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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氏作为晋国卿族，跟随晋文公出奔的“五贤士”之一，在晋国称霸的时代曾显赫一时而又飞速衰败，其兴盛和衰败的原因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狐氏兴衰的原因从总体上上看可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从外部看，狐氏家族的兴衰受制于春秋时期权力下移的社会背景和晋国国内“晋无公族”政治环境。从内部看，作为整个家族的掌舵人，卿室之主的德行、贤良与性格无疑会对家族的兴衰产生影响。 一、春秋中期权力的下移 狐氏家族两世而兴三世而亡，在更深层次上的原因是春秋中期政治权力的下移。在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上升，各诸侯纷纷争当霸主。到春秋中后期，诸侯公室亦衰微，卿大夫势力上升，形成了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了”的转变。 狐氏家族在晋国政坛的兴衰历程正处于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开始转变为“自大夫出”的历史时期。而“春秋时代政治权力逐级下移乃是分封制度、采邑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采邑制度是分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组成各诸侯国政权的重要基础。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将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国国君。在诸侯国国内，诸侯国国君亦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其国内的卿大夫，以这种逐级分封的形式建立起一套上下等级严明的分封体系。并且，采邑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官吏的俸禄形式。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禄”并不是由周天子或诸侯国君用钱财、谷物的形式颁发，而是授予采邑，即按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劳动者。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对其采邑有着所有权，并世袭罔替，在采邑内有治民和统率军队之权，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性较大。而力量强大的家族甚至可以完全凭借采邑的力量去攻击他国。 到了春秋后期，采邑的力量更为强大。当时的楚国与晋国同为霸主，却不得不对晋国的卿大夫格外小心，反映出当时卿室凭借采邑，得到了强大的势力。 采邑制度的发展使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势力上升，各国公室的势力衰弱，导致各国皆出现了卿室专政的局面，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这般卿室强而公室弱的局面，晋国六卿专权的情况出现也正源自于此。 并且，在狐氏家族所处的时期，晋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在客观上加速了这局面的产生。在此消彼长的变化中，使晋国开始出现“公室将卑”“政在私门”，政治权力开始由诸侯国国君下移至卿大夫手中。 这样的变革也从晋国发展至郑、鲁等其他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卿族之间的争权夺利、相互攻讦。原本由国君赐予卿大夫采邑变为以卿族之间相互争夺，卿大夫间的“争田”事件数不胜数，许多家族便在这样的卿族斗争中消亡。狐氏家族两世而兴三世而亡，便是这时期春秋中期政治权力下移的一个缩影。 二、晋无公族的政治环境 狐氏家族兴衰史的演绎，除了狐氏家族成员们的作用，外部环境带来的客观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晋国的政治环境在春秋时期实属特殊，“晋无公族”这一背景使得各卿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样的趋势后发展为晋国六卿专权。 在这种卿族政治背景中，一方面使得狐氏家族在鼎盛期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作为时代洪流中的一员也不得不卷入卿族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惜败离场。 六卿专权的情况始于晋文公时期的军事变革。在春秋时期，晋国在对外扩张中曾数次进行军事变革以满足对外战争的需要。卿的权力得到加强，卿族开始把持晋国朝政。到僖公三十一年时，晋国已发展至五军十卿，卿族的势力空前强大，已然威胁到晋国公室了。由此，晋国的卿族获得了全面掌控晋国军权的机会。 其次，晋国当时“无畜群公子”。所谓“无畜群公子”指的是晋国为防止公子发动叛乱，将群公子派往他国的政策。在春秋早期，晋国发生了改变其历史的“曲沃代翼”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作为晋文侯之后的晋国小宗曲沃一族通过长达近 70 年的战争取代了晋国大宗的翼城一族。所以，晋国后世的国君都对国内的群公子加以防备。 到了晋献公时，曲沃桓公、庄公之后的群公子又开始威胁到晋献公的统治，故其与大夫士蒍相谋划，尽杀群公子。晋献公在位时，晋国的公族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也开始形成打压公族的政策。 到骊姬之乱时，晋国彻底形成了“无畜群公子”的政策。由于骊姬之乱时形成了“无畜群公子”的制度，导致晋国无公族。所以到成公即位时，逐渐命卿的嫡长子担任公族大夫，并给予他们土地。又令卿的其他嫡子担任余子的官职，令卿的庶子担任公行。因此，晋国卿族的权柄日益加剧，使其可以操控国政，乃至废立国君。 狐氏家族的兴盛，是乘了晋国的卿族权势上升之东风。但卿族权势的上升，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卿族之间矛盾的日益加深，到了鲁文公六年时表现尤为明显。由于晋国的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相继去世了，军中乏帅，所以晋国再一次改革军制，裁减两军重新变为三军。 这一变革直接导致晋国的卿位骤减，使卿族间的矛盾突显，而这时在晋国家族的卿位顺序便显得尤为重要。 而原本在晋国占据两个卿位的狐氏家族，其主君狐射姑本应成为晋国的正卿，却由于卿族间的斗争沦为次位。而在国君的选立上又败于赵氏，所以狐射姑自认在卿族斗争中败于赵氏，狐氏在晋国已无立锥之地，故命狐鞠居杀死阳处父。而后晋国便处死了狐鞠居，狐射姑也出奔至狄。狐氏从此败亡于晋国的卿室斗争中。 三、狐氏兴衰的主观条件 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和晋国国内“无公族”等外部条件在给与狐氏兴盛的契机时也同样给与了晋国其他卿族。所以，狐氏家族所面对的外部压力也是与其卿族所共同面临的。狐氏能够在魏、韩、荀、栾、郄等卿族中先一步兴盛，又于其他家族之前早亡，与其当世家主的贤能与否是分不开的。因此，狐氏兴衰的主观条件是其当世家主个人才能施展的成功及失败。 从时代性看，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上升，各诸侯纷纷争当霸主。到春秋中后期，诸侯公室亦衰微，卿大夫势力上升，形成了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了”的转变。 春秋时代权力的下移，为卿族的崛起（包括狐氏家族）提供了时代的土壤。从外部条件（主要是晋国）看，晋国经过晋献公的两次剪灭公族事件后形成了“晋无公族”的局面，这一背景使得各卿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在这种卿族政治背景中，一方面使得狐氏家族在晋国脱颖而出荣获卿族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洪流中的一员难免卷入卿族斗争，以至“败者为寇”的悲剧，最终惨败离场。主观上看，狐氏家族成员个人才能、品德等亦是狐氏兴衰的重要原因。 狐氏家族个人的杰出才能是其兴盛的必备主观条件，可即便如此，成功亦需天时地人和皆占才可。必然中蕴含着偶然，偶然中又有必然，以上一同主导了狐氏家族的兴衰走向。 西周时期晋国处于“戎狄与之邻”、“戎狄之民实环之”的地理位置。晋献公时开辟疆土“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开启了晋国的强国之路。但真正使晋国走上霸主地位的实始于晋文公，晋文公城濮之战后获得霸主地位，并“始启南阳”与中原诸侯频频接触,使晋国真正踏上了当时的“国际”（中原）舞台。而狐偃正是辅助晋文公取得此烈烈功绩的重要功臣之一。 狐氏家族在狐偃主政晋国时达到顶峰，随着狐偃的逝世，狐氏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狐偃之子狐射姑（贾季）虽能凭借父辈的功勋获得卿位，但因其性格中的狭隘冲动的一面，使其最终在晋国卿族的斗争中失败，被迫出奔狄国。 狐偃之贤能除了善于谋划、睿智果断之外，还有无私谦让，这是其子狐射姑所不具备的。相较于狐偃的谦让无私，狐射姑的嫉妒狭隘这一缺点，使其在晋国的政治斗争中惨遭失败。 如顾栋高所言，晋国在文公之世诸卿和睦，使其霸业达到顶峰。到襄、灵之世诸卿皆营私相忌，故霸业衰败。而狐氏家族又何尝不是因为“父子祖孙已有绝不相似者”，其后人不如先人之贤而衰亡。 结语 狐氏家族在春秋时期晋国历史的长河中短暂而辉煌，狐氏兴衰虽然发生于狐氏短短的三代人之间，但亦是晋国卿族发生、发展及消亡的一个历史缩影。狐氏家族成员的的一些活动不仅对晋国，甚至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重大事件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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