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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灿烂的齐鲁文化生成于海岱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周至秦汉时期，今山东地区进入从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形成、确立、发展的新阶段；齐文化与鲁文化融合发展，进入二元一体化的进程，并形成轴心时代的文化“重心”，齐鲁文化随之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中，齐鲁从文化“重心”转变为人文圣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齐鲁文化在巨变中转型，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相结合孕育出了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是齐鲁文化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具体呈现，为中国革命、建设与红色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海岱地区 齐鲁文化 文化“重心” 人文圣地 沂蒙精神王志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专家，山东师范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齐鲁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地处祖国大陆东部，北望京津，南拥江淮，西依中原，东临大海，自古为中华形胜之地。这片近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万里黄河，由山东入海；雄浑巍峨的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山东还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儒学的发源地，是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孟子的故乡，是秦汉之后历代中国人的朝圣之地。齐国故都临淄则是先秦时代最大的工商业都城，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最早的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世界公认的足球起源地。近代以来，山东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核心地区之一。山东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沂蒙精神”，是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齐、鲁立国之前，山东古称“海岱”。《尚书·禹贡》有“海岱惟青州”。海岱，鲜明地体现着大海与高山辉映、半岛与内陆结合的特点，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辉煌灿烂的齐鲁文化。山东的地理环境在类型上有山地、平原。从文化生成上说，山东大致分为四大区域：胶东半岛、鲁中南山地、潍淄流域、鲁西平原。若将当今中国版图之状喻为雄鸡，则山东半岛则为雄鸡巨喙，逶迤挺出，伸向东方大海深处，在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形成了多个大小不等的海湾，散布着数百个近海岛屿，是中国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胶东半岛内群山起伏、丘陵绵延，如烟台昆嵛山峰峦叠嶂、林深谷幽，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山海之间则是面积不等的沿海平原和近海滩涂，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为半岛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在烟台的白石村遗址和长山岛北庄遗址等就有大量先民从事渔、牧、猎等生产活动，其文化发达程度可与内陆同期的北辛文化相比，发源既早又独具特色。该地区在生产方式上形成山海结合的特点，渔、林、牧业发达。在文化上，海洋特色鲜明而突出，民俗多表现对大海的敬畏崇拜，海仙传说盛行；民风尚勤、刻苦耐劳、不避艰险、勇于探索，具备历史上齐人的诸多典型特点。泰沂山区，山地突起，绵延至鲁南大部，形成山东地理环境的一大类型。崛起于山地北部的泰沂山脉，自西向东，横亘着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形成“高山脊背群”；巍峨挺拔的泰山高1545米，登上泰山之巅，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蒙山是在《诗经》中被称为“东山”的文化名山；鲁山是著名的淄水、沂水的发源地；沂山则是唐宋以来中国山岳中号称“五镇”之首的“东镇”。在泰沂山脉葱郁茂密的群山林海中，古迹随处可见。泰沂山区的南部是地势逐渐和缓的丘陵地带，著名的沂蒙山区即在这个范围之内，山地平缓、陵原相间、土地肥沃、草丰林茂，河流主要有汶水、泗水、沂水、怵水等，水量充沛，流域广阔，既有灌溉之利又为交通要道，是一个“颇有桑麻之业”农耕文化的典型区域。汶泗流域从上古时代就是人类活动聚居的政治文化中心，传说中的太暤(昊)、少暤(昊)部落也主要活动在这一带，商民族曾在此建都。作为鲁文化的腹地，此地“鲁好农而重民”，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这是儒学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在文化特点上，“俗好儒，备于礼……畏罪远邪”（《史记·货殖列传》），淳朴、厚德、勤俭，浓重的家国情怀，是“孔孟之乡”人的典型代表。汉代以后，以农为本成为传统经济思想的主干，邹鲁之地作为孔孟故乡，农为邦本观念更是深植于民间，主流是农耕文化。明清以来，济宁等孔孟故里之地商贸经济也曾繁荣一时，但随着清末运河废弃，城镇萎缩，以农为主的农耕文明依然持续占据主导地位。沂怵流域是一个较为广阔的山地丘陵地带，后世称沂蒙山区。春秋以前，这里属于鲁国；战国时期，为齐、楚、吴、越、鲁等多国交争之地；秦汉以后，世称琅琊，历史上是以儒学为根基、丰富而多元的高文化区，传统上崇儒尊经，诸多文化世家出于此；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沂蒙山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形成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泰、鲁、沂等高山的北面是一大片丘陵过渡带，蜿蜒起伏的丘陵外缘是广袤的山麓堆积平原，呈南高北低倾斜之状。淄水、潍水、弥河等数条大河源自南山，呈网状滚滚北流。在这片广大区域内，首先发现了代表中华史前文化高度的章丘龙山文化遗址，此后又发现了邹平丁公遗址、淄博桐林（田旺）遗址、寿光边线王遗址、胶县三里河遗址等，充分证明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催生了中华早期文明。当年齐国以潍淄流域为腹地，依南山，濒北海，东括半岛，西通河、济，水系发达，交通便利，经济上既有林果矿产之饶，又有鱼盐农牧之利。《史记·货殖列传》所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正是以此地为中心。战国时齐都临淄人口有七万户之众，形成了“车毂击，人肩摩”的商业繁荣景象，是先秦时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同海外交流的国际大都会。在文化上，齐地的许多典型特点，如汉代人所描述的 “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货殖列传》)等，都与这种工商文化息息相关。汉代以后“重农抑商”，临淄渐次衰败，但鱼盐之业始终是齐地人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唐宋以后，山东半岛一带海上贸易和商品交流日趋繁荣，登州等地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头堡。明清及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经贸发达、商埠云集，处于齐地腹心的济南、周村、潍坊等连同烟台、青岛、威海等口岸成为较早的商埠。这些地区商品经济活跃，人民思想开放通达，都与齐地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该地区东到渤海，北接冀南，南达苏、皖，呈半圆形环抱着鲁中南山地，是我国华北大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黄河由其西南入境，斜贯东北滚滚而下，在其北面注入渤海，沉沙所至，每年都会新增陆地数千公顷，形成广袤的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平原南部沃野千里，河湖交错，许多著名的湖泊分布于此。历史上的梁山泺曾经碧波万顷，是《水浒传》所写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后因宋末黄河“夺淮入海”，淤为湿地；著名的东平湖水面浩瀚、资源丰富，是古梁山泊的余脉。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四湖相连，号称南四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群。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纵贯鲁西平原，全长600余公里，明清时代为南北交通要道，舟楫往返、商贾云集，形成了一条连通德州、聊城、济宁、枣庄等地的繁华运河城市带，南北经济、文化交汇于此，使得鲁西一度成为最发达的商业经济区和重要粮仓。鲁西平原地接中原，自古以来是兵家争夺之地，文化上具有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的特点。这里的民风既有齐鲁忠信之文气，又有中原任侠之风。宋代以后，由于黄河屡次泛滥、灾荒频发，这里又是农民起义和武力反抗活动的多发地区。海岱特殊地理环境孕育发展的齐鲁文化，数千年来一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着生机和活力。 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区之一，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做出了巨大贡献。 海岱文明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的沂源猿人。1981年9月，文物工作者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的洞穴中发现了人类头骨化石的残片，经研究，沂源猿人与北京猿人同属于更新世的猿人，大约距今四十万年。在沂源猿人洞周边约8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同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千人洞遗址和上崖洞遗址；在距离沂源猿人洞以南七八十公里的汶泗流域上游的新泰县发现的一枚新泰智人臼齿化石距今5万至2万年；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挖掘，“在泰沂山脉中段主峰的鲁山南侧和鲁东南地区，发现了近百处旧石器时代与细石器时代的遗址及石器地点”，证明沂沭河流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在沂沭两河及其支流冲积平原上，发现了上百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时期时代早期的细石器地点和遗址，其中一些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打制水平，反映出在1万年以前的细石器时期海岱地区文明发展的水平。“沂、沭地区可能是黄河流域除河套地区以外的又一个由旧石器时代直接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而且该地区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可能是一脉相传的。”山东地区近百年来大量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表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有一个独立序列的。一是后李文化(距今8500-7500年)，因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遗址挖掘而得名，以圜底器夹砂陶为典型器物，红褐陶和红陶占绝大多数。此后，山东省若干新石器早期遗址中拣选出后李文化遗址，使该文化类型进一步得到确认，被认为“是较北辛文化更早，更为原始的考古学文化 ……应是我国北方乃至长江流域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二是北辛文化(约距今7500—6200年)，以在山东滕州市北辛庄发现而命名。“应是承接后李文化或后李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其典型陶器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较后李文化已有显著的进步。而在以汶泗流域为中心的北辛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等的遗存，面貌更清晰地显示出“北辛文化是直接发展成该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三是大汶口文化(约距今6200—4600年)。以 1959 年在泰安大汶口遗址挖掘而命名。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期的陶器分别以红陶和灰陶为主，晚期则出现少量的黑陶、灰黑陶和蛋壳陶。根据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时代已经是一个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已能制造成多种复杂的石质生产工具，“两性分工已十分明确……男性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男女合葬墓正是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中的一个环节”，而“龙山文化就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队在现今山东章丘市龙山镇挖掘发现城子崖遗址，这是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发现、发掘的具有开创意义的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此次发现为探求中华文明起源带来了惊喜，为山东地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巨大贡献提供了众多证据。一是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轮制黑陶器，“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精美绝伦的蛋壳陶和精湛的轮制工艺，说明那个时期该地区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二是山东地区是发现最早文字的地区之一。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先生曾提出， 在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发现最早的文字。龙山文化时期，除城子崖遗址出土了有刻画符号的陶片外，还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而且“笔画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刻字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已经发展到表达完整语意程度。这进一步证明海岱地区早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便出现了文字这一文明重要标志。三是城市在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之早、之多，集中反映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之高。城子崖遗址最下层是山东迄今发现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丰富的文化堆积，水井、大量精美陶器等的发现，说明城内人口众多、社会分工明确，应是东方某个方国的都城或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另外，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临淄桐林（田旺）遗址、寿光边线王遗址等先后发现约11万、15万、5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鲁西阳谷县景阳冈一带发现了两个龙山城组共八座城；鲁东五莲县丹土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证明当时建城已经注意到地形选择和城内的布局、功能。这些不仅证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地区出现了城市，也实证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筑城水平之高、文明发展程度之高。四是金属器。山东胶州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两件含铅量较高的黄铜钻形器，是继西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发现黄铜器片之后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金属器。另外，在诸城呈子遗址、栖霞杨家圈遗址、长岛店子遗址、日照尧王城遗址等也有铜片、铜条和铜炼渣发现，说明龙山时期海岱地区已经使用铜器，而且可能已有了相应的铜器冶炼技术。梳理海岱史前文明发展的渊源可知，沂源猿人的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新石期时代海岱文明发展的基础，而新石器时代的海岱文明是前后紧密衔接、独立发展、自成谱系的。其大致发展轨迹如下: 沂源猿人(距今40万年左右)——沂源千人洞遗址旧石器中晚期文化(距今8—7万年)——新泰智人(距今5—2万年)——沂沭细石器文化(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后李文化(距今8500—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500—62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200—46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这进一步证明，早在人类文明孕育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是文明曙光初露的地方；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石器时代，高度发达的龙山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基础上形成的。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山东自古又称“齐鲁之邦”，所谓齐鲁文化，是指以先秦齐、鲁两国文化所奠定的文化特质、文化精神、文化传统为内核，经两千余年而传承不息的山东历史文化。 齐鲁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史前和夏商时期，山东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夏商时期，山东境内以氏族为纽带的方国至少有130个，众多氏族方国在此聚居，历史上即有“九夷”之说。公元前11世纪，周封齐、鲁于当今山东之境，此后直至秦统一的八百多年间，山东经历了重要的文化演变与定型时期。从疆域变迁讲，周封齐、鲁开启了这一地区从小国林立到以齐、鲁两大诸侯国为主体的疆域演变进程；从文化发展讲，进入了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进程贯穿于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周初分封时，齐、鲁仅为“方百里”的诸侯国。据《左传》等史籍记载，直到西周末，当今山东区域内仍有多个古国。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坐大，齐、鲁疆域迅速扩大，小国相继被吞灭。齐国经桓公称霸、灵公灭莱、景公复霸，到春秋后期，已经西至今聊城、东到半岛、南逾泰莱、北至渤海的广大地区。鲁国在国力强盛的僖公时期，疆域和势力所及东到大海、北至泰山、南达淮水、西至徐地(今安徽泗县)一带，《诗经·閟宫》中“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正是对此的重要记载。春秋时代，当今山东境内的大国除齐、鲁之外，还有莱、莒、曹等。后世以“齐鲁之邦”指称山东地域，在疆域范围上于春秋时已基本成形。战国时期，鲁国公室衰微，状如小侯，国土日削，缩至曲阜周边一带，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齐国则经历政权更迭，田氏代齐，争强图霸，南侵鲁境、西夺卫魏、北取燕地，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所谓齐鲁之境，迄未大变。自西周至战国末的八百多年间，在从邦国林立的东夷旧地到以齐、鲁为主体疆域的发展过程中，山东文化的主体齐鲁文化也随之形成、确立和发展。两国占据着当今山东省的绝大区域，从地域上奠定了世称“齐鲁”的基础，而且一为霸主之国，一为礼乐之邦，多出伟人先哲，诸子百家悉会斯地，放射出灿烂的文化之光，使得齐鲁文化最终成为山东区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齐鲁”合称始于战国，汉代以后山东之地世称“齐鲁”；这不仅是地域空间的契合，也是文化精神主导与传承的结晶。“山东”之名，自战国之时即已有之，始称崤山以东六国之地，继则称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以“山东”之名称当今山东之地，实际始于金代，金沿宋制将京东东、西路改为山东东、西路；元代则设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明初设立山东行中书省，自此山东以“省”为统一政区，省会设于济南；清沿明制，区划基本稳定，相沿至今。山东既称“齐鲁”，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分析，实为齐与鲁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其二元结构特点的形成，既有地理环境差异，也有由此带来的文化渊源的差异。齐地滨海，处海岱之间，得山海之利。鲁居内陆，处汶泗流域，有河湖之饶。在漫长的文化形成过程中，从渊源上讲，齐、鲁两地在史前至夏商时期，虽同居东夷之地，但大致属两大支系:齐地为岛夷，鲁地为淮夷；齐、鲁分封之地，虽同属殷商方国，但齐封薄姑旧地，为土著姜姓，以鸟为图腾，而鲁封商奄旧邦，属风姓方国，以龟为图腾。齐鲁文化的二元结构，正式肇始于齐、鲁立国。由于自然环境、立国方针、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的不同，齐、鲁的文化差异随两国文化的发展而凸显。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二元差异主要展现在以下十个方面。一是族源不同。齐为姜姓，源起炎帝，为异姓封国；鲁为姬姓，族属黄帝，为周之宗亲。齐以“因其俗，简其礼”(《史 记·齐太公世家》)立国，保留、传承了大量东夷氏族文化传统；鲁以“变其俗，革其礼”(《史 记·齐太公世家》)立国，全面推行周礼，成为礼乐文化中心。二是治国理念不同。齐尚霸道，追求称霸图强；鲁尚王道，追求礼乐教化。齐人治国尊贤尚功，重用士人；鲁人尊尊亲亲，重用宗室贵族。齐人治国崇尚变革，政不旅旧；鲁人治国重视守成，在礼崩乐坏之世，“犹秉周礼”。三是经济类型不同。齐重工商，各业并举；鲁以农为本，经济比较单一。齐国商贸发达，货币流通达于四方；鲁人“动不违时， 财不过用”(《国语·鲁语上》)。四是哲学思想不同。齐重道学而尚多元，有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之说；鲁尊周礼而崇独尊，终成儒家学派的摇篮。五是学术风气不同。齐人重兼容，会聚百家而有稷下诸子争鸣；鲁人尚一统，唯儒是尊，排斥异说。汉代经学有齐、鲁之分: 齐学通权达变，趋时求合；鲁学笃信师说、严守古义。六是思想观念不同。齐人尚功利，重才智；鲁人重礼教，尚信义。齐人喜谈建功立业，倾慕管仲、晏婴；鲁人喜论礼义教化，崇拜孔子、柳下惠。齐人善改革，多创新；鲁人尚传统，淡名利。七是社会风俗不同。齐俗尚奢侈，鲁俗重俭约。齐俗阔达放任，鲁俗淳朴拘谨。齐俗长女不嫁，同姓可婚；鲁俗严守周礼，同姓不婚。八是宗教信仰不同。 齐重自然崇拜，鲁重祖先崇拜。齐人信海神而多方士，鲁人疑鬼神而崇祖先。齐有八神祠，主祀自然神——天、地、兵、日、月、阴、阳 、四时；鲁有周公庙，岁岁以天子之乐祀先祖周公。齐之神多与海洋有关，鲁之神多与农业有关。九是故都文化不同。齐都不断扩建，规模宏大；鲁都依礼规划，变更较少。齐都人口众多、四民分业，宫馆台池，交通畅达，尽显霸业气象；鲁都布局齐整，等级分明，宗庙林立，最合周礼之数。齐都街市纵横，作坊林立，商贸繁华，文化丰富，为工商之都；鲁都有天子礼乐、褅乐，诸侯各国礼乐，且多乐工，多乐舞之所，为礼乐之都。十是代表人物不同。齐文化代表人物管仲是政治家、经略家，鲁文化代表人物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齐文化经典著作《管子》，为管仲去世三百年后，由稷下学者收集管仲遗言和齐人论著结集而成；鲁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由孔子弟子等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结集而成。《管子》集政治智慧之大成，《论语》集道德伦理智慧之大成。春秋末至西汉，齐、鲁文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经由三次时代重大变迁，出现了一个从二元逐渐走向一体的融合演变过程。齐鲁文化成为更具丰富性、兼容性、优化性的区域文化，在中国各地域文化中放射出特异的光彩。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时期。齐、鲁文化融合的硕果即孔子的诞生与儒学的创立。从总体上说，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大国称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相对独立，促使齐文化与鲁文化形成、发展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时局多变、霸业消长、疆域变迁、互为近邻、交往频繁又促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根据有关文献统计，这个时期齐、鲁两国交往之密切远胜于其他诸侯国，会盟、战争、婚姻、侵地等诸多渠道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上二元一体化的进程。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因鲁国内乱居齐，此时他才35岁，正是其思想学说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年中，他对齐文化做了全面考察、研究与吸收。在《论语》中，他提及齐国人物与事件的次数之多仅次于鲁国，如“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崇尚泱泱大国之齐的霸业辉煌与文化强势，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民到于今受其赐”，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是最了不起的“仁”霸。孔子正是将齐文化中保留和传承的东夷文化“夷俗仁”及政治霸业中“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的“仁政”治国理念吸收、改造、提升，并与鲁文化中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相结合，经融会、提炼、创新，结晶为更高层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想。这既是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也是齐、鲁文化交流、融合所产生的质变与飞跃。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求孔子伟大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齐、鲁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是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融合发展的结晶。第二个时期是战国之世。齐、鲁文化的融合经由两大途径: 一是齐强鲁弱之局进一步发展。齐国日强，鲁国日衰，齐称王称帝，对鲁攻城夺邑，疆域大规模向鲁国境内延伸扩展。至战国中后期，鲁之大部国土已为齐所有。这种疆域的兼并统一大大加快了齐、鲁两国在文化上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二是诸子的百家争鸣超越国界、国籍和国力，使文化成为时代空前的软实力。产生于鲁地的儒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借助齐国稷下学宫容纳百家的文化平台、齐鲁的土地兼并及文化交融，在齐地得到迅速传播。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先后长居齐国稷下，为稷下领袖人物。正是齐、鲁两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动，使齐、鲁思想文化的面貌进一步由二元并立向二元一体发展。值得关注的是，这时《荀子》中首次出现以齐鲁两地共同具有“孝”的风气来并称二者，足见齐鲁文化一体的面貌已形诸其笔端了。第三个时期是秦汉。既有秦代大一统的促进，也有汉代经学昌隆的助推。齐、鲁之地皆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体制进一步促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西汉时期，齐、鲁文化的融合发展加快了二元一体化的进程，呈现出一体二元的文化面貌。所谓一体，即齐鲁文化呈现出以儒家经学为体的文化特征。经学繁盛于齐鲁之地，经学大师和五经博士多为齐鲁士人或其弟子后学，而且齐人多于鲁人。同时，经学中又形成齐学与鲁学两个不同的学术传承体系，成为一种新的一体二元结构。这种由二元到一体、一体之中有二元的文化形态，充分反映出在大一统的新形势下，齐、鲁文化交汇融合的厚度与博大精深。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山东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魏晋以降，政治中心或西移关中，或南迁江浙，齐鲁之境或战乱频仍，或朝代更迭，或地位式微，或文化复盛。数千年间，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复杂多变，山东之地始终有一个聚而不散、传而不衰的称谓——齐鲁，典籍历见，代代传称，千年不衰。究其原因，地域所在为齐鲁旧邦是其表，文化精神传承为其里。这反映出历代国人对齐鲁礼仪之邦优良传统的尊崇、向往与怀恋。汉武帝曾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史记·三王世家》)，宋代苏辙“我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送排保甲陈祐甫》)，而李清照南渡之后仍念念不忘“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道人挥汗成雨(《上枢密韩肖胄诗》)”，都反映出在历史长河中齐鲁文化在山东之地传承不息的生命力和对历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与魅力。 将齐鲁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地位、贡献，首先要明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他认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成就辉煌灿烂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非凡的人物；人类至今依然传承的世界几大文明模式几乎同时得以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思想解放，名人辈出，学派林立，哲学突破，是中华民族精神、思想文化传统的创新、融合、形成期，这个时期的文化“重心”即齐鲁。齐鲁不仅产生了孔子，成为儒学发源地，也是诸子百家学派主要产生地和文化中心所在。当时的中国人更多地从齐鲁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齐鲁文化的主体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展现。在此后两千余年间，齐鲁是中国文化的圣地。由“重心”到“圣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齐鲁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最早发达的高度文明为文化“重心”的形成奠定了原始的根基。齐、鲁分封， 春秋与战国形势的演变则是“重心”形成的新契机。其一，周封齐、鲁，厚筑基础。周封齐之初，即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史记·齐太公世家》)的征伐大权，这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周封鲁之时，将历代珍宝、传世文物、典策、礼器特赐予鲁，让鲁国享用“天子之礼乐”，为鲁国深植根基，成为礼乐之邦。齐、鲁立国之后又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方针:齐国工商立国，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巩固了霸业基础；鲁国革俗崇礼，强农固本，尊尊亲亲，强化了礼乐特质。这都对齐鲁发展为“轴心时代”的文化“重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春秋之世，“重心”显现。一是鲁国礼乐的丰厚。在王室衰微、列国纷争、礼崩乐坏的形势下，鲁国仍坚持周礼，以礼治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据《左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礼，见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礼乐在鲁国保存完好的盛况，大为惊叹；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其藏书之丰厚，盛赞“周礼尽在鲁”。这些都充分说明鲁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的文化地位之高。春秋末期，鲁国在礼乐器物保存、礼乐人才聚集等方面都为集大成者，成为春秋之世周礼文化的代表及中心所在。二是齐国霸业的恢宏。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主要形式。从会盟的内容看，主要是“尊天子而示信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实质是维护民族统一体。齐桓公之后，齐国霸业虽有起伏，但终春秋之世，齐国始终为东方一霸，国力强盛，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国。春秋时代，齐、鲁实际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发展者，成为各诸侯国尊崇、公认的文化“重心”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孔子为何只能产生于文化“重心”——齐鲁，而不可能诞生于其他区域。其三 ，战国之世，“重心”地位的辉煌展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诸子百家多出齐、鲁。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按《汉书·艺文志》记载为十家)中学说传之后世且有可考代表人物的主要有六家—— 儒、道、法、墨、阴阳、名家，所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旨》。就创始人看，儒家之孔子，墨家之墨翟，阴阳家之邹衍、邹奭，都是齐、鲁之人。道家、法家、名家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学派形成看，与齐的关系都至为密切。《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公（姜尚）为道家之先驱，将《管子》一书列入道家类。战国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学派，主要形成、发展于齐国稷下学宫。战国法家实际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齐法家源起管仲，秦晋法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则是稷下先生荀子培养的学生。名家学者尹文、倪说、田巴都是著名的稷下先生。除此之外，尚有兵家。先秦兵家中，齐兵家是主流。著名军事家姜太公、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都是齐人，且有兵书传世，他们的辉煌成就及军事理论后世贡献与影响极大。二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在齐国稷下。齐统治者在都城临淄设立的稷下学宫，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院和大学堂，历时长达一个半世纪，人数多至“数百千人”。各国学者会聚稷下，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述总汇的《管子》，汇聚了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稷下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影响之深远，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只有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可与之比肩。三是，儒、墨号称“显学”。据《韩非子·显学》记载，产生于齐、鲁的儒、墨两家在战国并称“显学”，它们影响最大，弟子徒属多，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儒、墨两家来看，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前者为中国人文教育之先导，后者实开中国科学技术之先河，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耸立的两座高峰。齐鲁文化的“重心”地位在秦汉大一统的形势下开启了向“圣地”转化的新阶段。秦灭六国，以法治天下，但对其影响最大的区域文化却是齐鲁文化。前期，秦始皇东巡，三至齐鲁，登泰山，访琅琊，遍游半岛，刻石勒功。他倚重齐鲁的儒生、方士，设博士七十人为其谋国事。后期，他“焚书”“坑儒”，打击的主要对象也是齐鲁的典籍和士人，这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齐鲁文化“重心”地位在秦统一后的强大影响力。汉初，产生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由齐地推向全国，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其治术多采黄老，彰显出齐鲁文化“重心”地位在汉初的延续。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学的传授和发扬，则进一步显示出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提升，以及“重心”向“圣地”的转变。战国秦汉之世，儒家经学代代传授，在齐鲁之地形成丰厚的社会根柢和人才基础。汉初废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鲁之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初著名传经大师共八位，有六位是齐鲁士人；《汉书·儒林传》立传的经学家二十六位，其中齐鲁籍的十七人。可见，汉初齐鲁之士对经学实居垄断地位。汉代经学最重师法，经学宗师多出齐鲁，所谓汉代经学昌明盛隆之时，也就是齐鲁之学为主流的时代。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汉家气象”实际上有赖于齐鲁文化的推高和光扬。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齐鲁由文化“重心”走向人文圣地的一大转折点。董仲舒为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为齐《公羊》学大师公羊寿的弟子。他既承孔学之道，又得齐学之教，正是一位在新的大一统形势下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儒家宗师。汉武帝时，儒学由诸子百家之学上升为一国独尊的官学，由此齐鲁也开启了中华人文圣地的时代。 圣地文化实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攀升日臻成熟和完善，随圣人、圣迹、圣裔的不断加封而拓展，于明清时代达于巅峰。所谓“圣”，有三方面内涵: 一是圣人。孔子于汉代封公，北魏称“圣”，唐代封王，宋代称“玄圣”“至圣”，历代加封，登峰造极。“圣人”之称延及颜回(复圣)、曾子(宗圣)、子思(述圣)、孟子(亚圣)等儒家后贤，齐鲁遂成为众多圣人的故乡。二是圣迹。孔庙被孔庙被称为“阙里至圣庙”，孔林被称为“至圣林”。邹城孟子故里也建有亚圣庙、亚圣林等。三是圣裔。孔子之嫡长子孙自汉代袭封为侯，北宋封为“衍圣公”，并建有官宅合一的孔府，称为“圣府”。孟氏、颜氏、曾氏等后裔也建有相应的圣裔府第，世世袭封，延绵不绝。圣人故里以“三圣”为中心构筑圣地标志，使齐鲁则形成了由精神到物质传承不息的辉煌的圣地气象。 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中，齐鲁进入了以孔、孟为代表，以历代中国人崇奉的“三孔”“四孟”为标志物的圣地文化时代。齐鲁在古代以“礼仪之邦”闻名，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影响力，其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秦汉以后，中国经历了数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施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鉴于在人口数量及文化发展上均处劣势，那些马上得天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多首先拜谒圣地、献祭孔子，从这里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吮吸丰富的文化营养，增强统治的文化软实力。他们往往加封孔子、大修孔庙、重用孔子后裔，以对圣人的尊崇展示对于中华主体文明的认同，为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奠定思想基础，最终使国家的文化主体统一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下。尊孔崇儒，始于大一统的汉朝。汉以儒学统治天下、维护统一、防止分裂，此后的历代王朝无不以尊孔崇圣作为维护统一的圭皋，实现对天下的教化，并以此引领知识分子、民族精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策，为维护统一作出贡献。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统治者以尊孔、读经、崇圣筑起了维护政权的精神堡垒。历代统一王朝的盛世，都是在尊孔上大做文章，巩固儒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从而达到维护统一的目的。孔子经历代统治者加封，位极尊显，师、圣结合。千百年来，海内外的中国人以朝圣的心态来到以“三孔”为代表的圣地，崇孔子，慕先贤，读其书，观其迹，想见其为人，历览千秋风云，无不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与熏陶，激发起道德自省力量，主动接受儒家优秀传统教育，使孔子的故乡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和道德灵魂的洗礼之地。孔子故乡的圣地文化发展有着优渥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基础。生长于圣人之乡、长期沐浴圣言圣教的山东人，既有精神自豪，也有道德自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质朴醇厚的人格修养，使齐鲁大地形成了特殊的道德风尚。崇德之风、重教之风、尊老之风，成为历代山东人的思想标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一文中说过:“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暨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随着西学东渐、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传统中国文化开始了近代转型。中西文化交融之下，齐鲁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学与齐鲁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的齐鲁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以沂蒙精神为主体的革命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扬。齐鲁之地以沂蒙精神的崭新风貌著称于世，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与红色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在文化上，中西交流实现了大的突破，一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踏波东来。在山东，西方传教士在登州、烟台等地登陆，并深入内陆，他们通过工商贸易、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广泛传播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改变着近代山东人传统观念和物质文化生活。随着近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保家卫国斗争中展现出了“忠义两全”的形象。甲午海战中，山东将士不屈抵抗；平壤之战中，著名将领左宝贵以身殉国；“一战”中，中国政府获得战胜国地位，首功是20万山东出国华工。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在转型，近代民族国家观念逐步形成。近代以来，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及外国资本、文化的侵入，各种与传统观念迥然有别的新事物在山东悄然滋生、成长、日益壮大，推动着山东社会文化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转型，最突出的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变。一方面，外国人强迫清政府开设通商口岸——烟台，占领青岛并修建胶济铁路，还投资设厂，开办近代金机构；另一方面，清政府开济南、潍县、周村等商埠，促进了口岸城市经济的近代化，山东的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民国之初，山东注册工厂已近千家，尤以棉纺织业、面粉工业的发展最为迅速。近代以来，由于战乱、灾荒频发，山东人传统的“闯关东”形成移民潮。清末，移民东北人口中已占大多数，其中山东移民约占80%。民国时期，山东人“闯关东”的人口仍在逐年增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住东北的山东人有近千万之多。东北的大开发，山东人居首功。 在齐鲁文化的近代转型中，山东人塑造出了忠诚担当、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吃苦耐劳等人格形象。在“还我青岛”的口号中，五四运动也将山东带入了一个新的革命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山东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王尽美、邓恩铭等知识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使中共早期组织较早地在山东建立成为历史的必然，也使山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建党战略基地之一。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之后，建立与发展山东党团组织，进一步领导了工人运动，担负起了领导山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红色基因开始在齐鲁大地上扎根发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危亡之际，山东共产党组织毅然肩负起领导山东抗战的重任，带领人民群众举行了十数次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胶东、清河、鲁西北、冀鲁豫边区、泰西、鲁西、鲁中、鲁南、滨海等基本覆盖全省的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山东共产党组织领导抗日军民顽强御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山东人的活跃在大江南北抵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中，从东北抗日牺牲少将韩家麟到喜峰口战役中殉国的赵登禹将军，从守卫北平的宋哲元到抗日儒将张自忠，从微山湖畔的铁道游击队到以地雷战闻名全国的山东民兵游击队，从台儿庄大战到山东敌后战场……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军民通过感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彰显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努力在广大农村开展识字班、冬学运动、“庄户学”等扫盲活动，并通过开办大中小学、干部学校来普及文化教育，营造了“村村办学，户户读书，抗日救国，人人争先”的新气象。同时，山东根据地创办了《大众日报》等一系列报刊，创作了《沂蒙山小调》等经典文艺作品，积极向全省民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增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山东军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留下了大量革命历史的文化遗迹和文物。沂蒙精神诞生于齐鲁大地，奠基于红色基因的传承，形成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以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内涵，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同心同向、血肉相连的关系。展现出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所具有的爱党爱国、勇于担当、甘于牺牲、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情怀。沂蒙精神的产生，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人民群众传承的齐鲁优秀文化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具体呈现。沂蒙精神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淬火历练，由党政军民共同铸就。这既体现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以人民为中心，政治上为人民谋当家，经济上为人民谋翻身，文化上为人民谋进步，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人民的利益，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命运，也反映在山东人民群众同样舍生忘死支援革命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忠诚担当的山东儿女保卫家园、踊跃参军、大力支前，涌现出渊子崖、平邑一区担架队等典型。数不尽的山东女性送子参军、送夫支前，舍生忘死救助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涌现出沂蒙六姐妹、胶东乳娘等红嫂代表。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坚持斗争、不畏牺牲，涌现出对崮山十四勇士、马石山十勇士等英雄模范群体。沂蒙精神是齐鲁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广大、传承发展。本文原载《海岱学刊》2022年第26辑（总第26辑），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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