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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君知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开始纷纷投入到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当中，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因此蔚然成风。在这些学者当中，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阮炜是其中相当杰出的一位。阮炜从事文明史的研究长达20年，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中国与西方:宗教、文化、文明比较》，《地缘文明》，《中外文明十五论》)，《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另一个希腊》。这些著作都是近年来我国世界文明史写作和研究中的上乘之作。 纵观阮炜的六本著作，笔者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对文明史的立体型研究是阮炜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倾向。下文中笔者要讲述阮炜对世界文明史的立体型研究体现出的几个特色。 一、写作模式与方法论的转变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中国没有较为深厚的文明史的研究传统。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文明史研究者多为历史系出身，这种情况决定中国的文明史研究只能依附在历史学上。中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献、辨证考据。近年来，世界文明史的研究虽然在研究内容上有了拓展，在史料运用的范围上有了扩宽，然而文明史研究并未对传统史学产生真正的冲击，甚至我们可以说，从研究手段上讲文明史仍未脱传统史学研究的窠白。 国内传统的文明史的写法主要遵循这样一种模式：历时考察世界史中的文明成分，然后将这些史实有机地串联起来，写成宏大的长篇叙事式的文明史。作者的观点和评议零散的见于史实当中，或者以阶段性的小结出现。当然，这种文明史的写作和研究中涉及到的史料的搜集、整理、梳爬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见史学功底的。我们不能小视这种历史主义的文明史的写作和研究。 但我们必须看到，长期以来，文明史的写作成了历史学学者的专利。阮炜在2006年开始为深圳大学文科研究生开设“文明研究”的课程，“其目的在于勉励自己和外语从业者以及所有文史哲学生或爱好者，努力培养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努力扩充中外文明史知识，以免被视为“没文化”。 事实上，历史学家来写文明史，往往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一方面，历史学的基本训练锻造了他们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但同时也可能使他们囿于传统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无法跳出自身的窠白。在继承和超越前人的基础上，阮炜完成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几部大部头著作，并且在写作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文明史的宏观研究方面。他的《文明的表现》具有代表性。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这样提示: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这样浩繁的工作需要非凡的史学功底和深刻的洞见，更需要科学的写作和研充方法。 显然，作者放弃了传统的写作模式，扬弃了以时间为线索的历时叙述。在该书的第二编，作者分述了世界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作者共时地对各种文明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并没有拘泥于某个文明形态的精雕细刻，而是尽力张扬文明研究的宏大叙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十分重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关系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通约性。 阮炜对突破学科藩篱来研究文明史的必要性非常重视。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世界文明研究天然就是一个十分宽广的学术领域，是涉及诸多学科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文明史的研究涉及到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医学、建筑、雕刻、神话、宗教等等方面。研究事实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只是文明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有所侧重而已。阮炜的文明史研究主要的方法论就是跨学科研究。 阮炜的本行是英语，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阮炜精通英语和法语，还能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的外语能力是他深入世界文明史跨学科研究的先决条件。有了语言的优势，自然就把握了最新的文明研究的国际动向，同时也十分便捷地掌握了相关外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就变得轻车熟路。此外，他多次到国外著名大学访学接触了大量的文明史西文资料，并且与西方顶尖的文明史学者交流接触。扎实的外语功底、深邃的知识背景和广阔的国际视野，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论，阮炜的文明史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阮炜在世界文明史跨学科研究方面，自如运用了学科交叉、理论借鉴、课题拉动、文化比较四个工具。其中，学科交叉又表现出学科比较、移植、辐射、聚合等等。《地缘文明》中的大量链接就能说明这一点。这些链接涉及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人口地理、统计学、国际政治、现代金融西方经济学、科技哲学等等。 同时也大量地参考了时事政治、最新人口数字、信息技术、消费文化甚至是时尚文化，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同时，我们发现，各个学科繁杂的知识和信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围绕着文明研究展开，丝毫没有凌乱芜杂的感觉。 显然，阮炜在文明和文化研究当中已经自如地进入跨学科研究。他除了具备文明研究所要求的较高专业素质外，还具备了跨学科研究的严格训练。跨学科的意识、视野和情怀特别是必要的学术规范等。 二、中西融合与综合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言必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原理庸俗化和工具化。近年来，社会科学某些领域出现了“文化热”和“文化转型”的趋势，学者们又大弹“文化影响决定论”的论调。这两种趋势在文明研究当中大有市场，国内国外莫不例外。在此背景下，阮炜秉承“拿来主义”，借鉴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学者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在这一点上，阮炜的文明研究有着很多不俗的表现。 文明是最难定义的。文明的不同定义有上百种，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明的定义对文明史的写作和研究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在《地缘文明》中，阮炜把文明定义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或生命样式，也指认同于该文化形态或生命形式的人类集团或地缘一历史共同体”。 “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共同体是文明的两翼或是两维，两者是辩证联系的。”作为共同体的文明与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多少是吻合的，或者说，后者为前者提供身份认同的基础。阮炜对“文明”概念的厘清，为他的文明史研究提供了靶向，即重点研究“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形态。同时，他也化解了文明史研究在元概念上的困感。 在文明史的研究当中，很多学者都很注重文明的分类。他们对文明的分类总是源于“文化”或者是“宗教”，而不注重承载文明的更为本质的因素。因此，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有过颇为权威的划分。他将世界文明宏观划分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日本文明等21种文明，并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以宏观叙事的方式分述了这些文明。 中国史学家周谷城也在《世界通史》中将世界文明划分为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阮炜没有刻意划分世界文明的类型，但这并非因为前人这些分类已经十分周全和成熟。阮炜思考的是如何更加合理地解释和诠释文明的形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地缘文明”这个术语。那么，阮炜的“地缘文明”是不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呢?显然不是。“使用‘地缘文明’概念，并非意味着绝对排斥那些长期以来被多数论者所接受的文明分类，而是要增加一个新视角，以便在总体上更为清晰地把握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和现时表现，并预测其未来走势。 很明显，阮炜教授也无法设定某种统一的标准来切分文明。他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反复推敲，也参考了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文明模式理论，提出了“地缘文明”这样一个更加能动，更加具有弹性的概念，力图避免在文明的分类中失于支离繁琐，甚至使文明这个概念丧失了其应有的认知价值的危险。 阮炜对“封建社会”的辨正也足融合中西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批判了“阶段论”，也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比会形态的划分。这种划分把社会历史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阮炜认为，这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这种划分很成问题：“阶段论成为主导性论述后，其真理性长期以来不容置疑，一切论争都必须以之为前提，或在其框架内进行。 一个相伴随的情况是，‘封建’成了中华文化的专有形容词，‘封建专制主义’被用来贬称传统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一切不民主的现状....”这种情况是应当改变的。正如阮炜指出，中国知识界对封建社会采取了一种相对宽泛的定义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基于这种土地关系，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进行残酷压榨，或者干脆说统治阶级对农业剩余人口制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 阮炜还指出，即使这样定义，也有不符合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的。中国思想界之所以这样定义封建社会，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左翼知识分子不仅迅速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封建说和社会分期说，而且他们的理论也迅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力。没有这种理论，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对象便不清楚，中国共产党便不可能成功地进行动员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并最终夺得政权。阮炜用独到的眼光，指出了“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使用的幕后意志。最后，他呼吁“在当今中国，‘封建'一词也理应不再贬义地使用。 可见，阮炜在博取有关文明史的中西理论的基础上，对文明史研究中的很多间题都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他的这种学间思路正好契合了张岱年关于中国文化建设所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这一点，阮炜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三、质疑超越与本土意识任何学术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学术研究要创新，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和盲目跟风，就必须具备质疑和超越精神。质疑和超越精神是学术研究的原动力。文明史的研究也是这样。笔者认为，文明史的研究在价值层面上可以分为：质疑和澄清已有的关于文明的理论和事实，发现与文明相关的新问题，因而进一步探索文明发展和演进的规律，最终解决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 阮炜是带着深刻的质凝，超越精神和本土意识来研究文明史的。面对庞杂无序的文明史资料，面对缤纷杂陈的有关文明和文化的观点，如果没有质疑的精神，没有独特的眼光，没有高超的鉴别能力，没有超越的勇气，就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通过对问题的发现、质疑和解决，阮炜厘清很多文明史研究当中的疑难问题，回应了国际上关于文明的重要论争，拓展了文明史研究的空间，也增强了文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如一个重磅炸弹,在国际政治、宗教文化、哲学思想等很多领城掀起了巨浪。国内的名人学者政界精英，宗教人土等纷纷回应“文明冲突论”。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当时许多国内学者都匆匆应对过“文明冲突”论,很多学者还来不及消化“文明冲突论”的真正内涵,只是从民族主义的热情和非理性出发，甚至还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批判“文明冲突论”的谬误。怎样客观理性地批判“文明冲突论”成了当时中国学者回应国际主流文明理论的难题。阮炜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学者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偏差,经过理性思考，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上发表了《文明的融合》。理性地回应亨廷顿的文明理论。 他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做对中国学者和亨廷顿的观点的双重质疑和超越。世界确实进入了‘后冷战’时期，说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而成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的说法,尽管教发着浓烈的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气息,尽管太囿于眼前国际政治是非而缺乏宏观文明考察所应有的高度,甚至尽管不难找到大量的历史反证，但大体上是基于事实观察和分析而发之论，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即使如此,亨廷顿的理论还是站不住脚的。 阮炜迂回包抄亨廷顿的核心理论：即认为冲突是数千年来文明存在的主要形式。他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证明在文明的发展、播散过程中，冲突和融合并存。阮炜的论证从根本上瓦解了亨廷顿的“冲突是文明的主要形态”的谬论，也超越了中国学者对亨氏的评价和批判。 阮炜的文明史研究不是遵循简单的“冲击一反应”模式。他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但这并不是阮炜研究文明史的初衷。阮炜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是源于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和浓厚的本土意识。在阮炜心中，中国文明是独特和伟大的。“它(中国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它有着汉字和汉文化将广袤地城上的民族统一在一起。 它的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发挥了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社会政治功能,与世界其他地区森严的阶级壁垒判然有别；它开出了一种极为有效率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科层制结构,甚至长时期维持了一种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亦即东亚朝贡贸易体系....”阮炜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认同，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理论的自信和认同。 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长期的话语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的观念和理论不自信。很多学者认为必须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的观念思维和价值体系，才能跟“国际接轨”。其实，越是使用西方的话语外壳来包装中国的理论，就越被西方所轻视。中国传统文化原本的东西足以构建自己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学者只要整理“国故”，剔除其中落后过时的成分，然后适当给以现代性和普适性的诠释，中国的文明理论就会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臂如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的“仁”。 “礼”.“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些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价值观足以驳倒亨廷顿所谓“儒家文明对西方形成威胁”的谬论。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西方寻找话语外壳来包装我们的观念.理论和价值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理论的完全接斥，而是意味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的延伸和现代转型。阮炜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四、总结阮炜的文明史研究的重点工作在于整理中国传统中有关文明的思想和理论,同时适当借鉴西方的理论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他在多种场合表达过这一学术路径。虽然,目前他还没有被人冠以“新儒家”,但其实阮炜可以算作是“新儒家”在当代的传承人。因为从目前来讲,他的文明史的研究基本回答了中国文明“政道与事功”的问题,畅通了中国文明史的基本关节,也进一步融汇了中外文明史,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潮流。 参考文献: 1、阮炜《中外文明十五论》北京大学出版杜 2、阮炜《四方与中国:宗教、文明、 文化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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