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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在路上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形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 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呆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这些年，我的四本书，或者说我所写的四个故事，就是从两种不同方式得来的。 四年多前，刚应英国一家出版社之约写完了取材于藏族史诗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有关史诗材料的寻访过程中，听到过另一个历史故事的不完全的民间版本。为求证回头便去读清代史料。这个故事真的从那些尘封的文字中浮现出来。 发生这个故事的地方，是今天的四川西部的一个县。把这块小地方的有关史料从浩繁的清代史料一一打捞出来，足足有上百万字。这些文字促使我不断去回访那个地方，一段废弃的古道，一座河上曾经有过的桥梁，三四千米雪山上已然消失的关隘，一段曾经有是上千人殒命的峡谷。 然后，继续搜集梳理新的史料，再重返现场，从当地人口中听取那些口头的传说，自然也有当地人稀少的文字记载。曾经搜集到过一篇万余言的藏文史料，读来觉得这篇史料并不完整，再去打探时说，保存这份史料的人年年把这些写着文字的纸张拿出来翻晒，不想，有一年，稍一疏忽，被羊吃掉了几张。 两年多时间，在故纸堆中和故事现场的不断往返，终于使我在第三年写出来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这个故事，是尘封的历史，但重新呈现它，却是基于对当下的现实深重关切，而并不只是做一段传奇的演义。这个关切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国家共识，以及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的艰难过程。 写完这本书不久，我依然去往青藏高原。 这一回，没有准备，只是想去看见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现实。五月，高原地带草色刚刚返青，四处残雪斑驳。有些时候，往高处攀登，雨变成雪。有些时候，从高山牧场去往低处农耕的峡谷，雪又变成雨。 在路上，总是遇到一些本该在上学的少年。他们刚刚从山上下来，在路边向来往的车辆摇晃着手里的什么东西。停下车，有人拿出一块奶酪，一块小动物的毛皮，更多人拿出刚从雪线附近的草坡上挖出的虫草。 他们很珍重地从怀中把虫草掏出来：“虫草，虫草，三十元一根，三十元一根。”如果是秋天，他们捧在你面前的会是几只蘑菇。但现在，他们只是说：“虫草，虫草。”我熟悉这些孩子，他们用赚来的钱作上学的费用，或者帮补家用。 这天，我停下车，问一个孩子，他打算用这些钱派什么用场，他说：“给姐姐买跟同学一样的东西。姐姐在城里上学，要有跟城里同学一样的穿戴。” 就是这么一句话击中了我。那天，我改变计划。在当地县城一个稍微舒适的酒店住下，打开电脑，写这个新遇到的，更准确是一个卖虫草的少年一句话激发出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三只虫草》。我想，我要用清新的笔调写一个善良的高原少年。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天真少年在今天这个惟利是图的消费社会中的历险记，而且，我不能让他在这个危险的社会中沉沦与迷失。 我之所以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也曾是一个这样的乡村少年。我们当然可以说是贫困与不公平使我们沉沦。我们当然也可以相信，即便是这样，在有些人身上，即便有这样充足的理由，也有人能够保持正直与善良，依然对美好的社会与美好的人性充满期望。 这个故事同时也使我意识到，通过这样的题材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还可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自然界到底能在什么样的程度承受人类无休止的索取。 沿着这个思路，我又继续写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揭示这个消费至上的社会的种种图景，揭示我们无尽的物欲造成的消费，也就是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对自然界，对乡村，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如果说有些剥夺与破坏确是出于生计的需求，发展的需要，而今天日益高涨的物欲造成病态消费居然造成了大片森林的危机，的确就相当荒诞了。 这是我近五年所写的四本书的缘起。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 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 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惟一方法。
写，或者不写， 就是看见，或者不看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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