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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黄强一行百余人，从府城出发，开始了穿越黎区之行。整个行程20天，经黄竹、南闾、屯昌至岭门，从岭门进入黎区，过营根、加钗、红毛抵达五指山下的水满，然后从南圣、保亭至陵水，从陵水新村港乘汽船到达文昌清澜港，次日乘汽车返回海口。与黄强一同考察的还有法国神甫萨维纳。10月24日，法国人萨维纳在日记里写到：“登九曲山是很费力的，有九个拐弯或九次迂回。为了不让脚夫劳累，我步行。在山顶上走，一路风景如画，到处是悬崖峭壁，陵水河就发源于这些悬崖峭壁中。这条路海拔1200米，通往七指岭前面的陵水河谷。其壮丽的景观让全世界的人都会发出尖声赞叹。”11月初，走读海南团队集结，准备前往九曲岭进行穿越，考察九曲岭古道和周边一带的历史遗存，本次旅途暂命名为“重走黄强和萨维纳之路”。2019年3月走读海南团队曾开展“重走香便文之路”活动，重走了什寒到黎班老村的一段古道；2019-2020年，走读海南团队又开展了几期“重走史图博之路”活动，考察了那大、南丰、乐东、昌江南尧河、白沙高峰村一带。通过重走前人书里记载的海南风土人情，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宝岛海南。 
清代以来，有不少中外探险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试图深入到海南岛中部腹地，甚至穿越海南岛，留下了不少资料。清末至民国时期来琼并进入黎区且有论著流传于世的的欧美学者按时间顺序主要有英国的史温侯（1868）、美国的阿林顿（1880）、美国的香便文（1880-1882）、丹麦的冶基善（1881）、美国的纪路文（1885）、英国的约翰·怀特黑德（1899）、美国的玛格丽特·莫宁格（1915-1942）、美国的克利福德·蒲柏（1922）、美国的莫古礼（1922）、英国的马尔科姆·史密斯（1923）、法国的萨维纳（1925-1928）、德国的史图博（1931、1932）、美国的伦纳德·克拉克（1937）、美国的尼克尔·史密斯（1937）等等。其中法国人萨维纳于 1925年-1928年在海南以及黎区进行了4年的考察后，于1928年12月发表了长篇论文《海南岛志》，次年该论文作为《河内陆理学会丛书》第17册正式出版。该书由海南岛概览、穿越黎区日志和黎语—法语对照词汇表三部分组成，书中还拍摄了12张照片以及作者手绘的当时的海南岛地图。该书对海南岛的介绍以及黎族地区的风土人情的描述都是实地调查，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民国时期海南岛地理人文的珍贵记录。
集结完毕后，走读海南一行人员从海口出发，先到五指山市水满乡考察五指山和古道，然后到南圣镇考察和王昭夷有关的志玛学校、别墅、文化市等遗存，接着到南圣镇什泉村露营过夜。
次日一早，我们开始从什泉村出发，穿越九曲岭古道到达保亭县保城镇七仙岭脚下。登山开始的路颇为轻松，顺着古道蜿蜒攀高。随着越往上，各种灌木、刺藤、树木逐渐占据了道路，穿行需谨慎，否则极有可能坠入左侧的悬崖。可以听到悬崖下方的潺潺流水，实际上萨维纳记载的九曲岭峭壁中陵水河是现在的保亭河，保亭河是陵水河的主要支流之一。黄强在《五指山问黎记》里描述九曲岭：“层峦叠嶂，几疑无路。山名九曲，升降迂回，曲尽其状。山上林深菁密，仰不见天，往多杂树，鸟巢其间……”在登九曲岭过程中我们确实体会到了一样的画面，本次重走活动十分生动。
经过多次环山而上，或许真的有九道弯，临近山顶时，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条道路往上了。想必当年萨维纳一行也没有登顶，他们也只是沿着古道穿行九曲岭前往保亭吧，登山赏景肯定不是他们的目的。于是我们开始下山。下山的路稍微轻松些，但是距离比上山长一点，原因是保亭海拔比什泉村低。下山过程中，我们见到了黄强记录的“左边的七仙岭”，这样我们就穿行到了保亭，保亭河时而在我们眼前流过，颇为温婉。
翻越九曲岭前夜，我们在九曲岭山脚下什泉村露营，在漫天星空下聊起一段段发生在陵水河畔的往事……
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欧美学者能够在五指山腹地进行考察，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十字路”的开辟。最先提出修建“十”字路的人应该是文昌进士韩俊。明朝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韩俊向朝廷上《治黎疏》，系统阐述了他的治黎方略，其中，首次明确提出“开辟五指山十字道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琼山进士吴会期在给朝廷的“治黎”奏议中，再次提出“开通十字大路于期间”。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博访附黎居惯行黎村人士”的海瑞在乡试中以一篇《治黎策》得中举人。在这篇策论中，海瑞提出要在五指山地区建“十”字大道，只有通过便利的交通加强民族交往，改善黎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朝廷已久的“黎乱”难题。后来，海瑞又向朝廷呈上了《平黎疏》及《上兵部条议七事》，再次阐述了他的主张。其中，在《上兵部条议七事》中，海瑞详细绘就了“十”字路的规划蓝图，即开建从南北走向的府治到崖州和东西走向的万州至昌化两条道路，两条道路在中部五指山交叉，构成“十”字路。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朝廷日益腐败无能，各地百姓难忍苛捐杂税，太平峒什密（今琼中和平镇长沙村一带）黎族首领陈忠明、陈忠清率众起义，攻入定安南闾、仙沟、雷鸣及澄迈新吴等地。两广总督张之洞派遣钦廉提督冯子材率兵来琼。平乱后，冯子材率兵从定安县城出发，设行辕于岭门，派其儿子冯相华带领萃字中路军由岭门进驻十万峒牛栏坪（今琼中长征镇牛栏平村）。平乱后，冯子材提出“据其心腹，通其险阻，令其响化”的“治黎”方针，制定了《抚黎章程十二条》，在岭门市设置“抚黎分局”，并依照前明以来海瑞等人在黎区开通“十字路”的设想，带领官兵、民夫，开通了北起岭门，经蚺蛇峒、十万峒、牛栏坪、喃唠峒，越过五指山南，至水满峒（今五指山市水满乡）的大道。1887年夏，原规划的12条井字型大道全部开通，各州县也陆续开通22条通往黎区的小路。这些道路基本奠定了海南近代交通的基础格局。
位于水满乡五指山一峰西侧雅宾坡的“仙掌云开”石刻，记录了清朝时期开路的艰难 其中九曲岭古道就是黎区12条井字型大道中的一段，是志玛（南圣镇）到宝停营（保城镇）中的主干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条古道还经常用于当地人往返于南圣和保亭。随着各种公路的建成，九曲岭古道逐步荒废，现在穿越这条的古道的人已经很少了。不少岛内户外爱好者对于穿越九曲岭古道也是望而却步，我们能够穿越九曲岭古道有靠着当地两位苗族向导的功劳。
从南圣穿过九曲岭古道就到了七仙岭脚下，我们来到一个叫什聘的村子，保亭河从九曲岭发源后流经这里。
冯子材当年修“十字路”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当地人民的大力帮助，其中有一位来自陵水县七弓峒什聘村（现属保亭县）的黎族头家王老达对修路热情极高，他认为路修好了，黎族人民和外界的交流就便利了，大家的生活就能越过越好，于是他每天带领黎族人民和冯子材的官兵们一起开辟道路，后来冯子材把这位王老达提拔为七弓峒的“总管”，也就是黎族头人。清代黎区首领，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者为哨官。父死子代，世代相传，无子，妻及弟代之。冯子材的工作虽是军务，但他很重视对黎族人的教化作用，制定《抚黎章程十二条》，提倡在中部山区为黎族人开设义学，冯子材督办全琼军务“抚黎”期间，在海南黎族地区办起了学校。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维昌（又名王义，1870-1917，王老达之子）依靠黎族群众的资助，赴广州美国传教士办的基督教会学校读书，接受西方思想教育。学成之后，带随从加入陈炯明部。1903年，两广总督官员岑春煊为黎族人设学额两名，录取陵水县黎族生员二人，即王义（王维昌）和黄云珍，是史上仅有的两个黎族秀才。据陈献荣《琼崖》记道：“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时岑春煊督粤，曾为黎人特设学额两名，取入黎族生员两人，二名王义（按又名王维昌），一名黄云珍，皆系陵水县黎峒（按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后王义任陵水陵属团总长，黄云珍任黎地学务委员会会长。”王维昌任保亭营抚黎局世袭团总管，辖13弓峒（弓峒相当于乡），其势力涉及今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个县，是琼东南著名的黎族头人。王维昌对外地在保亭地区的商贸严加管理，提倡学习汉族文化，大力发展黎族教育事业，他在黎族辖地采用汉姓，组织群众抽签分姓。
王维昌受过教育，知道读书能进步的道理，他在黎区广办学堂，光绪三十一年，他和黎族人左有文等人，在陵水县宝停营道隆村创办宝停小学，据说这是五指山区黎族人自筹资金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学校。1908年，王维昌、王勋和陵水县黎亭峒黄国仁、大艾峒主马大阮、花丛峒主谭家昌等人，在陵水县城张拱的庄馆创办同仁学堂。陵保地区的黎族民主革命志士黄振士、黄家连、黄其祥、王世清、郑家齐、李茂昌等，少年时均在这所学堂读过书；保亭黎族上层人物王昭夷、国民党保亭县副县长王信飞等，也曾在这所学堂读过书。后来王维昌一家从什聘村搬到志玛墟（《广东图说》载“指妈弓，城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即今五指山市南圣镇，旧称志玛，指妈的谐音，后曾改成文化市）居住后，1915年在志玛墟办起志玛学校，免费招收黎族学生40多名入学，随后学校被烧毁，王昭夷遂将学校迁至南圣新村重办。
志玛学校前期遗址位于南圣镇南圣镇中心学校内
王维昌可谓是黎族人士中办学校最多的人士。他还慷慨出资保送黎家青少年上陵水县城的同仁学堂读书。王维昌大力兴学的做法深得民心，受到黎胞广泛赞誉，使得他和儿子王昭夷在黎族同胞中具有极大的威望与号召力。1898年（主流说法是1904年，根据黄强和萨维纳在笔记中记录1928年时王昭夷30岁推断王昭夷出生于1898年）王维昌喜得一子，取名为王昭夷。年少的王昭夷也被送到同仁学堂接受启蒙教育，1916年转到美国人办的嘉积基督教会觉民小学求学。1917年时，王维昌被人杀害，其弟王礼（又名王维兴，或云为王义堂弟）承继其职位，尔后也被人杀害。王昭夷闻悉噩耗，返家祭父后，忍痛饮恨，继续求学，转读于基督教会在海南首府府城创办的华美中学。毕业后，王昭夷承袭其父团总管之职，统领其父遗下的黎族武装，成为琼东南黎峒一方之酋。1923年王昭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杀父仇人，将两名杀父仇人的头颅砍下，高悬于木棉树上示众。大仇得报后，他在1923年就渡海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于1925年返琼深入各个黎区作社会考察，并写出了一部《琼崖各属黎区调查》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民初黎族社会最权威、最珍贵的史料。《琼崖各属黎区调查》是最早由黎人自己编写的带着民族学色彩的社会调查。调查表的设计包括黎人之种别及所在地、语言之区别及沿革、各区之出产若干种、私塾及学校之统计数、某处应设市镇及距离县城里数，以及备考部分。王昭夷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他统治的东区陵水、保亭，以及五指山中部，“至感恩、昌江之路线，曲折不便前去”。也就是说没有涉及五指山的西部一带。
随后王昭夷带家人迁居南圣新村（今南圣镇南圣村），扩展家业，发展家庭经济，兴办教育事业。王昭夷在南圣村一个小山丘上营建庄园式楼房，是南圣第一栋楼房。山丘高约10多米，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50米。他请来外地技术工和建筑工，在山顶平宽的中央地建1幢长方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层中间为客厅，两旁为厢房，楼房东北处建两间砖瓦小平房，为厨房和储物室。山丘下建1座小碉堡，供家兵居住，另建多间茅草房供砍木工、佣人吃住及饲养马、家畜、家禽及宠物等。该楼房在黎族地区几乎都居住茅草房的当时，显得气派非凡，风光无比。
1928年，萨维纳、黄强一行和王昭夷在南圣新村会面，并在王昭夷家的别墅住了一夜。萨维纳记载：“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美国新教牧师以前在府城时的学生，会说英语。他有两个妻子（郑天香和吴觉群），也都是基督教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脖子上和手腕上佩戴护身符。”黄强记载：“昭夷年仅三十，前在嘉积美国教会学校毕业，曾充琼崖行政会公署科员。至家，出其家人相见，妇女皆剪发……楼凡二层，俨然大宅，仅耗七百金而已。若在府城，恐万金不办……屋侧有鸽巢，饲鸽无数。鸡鸭鹅亦伙。马两匹，不加羁绊。屋前旷地曝谷，禽鸟飞集，踞地大嚼，卒以人少事繁，未遑过问。屋内满挂玉蜀黍，夜间鼠辈啮黍，剥啄如下雨，主人亦漫置之。如此自由，殆为禽兽极乐世界。黎境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泽及异类，岂偶然哉？”在萨维纳和黄强的记录中我们得以知悉王昭夷当年在南圣拥有极为丰富的物质生活。
王昭夷在自家楼房的南面挖3口大鱼塘养鱼，在鱼塘堤坝上种植多种水果和花卉，开创在黎族地区养殖淡水鱼的先例。他还办起动物养殖场，将种种热带野味畜禽家养化，养有鹿、黄猄、猴子、狐狸、南蛇、龟、鳖等，除供观赏、食用外，也出售。1936年，王昭夷从崖县藤桥乡一文昌华侨处买180株橡胶移回南圣种植，成为海南黎族中首创种植橡胶者。他引进珠江三角洲的农桑经验，在塘堤种植果树，海南的火鸡（也称番鸡）也是他从大陆引进的……
王昭信（1918～1951）是王昭夷的堂弟，亦出生于黎族首人家庭。少年时代在琼海县嘉积觉民小学读书，后被选送到广东省立仁付师范学校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师范学校被迫迁址。王昭信弃学回家，一直跟随王昭夷。王昭英是王昭信胞姐、王昭夷堂妹，曾在广东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广州沦陷后，王昭英回到海南，后在地下党员林泉任教的陵水中学就读。在林泉的启发引导下，逐步接受新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于1940年7月派林泉进入保亭县龙则村，住到王昭英家中，以此为立足点，开展地下活动，为开辟保亭新区打开了局面。1940年冬，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陵水县雷打坡村建立交通站，开展抗日活动，王昭英参与了该交通站的建立工作。平时王昭英掩护林泉，并跟随林泉奔走陵保地区，进行抗日救国活动。革命斗争活动使二人彼此了解、倾慕，1941年2月，经中共乐万县委批准，二人结成伴侣。1942年7月，乐万县委派特派员徐清州到保城镇龙则村王昭英家召开会议，成立保亭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陵保区临时工作委员会，隶属乐万县委领导。王昭英在解放后任原自治州妇联主任。陵水河有一支流发源于俄隆岭，流经陵水的大里、吊罗山、小妹水库、黎盆村，然后在合口村与主流汇合，往东南方向大约5公里流经坡村。
吴中育、吴觉群两兄妹出生于黎亭峒坡村的峒主家庭，两兄妹都在陵城镇县立小学毕业。吴觉群生于1908年，先到陵城读县立小学，后到海口就读基督教会办的匹瑾女子中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中学毕业后回陵城当陵水县立女子小学第二任校长，是第一位任校长的黎族女青年。1927年夏天，经中共陵水县委领导干部陈哲夫介绍，时任陵水县妇女协会委员吴觉群嫁给王昭夷为妾，人称“二嫂”。婚后吴觉群练得一手好枪法，可以左右手同时持手枪射击，且枪法极准。
黄振士，1895年出生在坡村，他的祖父黄宗贵是黎族峒主。黄振士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8岁时进入陵水县同仁学堂读书。1915年，广东国民政府颁发公文，要求每县选送3名少数民族学童免费进入省级师范读书。黄振士被选中，于1916年秋到琼崖当时的最高学府琼崖中学（今琼台师范学院）读书。1919年秋，黄振士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后转到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文学院深造。他与徐成章、杨善集、洪剑雄、周士第等人组织琼崖少年同志会，出版会刊《新琼崖评论》，并任第四期校对主任。1924年春，经洪剑雄介绍，黄振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黎族第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受党组织指派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1月，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振士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返琼。随后被派回陵水县任中国国民党陵水县执行委员会主任，后任党部书记长。2月，他与陈贵清等人创建陵水县第一个中共党小组，任小组长。在陵水县中共党小组领导下，陵水县的工会、农会、妇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先后成立。同年9月，陵水县农民训练所成立，黄振士任政治教员。
陵水河是一条寂静的河，它总是那样默默无闻地流淌着，它流经坡村，到达陵水县城——陵城，流入大海。黄振士、王昭夷、王昭信、王昭英、吴中育、吴觉群等出生在陵水县黎族峒主家庭，是当时黎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将在陵水河畔书写一副壮丽的叙事诗。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刮到海南岛，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琼崖大地。陵水国民党县长邱海云和民团团长曾三省，频繁纠集地方民团，准备镇压革命。1927年4月25日，根据琼崖地委关于“避免大屠杀，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黄振士率领陵水县党组织党员和农训所学员100多人撤到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陵水县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6月10日，他参加在乐会县第四区宝墩村召开的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汇报陵水县革命形势和农军建立情况。7月初，中共陵水县党员代表大会在坡村召开，宣布成立中共陵水县委，他当选为县委书记，他是中国第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的少数民族干部。陵水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10多个黎峒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可是当时自愿参加农民自卫军的只有一支，就是黄振士发动叔父黄国义携带九支钢枪，十四文火药枪和二十多人参加农军，其余的都看着王昭夷一个拥兵自重的黎族首领。此前，农会曾多次和王昭夷接触，希望他参加农民自卫军，但他没有给出答案。为了说服王昭夷，壮大陵水的革命力量，琼崖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垂斌只身一人上七弓峒，以华美中学学长和王昭夷妹夫的身份会晤王昭夷，向他阐述革命道理。经过彻夜长谈，最终王昭夷同意加入农民自卫军，随后其他黎峒武装也参加农民自卫军。不久后，陵水河流域一带的王昭夷、吴中育、黄传仁、符家元等50多名峒主先后带领武装队伍加入革命行列，陵水的农民武装发展到七八百人。1927年5月中旬，一支由700多人组成的“陵水县农民自卫军”在坡村宣布成立，王昭夷任总指挥，吴中育任副指挥，党代表黄振士。
1927年7月11日，王昭夷率领700多名农民自卫军第一次攻打陵城。城内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和一个保安团装备精良，农民自卫军久攻不下，被迫撤回坡村。1927年7月17日，得知驻守陵城的国民党正规军调往万宁县驻防，县城内只有保安队和民团300多人，黄振士、王昭夷等当即决定再次攻打县城。王昭夷率领农民自卫军，兵分三路，再次进攻陵城。18日拂晓，农民自卫军发起总攻，扑近城墙的突击队搭起人梯，登城而入，主力趁势冲杀入城。在1000多名手持鱼叉、扁担、锄头的农民配合下，兵分三路发动总攻击，一路堵截北门和东门，防敌逃窜;主力部队从南门、西门夹攻;预备队隐蔽在陵城西南面接应。经过2小时激战，300余敌人由东门仓皇溃逃。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占领陵城。21日，中共陵水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陵水县人民政府，琼崖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中共琼崖特委军政干部欧赤任县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陵水县委书记黄振土及王昭夷等任委员。1927年7月25日，国民党县长邱海云和民团团长曾三省纠集民团1000多人，在国民党正规军300多人的配合下，进行反扑。在中共陵水县委的领导下，王昭夷指挥农民自卫军奋起迎击，据城坚守终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主动撤出陵城，重返坡村。1927年9月，根据琼崖特委指示，陵水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琼崖讨逆军第八路军，王昭夷任总指挥，黄振士为党代表。11月25日，为配合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南下，王昭夷率领讨逆军1000多人，在陵城附近群众配合下，第三次攻打陵城。出乎意料的是，陵水西头城门敞开着，城门内外没灯没火静悄悄一片，连站岗的人也没有。原来，因暗探告密，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了消息，自知无法抵抗，国民党县长邱海云弃城而逃。讨逆军顺利进占陵水县城。中共琼崖特委对这次攻打陵水十分重视，派遣东路军总指挥徐成章率东路工农革命军和一批党政干部前往陵水驰援，许邦鸿、陈垂斌、王业熹等随军到陵水指导工作。下午，徐成章率部300多人，兼程赶到陵城，稳定和发展了陵水局势。1927年12月初，中共陵水县委改选，许邦鸿任县委书记，黄振士任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2月16日，陵水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陵城召开，宣布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选举王业熹为主席，黄振士、许邦鸿、王昭夷等10人为委员，吴中育为军事科负责人，琼崖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了，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财粮科、土地科、文化科、军事科，还成立了陵水海上县赤卫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建立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也是全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族人民参加创建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开创了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先例，为琼崖革命斗争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陵水县苏维埃从1927年12月16日到1928年6月18日，坚持斗争长达半年之久。1928年6月，国民党蔡廷锴部刘占雄团围剿陵水县苏维埃驻地彭谷园村，县党政领导和红军工农军战士312人壮烈牺牲。
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黄振士和王昭夷当选为委员，加上苏维埃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三七减租，开展土地革命，颁布土地革命条例，在全县掀起分配土地热潮，虽然黎族头人与土地的关系和汉族地主豪绅不一样，但王昭夷隐隐感到一种威胁。1928年2月，在万宁县分界市发动的暴动，红军、农民自卫军伤亡惨重，总指挥徐成章阵亡，红军被迫向陵水、崖县撤退。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组织攻崖指挥部，指定王昭夷为指挥，谢育才为参谋长。但是王昭夷对在工农革命军作战失利后被委为攻崖指挥内心抵触，同时对东路惨败后还让他的武装硬去送死有疑虑，因而拒不就任。2月18日后，王昭夷为保存实力，称病离职，带着300多名兵丁返回七弓峒什聘村，用攻占陵城时侵吞的钱财，购买大批武器弹药，训练王家兵丁，扩展实力，坐山观虎斗。1928年3月中旬，琼崖东路红军从藤桥退入七弓峒宝停营一带休整。3月19日红军队伍转向保亭找王昭夷援助，王昭夷一面同意配合工农红军反攻藤桥，一面勾结王鸣亚派兵袭击在七弓峒休整的红军，造成工农红军重大牺牲。3月20日晨，王昭夷前往几华里外的红军驻地，邀请军政领导前赴家宴。饭后正当红军从七弓河边淌水过河返回驻地时，突然枪声四起，1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除少数几人侥幸突围外，部分遇害于七弓河畔，部分被俘，被押到崖城集体枪杀。这就是惊动全岛的“七弓血案”（又名保亭营惨案）。接着王昭夷被国民党任命为陵水县“剿共”总指挥（吴中育为副指挥）、琼崖六路“剿共”副总指挥，协同王鸣亚在崖县、陵水、万宁等地“剿共”。1929年初，黄振士以中共琼崖特委特派员的身份返回陵崖地区指导工作。在他的努力下，陵水县西北区的黎族峒主和团董陆续带兵加入农军。2月24日黄振士带领的游击小分队探知叛徒吴中育当天要从陵城回坡村老家，便在喃仰沟伏击，打死吴中育，并到坡村捣毁他的巢穴，使王昭夷大为震惊。以后，在一次“剿共”作战中，王昭夷险些成为红军俘虏。4月初，陵水县农民自卫军重新恢复。8月中旬，黄振士在陵水县麻竹头岭主持召开中共陵水县委扩大会议，重新恢复中共陵水县委、陵水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秋，他率员潜入陵城开展兵运工作，通过驻陵城的国民党军陆战连排长陈平（中共党员）策动一个连起义，改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三团第三营，他任党代表，并亲自率领该营第三次攻打陵水县城、攻打藤桥国民党军据点。1931年夏，黄振士在乐会县大路乡开展工作时，因琼崖党组织内部开展“肃反”运动被错误杀害，时年36岁。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巩固其南部地区的统治，派遣陈汉光率警卫旅和空军一个分队共3000多人，入琼“剿共”和“抚黎”。1933年9月，陈汉光在万宁县城郊架场坡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传“剿共”和“抚黎”。远在南圣地区的王昭夷带领7名黎族“代表”，带着贡品，步行三天，前往会见陈汉光，博得陈的好感。不久，王昭夷被委任为琼崖抚黎专员公署委员兼课长。1934年6月，王昭夷经陈汉光推荐，进入陈济棠在广州创办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亦称燕塘军校）第二期深造班学习。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海南岛。国民党保亭县政府（1935年设县）成立保亭县抗日游击大队，刚回家不久的王昭夷被任命为大队长。1939年底至翌年初，日军从三亚进犯保亭东南部的六弓、加茂地区，王昭夷率部进行抗击，后退败至南圣地区的深山密林之中。1940年3月15日，保亭县城陷落。日军为巩固占领区，采取以黎制黎政策，鉴于王昭夷在保亭地区的势力和声威，决意对其进行劝降。当年4月，日军偷袭南圣，南圣地区遭到日军轰炸，志玛学校，王昭夷别墅和碉楼被炸毁。日军部经与王昭夷多次信函联系后，派出10多名日军，骑着高头大马前往王家，请王昭夷出山就任保亭县维持会会长。为保存实力，王昭夷将武装队伍留在南圣地区，交由堂弟王昭信和二妾吴觉群带领，他仅带领三妾江燕琪及随从亲兵5人，前往保城赴任，在距县维持会约1千米的什慢开山岗斜坡上搭草房5间住下。日军占领保城后，先后在什岭、加茂、大本等地建立军事据点，开辟公路，大肆征用民工和抢掠粮食。当时王昭夷主要为日军征派民工和筹措军粮，无军事活动。
王昭夷在南圣的别墅旧址遗留的弹坑
1941年春，王昭夷的堂妹、共产党员王昭英按照中共陵保区工委书记林诗润的指示，同丈夫林泉到什聘村与王昭夷秘密会谈，谈话连续6个小时。王昭夷终于下定决心，伺机倒戈、揭竿抗日。他下令堂弟王昭信及其他黎族武装，不准阻挠共产党在陵保地区的抗日活动。他将日军调入保城的30担食盐和10匹黑、蓝布匹等军用物资，转手偷运回南圣后方，储存备用。他对日军征派民工和筹粮筹款等摊派，故意拖延。
1942年春，保亭县国民党县长去世，公祭之日，指使部下带领日本军队攻占保亭县政府。不久又向国民党军泄露日本军队的行动，使日本军队3次中埋伏，损失颇重。当他准备组织武装力量，袭击保城日军军部，并公开树起抗日旗帜时，不幸事泄。王昭夷谋划反日之举，被窥视维持会长职位的副会长符学汉所侦获，并向日本军部告密。1942年10月，在榆林日本陆军司令部被日本军队杀死。王昭夷死后两日，保亭县维持会副会长符学汉和秘书张笑百奉令运回已装入杉木棺材的尸首，安置在保城县维持会内，然后通知王的亲属前来认尸。在南圣地区的二妾吴觉群、堂弟王昭信等闻讯，认定日军以“认尸”为名，企图诱出王氏亲属，一网打尽，以控制王氏武装队伍，遂坚避不出。认尸和料理后事，则由在什聘村的亲人王昭春、王昭华、王昭民兄弟负责。次日，什聘村民按黎族习俗为王昭夷举行葬礼。日军部派2名军官带着翻译和几名伪军，前来参加。在起灵柩时，村民举起粉枪，对天连续鸣放，以示驱逐恶鬼，使死者灵魂归宗，日、伪军官兵也跟着鸣枪，虚表哀悼。王昭夷下埋在其父王维昌墓旁。当埋葬完毕，众人返归什聘村后，日、伪官兵才返回保城。王昭夷遇害后，吴觉群和王昭信的势力范围的南圣地区（包括今通什市辖南圣镇、冲山镇、畅好乡和保亭县辖的毛岸、毛感等大片地区），吴觉群掌握王氏家族和保亭县抗日游击队的实权，指使王昭信袭击日军，苗胞，镇压参加“白沙起义”的红雅地区群众等。1942年冬，琼崖独立总队参谋长李振亚，率领部队挺进陵保新区后，便加紧了争取王昭信的工作。李振亚亲自布置林泉，采取措施，并委托林泉通过王昭英争取王昭信，还给王昭信写了亲笔信，得到王昭信正面回应。1942年11月，琼崖独立总队三支队驳壳排袭击日军什玲据点，王昭信率其抗日游击队配合驳壳排在什小桥阻击从保城来犯的日军。在阻击战中，他指挥士兵打击来援日军，打死日军10多名，击毁军用汽车1辆，缴获步枪10多支，电台1部；同时王昭英在灶例村一带，动员组织了邢英才、王老就、邢朝潘等20多名黎族群众支前，组织担架队，并切断敌人的通讯线路，破坏桥梁。王昭英、王昭信姐弟联手，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43年，王昭信团结配合共产党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多次率部出击敌占区，而且偷袭与伏击日军达27次之多，伏击敌军车、袭击敌据点、抗击日伪军的围剿，使保亭敌伪惶惶不可终日。王昭信频繁地出击日伪军，守住南圣，粉碎了敌人拟从南圣攻入五指山腹地而占领全琼的阴谋，共击毙日伪军40多人。日本军队投降后，王昭信带领部属在南圣地区捕杀共产党人。1947年5月，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琼纵部队前进支队挺进保亭。当时，保亭境内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几股地方反动武装。其中一股是国民党保亭县长王昭信强征壮丁编成的县自卫中队，约100人，守在县城。另一股是吴觉群继承王昭夷生前100余人的“看院”武装，由她的管家王光华率领。5月20日，琼崖纵队前进支队在琼纵参谋长马白山、前进支队长符振中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吴觉群及王光华进攻，当琼崖纵队前进支队先头部队进到距南圣（文化市）六七公里处，敌人首先从正面小山包开枪射击。马白山当机立断，命令一中队智取文化市，敌人土崩瓦解，部队进驻南圣、畅好、毛岸、番道等乡。经过激战，吴觉群势力瓦解，各自仓皇向南逃窜。
志玛墟前后改成文化市、南圣，前不久“文化市队”的路牌已改成“市队”
1950年4月28日，陵水县解放。王昭信带领遗部携械向人民政府投诚，还亲自到毛感劝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三师第二团第三营营长王光华，使毛感和平解放；吴觉群逃至海口，后被群众发现揭发，保亭县人民政府抓回县坐牢。王昭信于1951年4月被枪决，王昭信之子王定球（1947年出生，3岁丧母，4岁丧父）由王昭英秘密抚养成人。1958年吴觉群因病保外就医，1961年去世。笔者和朋友们前几天到五指山市水满乡，再到南圣镇去寻找当年的一些痕迹，接着从南圣翻阅九曲岭到达保亭县，感受古道里所记录的时光。笔者同时也特别喜欢陵水，多次去陵水访友。陵水河是陵水县的主要河流，陵水河发源于保亭县贤芳岭，经保亭县、陵水县，在陵水县陵城镇水口港汇入南海，主要支流有保亭河、溪仔河、都总河等，流域几乎陵水县全境。水口港，是陵水县与外界交汇的主要海上通道之一。从九曲岭保亭河发源地到陵水河入海口，笔者一路走一路记录陵水河畔曾经发生的这些往事，今天终于能把它们整理出来。
1928年10月27日，萨维纳一行来到陵水河入海口，随后穿过椰子岛回到县城，次日在陵水乘船前往清澜。也许他们不会想到，在他们离开后接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陵水河畔的五指山、保亭、陵水等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里人们安居乐业，城镇里充满繁华的气息，唯有陵水河还在静静地守护者这片祥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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