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曾梦龙 瓦特改良蒸汽机至今的 240 多年间，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此前几千年的总和。技术和生产力从未停止前进，但许多人的财富和福祉已经多年不见增长。如今，科技领袖们将 AI 被比作新时代的 “蒸汽机”，期待再掀起一次变革，很自然也引发了关于工作和财富分配的担忧。 和瓦特一样被作为参照系的还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 6 月 5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发表演说。她提出疑问，如果亚当·斯密活在今天，会怎么看待 AI？她认为，斯密理想的经济发展是所有人受益，而非惠及少数人。AI 可能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肯定会困扰他。 作为 “发明” 了经济学的人，斯密总在转折点被人引为某种旗帜。他的《国富论》和瓦特蒸汽机在同一年出现。蒸汽机奠定了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国富论》则阐述了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是当时英美治国的重要参考。 从 “看不见的手” 到劳动分工可以提升生产力、每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努力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富足……斯密对经济运作的总结在后世演变成劳动分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人类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则。任何人的生活都深受他的影响。 也因此，当现状不甚理想，未来不再确定，人们也会回看起点。美国在 1970 年代的经济停滞、2008 年金融危机后都曾有关于斯密著作的广泛讨论和重新解释。 斯密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在今年举行了斯密诞辰 300 年系列纪念活动 [1]，以数百场研讨会和展览重看斯密的理论，审视 21 世纪的问题。 活动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称，经济体系应该帮助人类繁荣，但今天的资本主义未能通过这一基本考验。许多人的物质财富、健康和福祉都停滞不前。问题出在斯密创造的经济学，还是对他的解释？  亚当·斯密塑像。图片来自 pexels 的 Marvin Sacdalan 。 时代 沿着爱丁堡的皇家大道，向海关大楼的方向走，会看到公众捐款集资建设的亚当·斯密塑像。矗立在圣吉尔斯大教堂外的斯密，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大部分时间投入学术生活，右手不怎么显眼，被称为 “看不见的手”，放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2] 斯密 1723 年出生于苏格兰伐夫郡的柯科迪（Kirkcaldy），具体日期不详。他的父亲从事过海关监察和律师工作，但在斯密出生前 5 个月就去世了。斯密在母亲的关注中长大，母子关系异常紧密，一起生活了 60 多年。 3 岁时，斯密被一个吉普赛女人拐走。一位绅士提供了线索，斯密的母亲和巡警得以在离家几英里外的森林找到他，为世界保住了一位天才。[3] 之后，斯密的生活再没有巨大的波澜。他在 14 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当时上学、工作的正常年龄），深受道德哲学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影响。3 年后，他拿到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厌恶那里的狭隘、腐朽、昂贵。在 28 岁时，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哲学。那时，格拉斯哥大学才是新思想、新风气的发源地，瓦特也在那里开小修理店谋生，还和大学教授们讨论问题。 36 岁时，斯密出版了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64 年，41 岁的斯密辞去教职，前往法国巴黎，成为巴克卢公爵的家教，结识了伏尔泰、魁奈等人。在生命末尾，他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逝世时 67 岁。 斯密拥护君主立宪制、宗教宽容、个人自由，但对政治观点守口如瓶。他将一生献给学术，生活平淡无奇。《亚当·斯密传》的作者杰西·诺曼说斯密日常是出了名的迷糊，有一次他过于专注于跟人说话，掉进了一个制革坑里。“他终生未婚，也没有孩子。就我们所知，他没有隐秘的情史，没有隐蔽的恶习，大学时没有胡闹过，没犯过成年人的小过失：斯密的生活简直是一片毫无特色的撒哈拉沙漠，没有任何可八卦的东西。” [4] 但斯密赶上了风起云涌的时代。1707 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苏格兰此后告别封建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迈入斯密所说的 “商业社会”。他认为，“通过与英格兰的结合，苏格兰中等阶级和较低阶级的人民得以完全摆脱一直压迫他们的贵族”。仅 1759—1775 年，在苏格兰港口清关的船舶吨位翻了一番。从贫穷到富裕，苏格兰的巨变类似于 20 世纪的 “亚洲四小龙”。 斯密成长的柯科迪是港口城市，离这不远的制钉厂被认为启发了他的 “劳动分工论”；长期生活的格拉斯哥则在 1730-1740 年代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烟草港口。他见证了贸易和工厂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水手、鱼商、制钉匠、走私者、海关官员……这些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出现在了《国富论》里，成为他总结出 “商业社会”、预见经济现代性的灵感。有了商业社会，才有了后来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苏格兰还掀起了启蒙运动，斯密及他的老师哈奇森、挚友休谟（David Hume）都是代表思想家。在英国，斯密参与的 “俱乐部” 群星闪耀，成员有约翰逊（Samuel Johnson）、柏克（Edmund Burke）、吉本（Edward Gibbon）等。天才创造者们互相激发，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5]。 此前，人们更多觉得世界如何运作是神来决定，斯密把个体价值和经济运作、社会和国家兴亡关联在了一起。他一生探索 “人的科学”，观察人与人的互动、研究最广义的人类行为，涉足法律、历史、文学、经济学、伦理学等。 1776 年是历史上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斯密出版了《国富论》；瓦特蒸汽机制造成功并应用于实际生产；北美洲 13 个英属殖民地宣布从英国独立，建立美国。 斯密于 1790 年 7 月 17 日去世，之前让遗嘱执行人烧掉他几乎所有手稿，所以他留给世人的公开出版作品，只有两本书。它们构成了他简朴的墓志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 斯密的朋友、首部斯密传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称，“斯密似乎希望除了他的作品可以作为他天才的永恒的纪念碑。除去他堪称典范的私人生活，不给传记作者留下任何材料”。 市场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简写。这本书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第一次把市场置于经济学的中心位置，讨论的主题、运用的方法，甚至各种论题的论述顺序，都在现代经济学中重现。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到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再到今天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都发源于这本书。  《国富论》，1819 年英文版。图片来源：abebooks 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总监埃蒙·巴特勒觉得 [6]，“《国富论》最明显的主题思想是商业监管毫无道理，并且效果适得其反”。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国家财富是国库中储藏的金银数量，所以政府要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以积累财富。斯密反对这种看法，认为国家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是其不断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这正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概念——GDP。 斯密以制针厂为例，提出劳动分工的价值：一个人做大头针，一天只能做 20 根，而 10 个人分工做，一天可以生产 48000 枚。巴特勒认为这是《国富论》的另一个中心思想，“生产能力取决于劳动分工以及资本积累，并且有积累才可能有分工。如果人们想要积累资本，他们必须确信自己的资本很安全，不会被窃取”。 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促进所有人的收入增长，降低了商品价格，让穷人也买得起之前不能高攀的商品。而且，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分工不仅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这是斯密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补贴、垄断和关税壁垒等。他写过葡萄酒的例子： “通过建造玻璃房和温室，苏格兰可以种植上乘葡萄，也可以酿造出上等葡萄酒，但成本却是从国外进口的至少同样品质佳酿的 30 倍。仅仅为了鼓励苏格兰生产波尔多和勃艮第那样的红酒就禁止进口所有外国葡萄酒，这样的法律合理吗？” 斯密最有名的比喻是 “看不见的手”，被看作是对 “市场经济能够自动调节，政府最好不要随便干预” 的形象说明。曾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家店关门停业，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被他妈的看不见的手甩了一耳光。”[7] 事实上，“看不见的手” 只在《国富论》中出现过一次： “当人们选择支持国内工业而不是国外工业，他们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促进工业向最有价值的方向发展，他们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形，与许多其他情况一样，个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无形中推动了一个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的目标的达成。……当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往往比他们直接追求公共利益时更能促进社会的利益。” 虽然只出现一次，但 “看不见的手” 这一概念贯穿《国富论》，强调如果像正义这样的基本规则得到遵守，个人自利的行为就会在无意间打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制度，这对任何人都有利。比如斯密另一段揭示 “私利是公共利益的驱动者” 的格言： “我们能吃上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好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求诸他人的人性关怀，而是求诸他人的自利心。”  格拉斯哥大学。图片来自：wiki 道德 《国富论》中的 “私利” 和《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的 “同情” 乍看有明显的冲突，甚至形成 “两个斯密” 讨论。但至少在斯密那里，两者并不矛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在阐释其内在一致。 比如巴特勒认为，斯密所称的 “自爱” 或 “私利” 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 “贪婪” 或 “自私”，他讲的是这两个词在 18 世纪的意义：不是某种令人不快的损人利己的愿望，而只是对自己利益完全正当合理的关心。我们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会捎带惠及他人，而我们避免伤害他人是为了避免因他人的蔑视所带来的痛苦。 通俗地说，在斯密的时代，追求美德是普遍共识，几乎没有人敢于宣称完全自私、表现出眼里只有钱的姿态。就像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开篇所言： “人，无论被认为有多么的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还存在某些秉性，使他关心别人的际遇，视他人之幸福为自己之必需，尽管除了目睹别人之幸福所感到的愉悦之外他一无所获。……那些无视社会法则、冥顽不化的十恶不赦之徒，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情感。” 人皆有同情之心，但每个人的 “私利” 都不相同。斯密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财富并非他的唯一追求，他也从未变得富有。另一方面，我们在同情他人时，实际上也在寻求别人的同情，我们渴望名声、受人尊敬，渴望被称赞为一个好人。我们有同情之心，能理解他人的处境，也希望别人理解与肯定我们。这与寻求私利达到公共利益的观点并不矛盾。若追求 “私利” 中隐含着希望别人尊敬、认同自己的目的，那么这种 “私利” 中一定蕴含着善待他人的观念。[8]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还有一个 “公正的旁观者” 的假说： “当我们总是如此之深地抱有关心自己比关心他人为重的私心时，又是什么东西能在所有的情况之下，在总是以邪压正的许多时候，使我们为他人之大利而牺牲一己之小利呢？……这就是理智、天性、良心、胸中居民、内心之人、我们行动的伟大法官和仲裁人。……我们只是从他那里才弄明白：我们自己，以及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东西，真的很渺小；自恋情结自然发出的误导是可以被这位公正的旁观者雪亮的眼睛所矫正的。” 简单地说，每个人有一个内在自我。你在做，他在看，然后他有时会对你说：“你做了错事，那样做不对。” 有些人内心 “公正的旁观者” 非常弱小，良心从不报警，很难坦诚自身的过错，总在事情出错时怪罪他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存在道德上的问题。[9] 当我们关心他人时，我们知道 “公正的旁观者” 会称赞，我们也从中得到快乐。慢慢地，我们形成一套行为标准，促成好的社会秩序。 斯密相信，个人利益得失的最佳裁决者是个人，而不是任何政治条例或立法者。人们应该自己来判断他们需要什么，政府不应强加意志于人民。 诺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觉得，“通常，人们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一个抽象的 '经济人’，只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他认为，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别人……如果我们愿意有保留地接受斯密有关人性的即使不全是真理至少也大部分正确的观点，意识到他的思想比通常认为的有更宽宏的基础，这会使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观点更加强大，结论也更具说服力”。[10] 符号 当一种思想成为经典，注定会遭遇不同阐释。这些阐释也成为斯密理论丰富性和影响力的来源。在不同时代，每当有人觉得现实世界偏离他们心中的理想轨道运行时，都会搬出斯密，将其解释成符合自己需要的形象。 《国富论》出版不久，时任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就是其读者，并有机会与斯密讨论，后来在立法中贯彻其思想。比如，皮特在 1786 年与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取消关税，为双方开辟新的市场；1787 年，皮特扫除了当时应向 103 个不同政府账户支付的复杂关税，设立统一基金。 斯密和皮特曾多次见面。一次斯密到场较晚，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迎接他。“请坐，先生们。” 斯密说。而皮特回答说，“不，我们会一直站着，直到您先坐下，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11]  英国 2007 年开始发行的 20 英镑纸币，印有亚当·斯密肖像，和他通过制针厂论述劳动分工的插图。图片来源：numista 在英国的大西洋彼岸，斯密经历了被 “美国化” 的过程。哈佛大学的刘荣耀（Glory M. Liu）在新书中还原了这位苏格兰哲学家成为美国资本主义象征的历史。[12] 早期，美国建国者们对斯密 “各取所需”，他的思想成为国家建构的来源，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借鉴斯密的经济逻辑反对重农主义，鼓励制造业发展。到了 19 世纪，出于论证政治和经济合法性的诉求，美国南方的自由贸易捍卫者将斯密塑造成 “经济学之父”、“支持自由贸易” 的权威。随着教育改革，斯密的思想融入美国人的观念和行动。[13] 20 世纪以后，在主张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塑造下，斯密成为一个普遍而有力的符号：只有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才能保证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 1976 年，《国富论》出版 200 周年时，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写了文章《亚当·斯密与今天的相关性》[14]，以斯密来反对当时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 弗里德曼认为两个时代高度相关：斯密觉得他所处的社会被 “过度治理”，所以他反对国家干预；而当时的美国同样被政府干预所拖累，缺少自由，经济发展停滞。他将 “看不见的手” 简化为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只有自由市场，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 当时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人，都会援引他为自己背书。在英国推动经济改革、打破国企垄断的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苏格兰人早在我之前就发明了撒切尔主义”。同期是美国的里根时代，保守派戴着印有斯密肖像的领带庆祝他们的政治胜利。《纽约时报》 1982 年一篇报道 [15] 称，当时一家店售出约 1 万条斯密领带。  弗里德曼佩戴着亚当·斯密领带。图片来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符号化也意味着简化。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人把矛头指向斯密，或者，重新解释斯密。拿过诺奖的左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斯密没有把社会运行的一切交给市场机制，“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而且他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除非消除它们，否则市场经济便是不成功的）”。[16] 当经济不行了，人们往往期望 “右” 一点，给企业家更多施展空间；当贫富差距过大，人们通常期望 “左” 一点，鼓励更平均地分配。具体到对斯密的解释，就在于偏重《国富论》还是《道德情操论》。 2008 年之后，人们对《道德情操论》的重新发掘，打破了 “芝加哥学派版本斯密” 的形象。这时，英国工党的前首相戈登·布朗、美国民主党的前总统奥巴马也会援引斯密，但强调的是他关心穷人、支持有限政府干预的那一面。他又成为另一派的旗帜。 斯密在世时，“资本主义” 这个词还没出现。他去世两年后，法国大革命才爆发——这是 “左翼” 和 “右翼” 概念的源头。斯密并非极端派，所以左右都可以找到有利自己的论据。就像弗里德曼的老师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对《国富论》的评价：“在那本无所不包的书中，人们能想到的每一种学说都能在其中找到痕迹。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能够引用或者故意不引用《国富论》来支持他的论题，那他一定有很特殊的理论。” 维纳的看法表明，后人即使不赞同斯密，也几乎无法绕开他。他在 200 多年前奠定的思想至今影响世界。GDP 和劳动分工是现代经济的共识；疫情期间被认为已经终结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人们不断争论市场失灵该如何处理、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有限干预的边界在哪里，但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经济体否定市场在经济运作中的核心作用。 未来 《国富论》出版时，中国正处乾隆盛世，中英还有半个世纪才会爆发军事冲突。斯密在书中批评当时中国的政府重视农业，不重视工业和贸易，所以虽然富有，但已停滞。他觉得这个市场拥有无限可能。而这个判断也在过去几十年里被验证 [17]。 “中国的国内市场的面积，几乎相当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面积。它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足够支持国家很大的制造业发展，并且其分工程度很高。如果广阔的国内市场再加上广阔的国外市场的话，这种大范围的国外贸易一定能够极大地促进中国制造品的增加，从而促进制造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国经营大部分的这种国外贸易时，其结果更为可观。中国人经过多次的航行之后，就一定会掌握使用和制造外国机械的技术，并且能够很快地掌握世界各国的技术和产业改良方式。” 政治学者唐世平此前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回到亚当·斯密。不幸的是，亚当·斯密 1776 年就出版了他的书，而邓小平先生也只能在 1978 年才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18] 清朝帝制覆灭前 9 年，启蒙思想家严复首次翻译了《国富论》，取名《原富》，但对中国的影响只停留在观念层面。民国时期，孱弱的市场经济曾获得短暂的发展机会，有所谓的 “黄金十年”（1927—1937 年），但随后抗战爆发 ，经济发展再停滞。  《国富论》首个中译本，严复译，1902 年版。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肯定——从没有市场经济，到市场对资源配置 “起辅助性作用”，到 “起基础性作用”，再到现在的 “起决定性作用”。 按照斯密的理想，如果每个人都能为提高生产力作出贡献，“穷人” 就能改善生活，向上流动。这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实现。也只有在市场经济中，“资本” 参与分配具有正当性，产权受到政府保护，民营企业才会有信心。 曾经全球主要经济体都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良方，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实现了物质繁荣。但新的发展阶段有新的问题——企业在无限自由下无限增长，同样可以扭曲竞争环境；原有道德指针失灵，人们对什么是新标准尚无共识，甚至因此激烈冲突。 新一代人对于公平和幸福也有新的要求。2008 年之后，更多人开始怀疑钟摆是不是在一边停留了太久，开始怀疑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有市场经济之外的选择。 斯密不可能给出直接的答案。他可能无法想象，今天的物质世界有多么丰富，而道德世界又有多大的改变。但他对未来的警示在当下依然适用。 “没有社会可以保持繁荣与快乐，如果它的大部分成员都过得贫困而可悲。” ——《国富论》 “正义是支撑人类社会这座宏伟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失去了它，那人类社会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道德情操论》 题图肖像画来源：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The Muir Portrait” (Unknown artist, c. 1800) 参考资料： [1] 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诞辰 300 周年纪念 https://www./explore/adamsmith300/ [2][11]《亚当·斯密传》，杰西·诺曼 著，李烨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 年 2 月版。 [3] 《亚当·斯密传》，约翰·雷 著，胡企林、陈应年 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12 月版。 [4]《亚当·斯密会如何修复资本主义》，《金融时报》，2018 年 7 月 5 日。 https://www./story/001078333?archive [5]《重返昨日世界：从塞缪尔·约翰逊到亚当·斯密， 一群塑造时代的人》，利奥·达姆罗施 著，叶丽贤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页 2022 年 6 月版。 [6]《亞當‧斯密思想解讀》，埃蒙·巴特勒 著，趙根宗 译，商務印書館（香港） 2014 年 3 月版。 [7]耶鲁大学公开课之资本主义的成功、危机和改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q4y1L7AP/ [8][9]耶鲁大学公开课之亚当·斯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h411175U/ [10]《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 著，罗君丽、茹玉骢 译，格致出版社 2014 年 9 月版。 [12] Adam Smith’s America: How a Scottish Philosopher Became an Ic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Glory M. Liu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11 月版。 [13]亚当·斯密 300 年︱他曾经是谁？他在美国变成了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372937 [14]Adam Smith's Relevance for Today https://www./stable/40719503 [15]Neckties with an economics lesson https://www./1982/07/07/us/neckties-with-an-economics-lesson.html [16]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https://www./articles/2009/03/26/capitalism-beyond-the-crisis/ [17]复旦大学经济思想史之亚当·斯密与中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M411n7Ao?p=2 [18]学者唐世平：自信和骄傲的时候，我们如何清醒地认识世界对我们的评价？ https://www.sohu.com/a/226150698_139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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