣詢長壽”白文方印、“王”字虎文押，“祖詢”白文方印。王欣夫《書錄》曰： 先君生平熟精班書，此為所留手澤之一。朱筆臨張皋文校，墨筆臨沈文起校。……余別得數本，與此同出一源。培之又臨皋文手校，謂於書法、文法多所致意，考證則略焉。皋文長於古文，其致意於書法、文法固宜，但余別得吳山子臨本，非無考證，且極精碻。此祇及圈點者，或所據本不同耳。中有朱筆細書，署名“瑩”者，為叔祖父星卿公諱寶瑩，公晚官漣水知事，博學多通，尤精金石之學。先君中年謝世，著書未成。……[111]欣夫言是本朱筆臨張惠言校、墨筆臨沈文起校，筆者目驗原書，校語均書於天頭而用墨筆，均乃沈欽韓校語，故所謂朱筆臨張惠言校者，僅録其句讀而不及校語也，是以《書録》云“此衹及圈點”。校本據張校者，實移録自陳倬校本。全書卷末有王祖詢臨陳倬校語，即本節叙陳本時所引卷末題識，包含沈、張二人之跋，由是可知王祖詢此本所據，均出自陳倬本，細校文字，不見倬案，知王祖詢專門致力於録入沈校。綜合而觀，王欣夫雖云“余别得數本，與此同出一源”，此言大致爲是而猶須辨之：“同出一源”，蓋同出陳倬過録本，此爲是；其異者，前張茂鏞、王慎本二本皆過録惠棟校語，此似爲章鈺過録而添加者，故爲王祖詢本所無；另外，王慎本明云據吴寶恕遞抄之沈欽韓原校，故其校本有沈本之文獻依據，而非徑從陳倬本過錄沈校也。王祖詢雖為吳寶恕之婿，似未親見吳本[112]，故其録沈欽韓跋乃是據陳倬題識轉録，其格式非抄自沈校也。因此，張茂鏞、王慎本、王祖詢三本雖均有陳倬本之共同淵源，然張本、慎本文本關係更近。王欣夫又云是本有零星朱筆細書，爲其叔祖父吴寶瑩之筆，今檢原書，如《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沈校以爲“威王”當爲“頃襄王”，本文第三節之第三小節曾引其例，此本亦抄録之。[113]後有吳寶瑩批語曰：“當璩應作常璩，譔《華陽國志》者也。”審之，乃校正過錄沈欽韓校語者。[114]陳倬過録沈欽韓校讀本之同源過録本即爲以上數本，今列表顯示王欣夫《書録》提及，且仍藏於圖書館之吴中地區沈欽韓《漢書》校本及其遞抄本的流傳情况：雖然今所得見或有記載之光緒間遞抄本有惠氏父子校本，然所列舉之三本同源校本均有沈欽韓批校，可見沈氏校讀本的影響力。由表列可知，沈欽韓校讀《漢書》之本在其以後的兩個世代中有連續的傳承，陳倬本與吴寶恕本所據悉爲沈校原本，過録似在同治期間，爲王欣夫之祖父輩。張茂鏞、王慎本、王祖詢均爲光緒辛卯（十七年）進士，其所據之本，亦是沈校本之二傳本以及陳倬本之遞抄本，時間當在光緒中後期，由於祖詢即欣夫之父，故乃其父輩，若以同治九年（1870）與光緒十七年（1891）爲兩個時間標準點，則二代校本之間相差適二十一年，其中題跋之一致而有可相互參證者，正可明沈校本之傳承有序。王先謙編撰《漢書補注》固然無法得見沈氏校本，然沈校本於晚清吴地士子習讀《漢書》有持續且穩定之影響。王欣夫對沈欽韓校本流傳之熱絡嘗有所感慨，曰：於此一書之傳校互勘，可見當日吳中學風之盛、師友之雅，而今渺不可得矣。余讀王葵園《漢書補注》，服其彙集之功，而微憾各家校本及筆記、脞錄尚未搜采。……即此諸校本，皆葵園所未見也。[115]沈欽韓之《漢書疏證》對晚清同治、光緒年間的《漢書》研究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從周壽昌至王先謙諸人，均不同程度地運用沈書之材料，形成晚清《漢書》研究的高峰。然而，沈欽韓疏證之前别有校讀之本，揭示了沈氏研治班書之具體軌迹，以及其由校閲至注釋的變化歷程。另外，校讀本之流傳與遞抄，亦直接影響吴中士子研讀《漢書》的風氣與方向，反映了晚清《漢書》研究在微觀層面的活躍動態。本文就沈氏《漢書》校讀本之批校歷程、具體内容與方法，以及沈校本之傳抄和影響進行了辨析與梳理，兹得結論如下： 第一，沈欽韓校閲此《漢書》分爲兩次：第一次在嘉慶九年冬，主要過録陳景雲校宋本文字，陳本有李光地、何焯之校語與考證，沈氏凡從之者則過録之，並别加案語以考證；第二次在嘉慶十九年，沈氏以葉樹廉校宋本而校讀之，是年閏二月十八日校至《律曆志上》，立夏前三日校畢，歷時一月有餘。兩次校讀均反映其學術歷程之轉變：第一次當其三十歲時，治學由文學進而轉向經史；第二次當其四十歲時，歷經科考失利而决意發憤著述，繼而撰述《漢書疏證》。 第二，沈校本過録之内容，包含汲古閣本所未載之三劉校語，並有顧炎武、李光地、陳景雲、何焯等清初學者的批校，其中李光地、何焯部分校語有不見於今所流傳者。沈氏在校讀過程中延續清儒匡正顔《注》的考證理念，依準先秦兩漢經典之古訓而注釋《漢書》，由訓詁而進於禮制。同時，在文本校勘、史事辨析、政制地理等多方面皆有深究。質言之，其《漢書疏證》所秉持的研究方向與校本一脉相承。 第三，沈校本體現了沈欽韓從批校到注釋《漢書》的過程。對比兩者，沈氏疏證班書時，將校讀時所提及之考證與辨析加詳，表現在例證增多、考辨加審兩個方面，反映持續考訂、學問精進的過程。同時，沈欽韓又改寫校語以符合《疏證》的注釋體例。而其徑用校語的情况亦多，反映出校讀本對沈氏疏證全書的重要作用。 第四，由於沈欽韓大致完成《疏證》的撰稿工作後即赴科考，其後研究亦轉向其他典籍，《疏證》並未完全結稿。校讀本恰能提供《疏證》所未完成的《地理志》部分的原始材料，且紀、表、志、傳中校語亦有部分詳於《疏證》條目者，可據校本補《疏證》之闕漏。 第五，沈校本之遞藏與傳抄推動了晚清《漢書》研究的熱潮，並影響了吴中士子研讀班書的風氣與方向。校讀本原書歷經許玉瑑、陸潤庠、陳寶琛、葉景葵等人之收藏，最後由葉氏入藏上海私立合衆圖書館。1949年以後，合衆圖書館歷經改組、更名，校讀本遂成爲上海圖書館之藏書。沈校本在同治年間，曾爲陳倬、吴寶恕抄出兩本，成爲光緒間吴地士人遞抄的兩個祖本；光緒辛卯科舉人張茂鏞、王慎本、王祖詢分别遞抄沈校本之二傳本及陳倬之再傳本，形成了同時包含沈校本、陳校本、惠校本、張惠言校本以及陳倬校本的同源複合校本，互有詳略，反映出沈欽韓校讀本在晚清傳承之有序，亦見沈校本對晚清普通士子研讀《漢書》的影響。 [1] 〔清〕包世臣：《江蘇吴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藝舟雙楫》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0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道光二十六年白門倦遊閣安吴四種本，第662頁。[2] 〔清〕沈欽韓：《答包慎伯書》，《幼學堂文稿》卷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道光八年本，第385頁。[3] 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36頁。 [4] 〔清〕包世臣：《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藝舟雙楫》卷四，第662頁。 [5]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癸卯稿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58頁。 [6] 〔漢〕班固：《漢書》，明崇禎十五年汲古閣本（沈欽韓校，藏上海圖書館），索取號：T09122-53。 [7]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六，第367頁。 [8]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癸卯稿卷二，第858頁。 [9] 關於沈欽韓及其《漢書疏證》的研究，學界頗有創獲，分爲三個部分：首先，沈欽韓的生平與交遊研究，以黄英傑《沈欽韓學記》（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高雄，2013年）最爲詳實。而張師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第四章《〈左傳〉古義之學術脉絡與發展趨勢》第四節，雖着眼於《左傳補注》，但對其生平與學術淵源頗有探析；其次，關於《漢書疏證》的研究，除零星單篇論文外，學位論文以許軍《沈欽韓〈漢書疏證〉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討論較爲詳細，許文以浙江官書局本《疏證》爲研究内容，對其版本、流傳、以及學術内容均有揭示，論文主體部分選取有關考辨《漢書》條目進行考辨，發掘其對當代《漢書》文本校勘的價值與意義，值得參考。不過，在外部研究部分，由於論文的論述對象爲浙江書局本，因此對《疏證》稿本及諸遞抄本的探究則略焉。 [10] 江澄波在《吴門所見古書録（三）》中過録了沈氏另一部《漢書》校讀本上的題識，揭示其閲讀《漢書》的三段經歷，文曰：“欽韓家世寒苦，所漸染又辟陋。年二十，始得汪文盛本《漢書》讀之，嗜好之深，讀輒至深夜也。念自唐以前治此書者，皆有專門大師。此學今絶，間有通人。不過涉獵所及，以未遇良師質正也。探索既久，時有一得。汪本既失去，中年得陳氏所録何義門焯校本，其句讀則李安谿光地所定，間有不可從者，大略近之矣。甲戌，杜迹家弄。先爲許布衣兆熊點定，亦間附考證，今不附記憶。嗣是十年之内，克成《兩漢書疏證》若干卷。今年吏隱之隙，復點定此本。《疏證》文字頗多，不能録於上方也。……道光七年四月初六日記。”（《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學刊》1994年6月15日第2期，第58頁。） [11]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首。 [12]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一上，葉十七下；卷一百下，葉十五下。 [13] 〔清〕沈欽韓：《荅潘望之書》，《幼學堂文稿》卷七，第385頁。 [14] 〔清〕沈欽韓：《荅潘望之書》，《幼學堂文稿》卷七，第385頁。 [15] 〔清〕包世臣：《小倦遊閣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00冊，第481頁。 [16]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第394頁。 [17] 嘉慶十四年（1809）春，沈欽韓至揚州，因前已與包世臣相交，故漸次得識梅花書院劉文淇（1789—1854）、包世榮（1784—1826）諸君，由是在經學研究上更上一層。其《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墓表》敘與好友包世榮之交曰：“及壬申、癸酉之間，予假館鮑通政家，與季懷相去不三、四里。每過從，必及今古制度文爲、因革之故，自故明上溯秦漢，以推本于《周官》。予爲逐事剖析，季懷領受與駁難間發，久久則有相説以解之樂。”（收入包世榮《毛詩禮徵》卷首，《續修四庫全書》第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壬申、癸酉爲嘉慶十七、十八年，是時，沈氏疏記《漢書》已頗有成，翌年遂校讀《漢書》，並動筆撰《疏證》。其與包氏所談古今制度、因革源流，其材料應出自研究班書所得，後著明於《疏證》。同一時段，沈欽韓亦用功於《左傳》，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元年所撰《左傳補注》，又影響劉文淇治經方向的轉變。（關於沈氏與梅花書院學者之交往，詳見拙作《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撰作考述——兼論道光戊子二劉新疏之約》，《文史》第4輯，2021年12月） [18] 黃英傑《沈欽韓學記》第二章，高雄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7月，第9—62頁。 [19] 沈氏《立秋前一日夜坐感懷寄申耆翰風》詩曰：“學道撫躬惕，文史浩千萬。真心為尋覓，勤力尚無成。”（《幼學堂詩稿》卷九，第130頁）；為文《九吟》曰：“《九吟》者，沈子悼屈原之厄，旁《九辨》之義而作也。人情悲哀鬱結，無以自舒，長言之不足，則咏歌嗟歎之，其亦有所不能已也。……余生三十四年，爛漫無成，出處兩窮，饑寒日迫。”（《幼學堂文稿》卷三，第301頁）均作於是年，蓋為落第而發。 [20]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第386頁。 [21] 嘉慶二十二年，沈欽韓大挑入二等，黄英傑《沈欽韓學記》是年條下按曰：“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寧國縣學訓導。可知先生中舉後，經十年之久，始得授官，期間生計落魄可知矣。據劉兆璸《清代科舉》：乾隆十七年，爲疏通壅滯，創立'舉人大挑’制度，凡舉人三科會試不第者，不許再會試，可應六年舉行一次之舉人大挑。……而先生於嘉慶十二年中舉，距大挑之期已届十年之久，若先生十年中三次會試皆參加，又屢未中第，可知先生於其時已不能再參加會試，僅能尋他途授官。”（第51頁）以黄氏尋繹之清代科舉資料，沈氏於丁丑大挑入二等，則其三次會試均落第可知，其中嘉慶十九年乃其未赴科考，倒推之，其於十六年應參加會試而未第。 [22] 〔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六，第368頁。 [23]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首。 [2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五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影印虛受堂本，第七頁下。 [25]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五十三，第五葉上。 [26]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二十八，《續修四庫全書》第2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09頁。 [27] “訾”確有財義，《漢書·司馬相如傳》：“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所好也。”顔《注》訓訾爲財，是也。此處乃緣後文“府庫壞漏，盡腐財物，㠯㠯鉅萬計，終不得收徙”而誤，小顔以前後兩句相關致誤。 [28]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一上，第二葉下。 [29] 王先謙《漢書補注》亦採李光地之説，在“斷兩節間而吹之，㠯爲黄鐘之宫”句下，然與此條不同，説曰：“黄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即二律相較之數。” [30]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五上，第十葉下。 [31]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90—91頁。 [3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一上，第二十一頁下。 [33] 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一上，第十葉上。 [34]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一，第7頁。 [35]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一，第12頁。 [36]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二，第25頁。 [37] 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五，第四葉下。 [38]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十，第一頁上。 [39]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十，第一葉上。 [40] 《漢書·宣帝紀》：“池籞未幸者，假與貧民。”惠棟申服虔、臣瓚注而駁小顏，曰：“服、薛二說似目見者，師古唐人，焉得知之？”（惠棟《漢書》校本，卷八，葉九；臺灣“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01378）所謂“服、薛二說似目見者”與小宛云“應劭在漢室，必能曉其故事”論證理路相合。 [41]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志四之九，第三頁下。 [4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六十八，第七頁上。 [43]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九十九上，第八頁上。 [44] 〔清〕惠棟《漢書》校本，卷六十八，第七葉。 [45]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六十八，第五葉下。 [46]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六十八，第七葉上。 [47] 〔清〕沈欽韓：《漢書補注》卷三十一，第56頁。 [48] 〔清〕胡培翬：《儀禮正義》卷二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46—1347頁。 [49] 〔清〕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三，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第6頁下。 [50] 〔清〕程瑤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95冊，第220—221頁。 [51] 楊樹達（1885—1956）《漢書窺管》即引顔師古對比二《傳》之説云：“顔《注》不誤，若如沈説，元后亦知釋氏之説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9頁。）楊氏以爲，因爲同書《王莽傳》中有元后“菜食”之説，正可解“素食”之意，較沈欽韓引《儀禮》之説遠爲允當，由此贊同顔《注》之説。胡培翬在《儀禮正義》中，亦更正程瑶田説，云：“今案：程氏'疏食素食’之説，以解《喪服傳》可備一義。若以解《論語》之'疏食’則未可。”（卷二十一，第1362頁。）胡氏認爲，程説固有助於疏通《儀禮》《禮記》記載之扞格，但拋開《禮》經語境，意義容有變化。由此觀《漢書》中例，未必須援引《儀禮》等書證明。 [52] 觀《霍光傳》《王莽傳》中沈欽韓之校語，知方其校讀班書之時，尚未注意到顔師古在《匡謬正俗》中綿密之思考，故兩校語均提及佛法如中國之禮俗先後問題，并未關注《王莽傳》中之内證。及沈氏撰《疏證》，似已知顔氏提出之内證，不得已而再拈出“又别一義”之言，亦以“未火食”釋“素食”，堅定其反對小顔之立場。 [53]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五上，第十五頁上。 [54]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五上，第八葉上。 [55]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十八，第512頁。 [56]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五上，第十五頁上。 [57]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四十九，第十五葉下。 [58] 〔清〕錢大昕：《廿二史攷異》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1頁。 [59]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二十八，第796頁。 [60]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四十，第七葉上。 [61]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五十九，第四葉下。 [62]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六十三，第十三葉上。 [63]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六十二，第五葉下。 [6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一上，第十九頁上。 [65]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一上，第九葉上。 [66]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一，第十頁下—第十一頁。 [67] 今浙江書局本云“冬十一月日在尾箕”，衍“一”字。 [68]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一下，第十二頁上。 [69]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一下，第七葉。 [70]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一，第二十三頁上。 [71]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十九上，第二十六頁下。 [72]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十九上，第十葉下。 [73]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五上，第154—155頁。 [7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七十八，第十二頁下。 [75]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七十八，第十葉上。 [76]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三十二下，第108頁。 [77]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九十五，第一頁下。 [78]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九十五，第一葉下。 [79]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十下，第335—336頁。 [80] 沈校本卷一葉四下，《疏證》卷一，第8頁；沈校本卷三十，第六葉上，《疏證》卷二十四，第663頁；沈校本卷二十七上，第十一葉下，《疏證》卷二十一，第591頁；沈校本卷三十六第十四葉下，《疏證》卷二十七，第761頁；沈校本卷六十九，第七葉上，《疏證》卷三十一，第60頁。 [81]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上，第2574頁。 [82] 〔清〕錢坫注，〔清〕徐松集釋：《新斠注地里志集釋》卷十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六輯，第十冊），第285—286頁；〔清〕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輯，第四冊），卷五，第56頁。 [83]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八上，葉二十五上。 [8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上，第2576頁。 [85] 〔清〕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55冊，第十六頁。 [86] 漆子揚：《古桓水與白水水系考析》，《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1年第4期，第32—34頁；另，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持桓水為白龍江說（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87]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上，第2570頁。 [88]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八上，葉二十四下。 [89]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水經注校證》卷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756頁。 [90]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下（一），第三十九頁下。 [91]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二十八下，葉六上。 [9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下（一），第三十九頁下—第四十頁上。 [93] 沈欽韓《兩漢書疏證》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由於稿本於沈氏身後為多人遞抄，分為兩帙入上海圖書館，其一為稿本二十四冊，有《漢書疏證》二十一卷，《後漢書疏證》二十卷，索取號：線善777881-904；其二為稿本十八冊，有《漢書疏證》卷二十七至四十，《後漢書疏證》十五卷，《後漢志證》三十一卷，索取號：線善26931-48。 [94] 〔清〕沈欽韓《漢書》校本，卷末。 [95]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二冊史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89—190頁。 [96] 柳和城：《葉景葵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亦未有相關記載。 [97] 〔清〕陳倬《漢書》校本，上海圖書館，索取號：線善T38784-99。 [98] 同治十一年以後乃抄錄王念孫、錢大昭之專書考證，此從略。 [99] 〔清〕陳倬《漢書》校本，卷末。 [100] 關於惠棟《漢書》校本之研究，詳見拙作：《惠氏家藏《前漢書》批校考》，《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六輯（2016年12月），第193-217頁。 [101] 兩本均為同治八年金陵書局刊本（一百卷，十六冊），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王慎本本索書號：（2899），王祖詢本索書號：（2926）。 [102] 王欣夫著，徐鵬點校：《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庚辛稿卷二，第74頁。 [103]筆者疑是本上過録之惠棟校語，似爲章鈺自惠棟原批校本中所抄出，章氏曾與蕭穆（1835—1904）同觀惠校本，蕭穆《記惠半農松厓兩先生閲明北監本〈漢書〉》曰：“己亥秋七月，在吴門小住。武進費屺懷太史慈念，招同祥符周季况星詒、海甯查翼甫燕孫、會稽章石卿壽康、吴縣章式之鈺，閲所藏宋元槧經籍十餘種，中有明北監本《漢書》，乃元和惠氏家藏。”（《敬孚類藳》卷八，第50頁，《續修四庫全書》第15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是二人觀閲惠本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章鈺《校宋景祐本漢書跋》亦云：“昔在弱冠之年，曾得惠定宇（棟）、沈小宛（欽韓）兩先生校本，先後移録，頗便研誦。以宋本罕覯，别校此本存之。”（《四當齋集》卷二，第40頁，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104] 王欣夫著，徐鵬點校：《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未編年稿卷四，第1648頁。 [105]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四十八，第十葉上。 [106]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四十八，第九葉下。 [107]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四十八，第十葉上。 [108]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二十八上，第七葉下。 [109]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二十八上，第八葉上。 [110]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四十三，第六葉下。 [111] 王欣夫著，徐鵬點校：《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癸卯稿卷二，第858頁。 [112] 王欣夫云其外祖父之本於書肆曾見之，後被人捷足先登。知吳寶恕本早已流出市面。 [113] 〔清〕王慎本遞抄本《漢書》，卷六十五，第一葉下。 [114] 據沈校本，吴寶瑩批語爲是。 [115] 王欣夫著，徐鵬點校：《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庚辛稿卷二，第74頁。 【作者簡介】 陸駿元，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現為浙江大學文學院博士後。研究領域為《史》《漢》研究、清代學術史、《左傳》注疏學、石經學。陸駿元丨清代《漢書》研究的趨向——對顏師古《注》定位的反思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