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刍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7—P8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1期，郭飞摘

文明是什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文明就是不同族群和国家，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基本成就和基本准则的总和。文明史的主体内容应该包括而不限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与思想文明。

从定义上看，“文明”有狭义与广义的不同。狭义的“文明”，是考古学、人类学上的专门术语，指新石器后期到青铜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广义的“文明”则是指这种文明在后世的延绵发展所形成的创造物的总和。

中华文明有不曾间断的五千年历史，其政治文明、经济生活和社会精神领域，都呈现着自身的历史特点。

就政治文明而论，与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相比，中央集权体制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国的中央集权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也曾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不同，后者常常是聚沙成塔，塔散为沙。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有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支撑，以保持其长期延续。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一种治理上的整体结构，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具特色的内容。

就经济文明而论，历史上的中国，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形式，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及国家权力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具有自己的悠久传统与鲜明特点。这不仅造成中国近代以来接触西方文明之后的社会转型，以及切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需要与西方文明相互磨合并将其中有些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甚至也决定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路径是具有自身特色的。

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的礼教文明与西方的宗教文明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差异。在西方，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崇拜，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逐渐合法化、垄断化，欧洲意识形态的更新完成了。这比汉武帝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用“独尊儒术”整合思想领域，要晚五百年左右。

中国礼教文明与西方宗教文明在社会功能上是相似的，即在法律约束之外，构建一套自我约束体系。但是，双方的约束机理完全不同。基督教等宗教的约束机理是迎合人性的，中国礼教文明则试图通过张扬理性来约束本性。

当然，中华文明的色彩斑斓绚丽，并不能用简单的宏大叙事来概括。在文明史研究中，与文明的根性相比，文化艺术部分，是文明的枝叶，也是花朵。枝叶、花朵容易装束，根部叙述则常常不得要领，这就是意在著述“文明史”，结果常常变成了“文化史”的原因。

与大多数定义相对狭窄的专史领域不同，文明史研究要特别注意三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二是时间维度；三是比较与互动的维度。与此相对应的是要特别注意文明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文明的特殊性首先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这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尤其有决定意义。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空间环境的差异是造成东西方文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古希腊罗马是海洋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都属于大河文明。如果说空间维度强调的是文明的地域属性，那么时间维度就强调文明的发展属性（历史属性）。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时俱进的活的生命体。司马迁的《史记》，从《五帝本纪》写到《孝武本纪》，正好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奠基与定型。总括起来就是，从五帝至夏禹，构成了“中”（华夏的雏形）；三代构建了“邦”，所谓“周虽旧邦”（即中国的“国”）；周秦汉构建了“制”（即中华文明的“文明”）。

文明的时间维度是发展维度，而发展动力除了文明的内生要素，还有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外缘影响，故文明研究必须重视比较维度与互动维度。

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而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整合中华文化内部的诸子百家，是中华文化统一于儒家旗帜下的大融合。魏晋到唐宋一千多年，是中华文明在亚洲文明范围内的又一次大整合。佛教入华及其中国化，是思想文化的大整合，宋明理学就是其整合的成果。北族政权从五胡乱华到辽夏金元，是多民族国家的大整合。再进一步的整合，是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从16世纪利玛窦来华，到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迄今已经有近五百年。所谓整合，就是应对异域文明的一种方式，交流、互鉴、整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主要动力。

从文明的源头讨论，人类古文明的原生态大多消亡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创造者已经消失在他们当年活跃的历史舞台上。古希腊与古罗马也是如此。西欧国家自认为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要素，但他们都是蛮族人的国家。在这些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绵不绝。

除此之外，由于东亚大陆地理的相对封闭性（东南大海、西南高山、西北大漠），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并且因为与历史上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而互为“他者”，从而彰显出自身的价值与非凡。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加以观察。

古希腊文化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过长期的希腊化时代，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的融合痕迹。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在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总之，中国与西方各种文明间的历史联系，彰显的是中国文明独具的特色。

文明是独特的，也具有普遍性。轴心时代各种文明共同形成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普遍性。文明的独特性，构成了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互动的内在根据；文明的普遍性，则使各种文明的共享与交流成为可能。

在研究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时，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别清楚特别重要。以“格义”佛学为例。

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明，必定会经过中华文明的审问与改造方才被接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的过程，就是佛教被改造与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事实判断来看，会是“误读”，而从价值判断来讲，也许是创新。文明史研究中的“误读”与创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这种“格义”佛学有两个特征。一是歪曲了佛典的原意，这就是所谓误读，属于事实判断。二是迎合了中国的需求，佛教的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这是价值判断。

“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明本身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其中某些部分正好与接受方的某些需求相契相合，这种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文明交流自然会引起接受过程中的偏差。其次，外来文明元素是否在接收方有合适的土壤。最后，接受者将外来元素嫁接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上的能力与路径问题。

文明比较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层次的。文明的价值在时间的变化中发生改变。

以对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这两次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变革的宏大叙述为例。尽管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但其发轫之地与其后发之区，各有不同。就农业革命而言，东方是发轫之地，西方是后发之区；就工业革命而言，西方是发轫之地，东方是后发之区。东西方都会结合自身国家与地区的地域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特点等，对先进技术进行引进、吸收和消化，因而表现出不同特色。同时，东西方文明又在不同中成就彼此，人类新文明的生发和进步由此得以实现。

一切都在变化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对环境的不同应对，构成了秦汉中国、唐宋中国、明清中国以及今日之中国，种种不同时期文明的内涵。文明的个性使其能够比较；文明的共性使其得以借鉴与互动。文明的交流、互鉴与融通的意义，不能仅从事实判断来认识，还应从其意义与价值来判断。中华文明的形成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将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道路。从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不断加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应成为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