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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李杭春是个爱闹腾的人。前些年，听她讲骑行运河、骑行东北，各种经历和趣闻；去年暑假，又听说自驾去走西迁路，跑了22天，行程5200多公里。这一路可不只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为她手头编制的《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查询资料。那是个有意义的选题，却不想有了这样一本别致的小书。两部书稿放在一起，对比非常强烈：一个厚重，一个轻灵；一个沉实，一个鲜活；一个是静的，下的是堆砌史料的功夫，以后，怕也是竺可桢研究、浙大西迁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一个是动的，有许多得自沿路探访的观察、联想、感悟、启迪，看得出作者一贯的风格，读来生趣盎然。 与西南联大、中大、复旦、同济等流亡大学一样，战时，新生不久的国立浙江大学辗转西迁，自是一部壮丽的、充满故事的史书。长期以来，我们对这部史书的翻阅和检索，客观地讲，是不够全面和系统的。转眼浙大已百廿诞辰，回顾自己走过的历史，则无论坎坷与磨难，抑或成就与辉煌，都是值得镜鉴和反思的。以史为镜，知往鉴今，对浙大校史作一番有意味的梳理和还原，恐怕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在我看来，大学西迁，是战争年代高校知识分子这一民族精英群体在剧烈的命运转折、振荡面前的一场场艰难跋涉。他们所经历的沉重的逃亡、饥馑、苦难和疲惫，今天的国人已很难感同身受。在世俗欲望日渐繁盛、精神原乡几被蚕蚀的当下，我们很难回到已经远离了的历史现场，很难还原已经远离的社会时代场景。过去的故事不复重现，已故的大师也不再回来，今天的我们能做些什么？ 重走西迁路，或者正是这样一种回首过往、寻觅原乡的尝试。泰和、宜山、遵义、湄潭，是我们的前辈曾经驻足的地方，是曾经大师云集、思想纵横的地方，是浙江大学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诞生地，说她们是浙大的精神故乡，当毫不为过。于是，本书作者以浙大西迁地为中心的自驾游，就显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来了：探访别有洞天的风景，倾听历史的声音，接受灵魂的洗礼，陶冶被俗世侵蚀的身心，然后完成对精神故乡的回望，完成对浙大故事的叙述——这是这段路体现的意义，也是这部书体现的价值。 书里有现场，更有史料。现场目击和历史追溯的两相结合，读来有机而巧妙。我们似乎能跟着作者的脚步和思绪，以寻觅的姿态一起穿越千里迢迢的时空，去回首和还原历史真实而凛冽的本相。无论是对西迁过程的追述，还是对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探寻，尤其在那样一个非常状态下，浙大校长竺可桢的精神状态和丰富的情感内心，都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史料与实相的印证中得以一一呈现，自然真切而没法不让人动容。 除了厚重的历史，真切的情感，这部小书同时也别具格式。早年，作者在鲁迅、郁达夫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有良好的学术积累和沉淀。她研究鲁迅，能与周氏兄弟声气相和，因为他们是她的“里人”；她研究郁达夫，总是最大限度去触碰、感应文字里流露的真性情，与诗人隔空对话；她偏爱萧红、苏青，亦与她们的寂寞与才华心有戚戚……“放文学的研究去文学的天空”，这在学术研究是一种野路子。凭着一种喜爱和需要，源自生命和喜爱和需要，觉得应该写出来，就去写出来，思想、文字完全是天然的呈现，全没有功利的牵绊。而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进而历史研究，是她近些年比较清晰的个人学术轨迹，且并不为个人经历的动荡而改易。就本书而言，在厚重的浙大校史研究、竺可桢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仍是这种心通万仞、举重若轻又偶富创见的表达风格，颇有点“放历史的研究去文学的天空”的味道。 与此相关，她的文字是生动而略带幽默的，有很强的表现力。这与她非同寻常的阅历和体验有关。总的来讲，她不是一个幸运的人，命运似乎总在围观她。这让她在无奈中学会豁达，在沮丧中尝试用幽默和冷冽去表现坚强。幽默从来不只是开心一刻，就像鲁迅，只有关切那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幽默才会以悲悯和坚定的姿态出场；但她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中年赶场一个新部门，却没想开启了一个新的观察、积累和思考的空间。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她这一角的天空。 感及上述种种，我愿在此不揣啰嗦，聊作小引，给同样欢喜这段历史和故事的读者一个绍介。 来源：水木斋 公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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