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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塞缪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意识形态斗争从政治制度范畴推向民族文化等更古老的认同中。因为在全球市场经济化的情况下，直接的政治制度贩卖已不再热门抢手，文化意识形态成为新焦点。
文化的主阵地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西化与自由化，对于传统的官本位国家而言，就是新的危机。这个过程虽缓慢但有效用，当这部分知识分子侵蚀官僚体制的肌体时，就会像王阳明心学浸入明廷中一样，危及整个系统。从内而外的变化是革新，从外而内的变化是危机。这个过程我们是可预期的。
文化攻防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其目的仍然在攻克政治堡垒，以同化、渗透的费边式迂回战斗腐化政权，通过西化精英深入决策层的方法来更替其国策，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颜色革命的先导与前奏。奥通巴耶娃式的人物就是他们理想的学生范式。这不是什么中西融合，而是有目的有企图的西化。这种换血的结果就是以西方逻辑去处理本国事务，而这种逻辑是以西方的利益为基础的，于是我们难以至信地看到，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与政客将国家利益一次次出卖，如听从西方自废武功，将战略资产销毁或出卖的乌克兰，最近欧盟继续在入盟条件上加码，要乌克兰只保留农业，把军工业削减到几乎没有。 我想，这就是每个时代偏颇化的静止主义的恶果。我们学习西方，不是学习一个相对静止的西方，而是学习西方人对变动的历史运动的一点误打误撞但却有益的参悟，这才是我们要学的。而且ZC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又往往有特别扯淡的论调，既承认西方等同于进步且ZG的原有路径无可救药，又认为ZG吃一副西药就可以把病医好，以致陡然成为宇宙第一强。ZG既然是你讲的那样，便是“天生笨”了，他不如人家聪明，即使学同样的功课也必然不如人家好，只能当千年老二的，何以复兴成第一？而且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先在的文明优劣观，西方天生优等生，ZG天生差生，所以只存在优等生拯救差生的道理，ZG纵然得救，也至多排老二，混个小弟当。错误的地方太多，我只择两个大的讲一下。
首先，他们混淆了共性与个性的区别，把西方身上因为贵金属刺激得更发展的因素当作西方独有而Z国没有的。 其次，现在争论双方，无论是重拾文化本位的抑或坚定西化派，很遗憾的是都停留在知识分子形而上的“静止盛世”思维定势上，我不厌其烦地再讲一遍，Z国的一时挫折不是因为Z国身上没有变革的因子，西方的一时超越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禀优越，而是因为他们不完全自知利用了变革的历史运动性，我们学的是一个“动”的哲学，而不是学一个相对静止的西方。西方的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真正参悟这种变动之道，你看他们怜惜羽毛般歌颂古典的愚蠢，就晓得他们并不觉得1500年以来辉煌的主因是变动的精神，而是一种对古典生活复活的错觉，类似于“国粹”派“三代之治”的返祖而带来的。
在学理上战胜文明冲突论的方法不是亨廷顿烧一个小白人兵，我们马上按敌人的样子捏一个陶俑卒，贴上Z国文明的标签，隔着楚河汉界和他们对抗，而是实现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即我们明白我们所学的是变动的精神，而不是陷入和敌人用相对静止的文明偶像法对垒，这种对抗我们是吃不消的，他们搞的亚伯拉罕信仰系统是把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大联合，一起对付儒教文明的，如果Z国入坑，就中了他们请君入瓮的诈了。
当我们汲取了天行有常的绝对运动的历史精神，并内化为Z国文明的内核时，真正做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动态文明时，以动制静，如何不胜？这就使文明冲突论破防了，而且威胁了美国文明的地位，化被动为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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