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德国人！我们要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生活，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听着，德国人！我们要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生活，争做欧洲的中国人！”这是德国汉学家、诗人、剧作家克拉邦德向他的同胞发出的呼吁。

克拉邦德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中国老人”。因为在他的作品里，老子是先天地生的存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化身和名字，而最为世人所称道的就是“老子”，即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位老小孩，所以称老子为“年老的孩子”，他赋予了老子以“赤子”般的情怀，跟随着老子的思想脉搏，他给自己取名“中国老人”，那一年他还不到30岁。

听着，德国人

克拉邦德的呼吁是欧洲“老子热”的缩影

克拉邦德18岁开始研习《道德经》直到生命的尽头，一生的写作与社会活动都没离开过老子和道家思想。

克拉邦德的呼吁不是孤立的，而是东风西渐的一个缩影，是整个西方文明面临严峻挑战后的主动选择，作为“以哲学为事业的德意志民族（海涅语）”，他们选择了东方的圣人老子。

以傲慢著称的德国人，连老牌的英帝国和法国都不放在眼里，在他们那里，英法老牌帝国和新崛起的美帝国，都是没有文化素养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土壤，势必培养出桀骜不驯，傲视群雄的民族品性。

道德经的世界性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上帝化身”的独特君主观念，尼采“铁与血”的强意志论、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等等，都成为德意志军事扩张和集权政体的工具，其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把自己拖进了文明崩塌的泥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的惨败，让这个傲慢的德意志民族陷入迷茫，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同时，他们开始了20余年民族信仰和文化的反思。

他们在自己的文化里找不到失败的原因，于是遥远的东方文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正如后来季羡林先生所说，这一时期的老子译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欧洲。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父子，推崇《道德经》，他在读书会上发表演讲推动老子思想在德国的普及，他说：“我们现在所急缺的智慧，就在《道德经》里。我们的唯一任务便是，把它译介到欧洲来。”他认为“老子在基督降世前就是真理见证人”。

“老子热”热到什么程度？德国报刊这样描述：“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这一时期，以及稍后，罗素、汤因比等人也都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反思，不约而同地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尚处积贫积弱的中国文化身上，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写道：如果不低下头来，重新认识并学习东方智慧，西方文明将使人类走向彻底灭亡……未来的希望在中国。

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然而，国家民族的品格是由历史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人的反思，没能阻挡住工业革命带来的掠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世界秩序的重构，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思想家们再一次掀起老子热，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就是：“老子在欧洲，自来就走红运。没有另外一个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比的，连在中国同他并称的庄子也是望尘莫及的。”

为何《道德经》在西方会走红运？

据《<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一书介绍，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就把《道德经》翻译到了西方国家，总目涉及73种语言，1576种译本，这是中国文化经典翻译的高峰。

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是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输出，到2016年，《道德经》的销量超越了《圣经》，跃居世界文化经典之首。读者热评：老子思想跟自由、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尤其是科学技术等现代元素不谋而合。

人民网截图

是上帝创造一切，还是道创生一切？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古希腊，“二元论”伴随着古希腊的发展而绵延至今，成为西人的主导思想。所谓“二元论”就是：多样性的世界有两个不分先后、彼此独立、平行存在和发展的本原的哲学学说。

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事物”二元论说，康德的本体—现象二元论，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宗教的善恶二元论等等，无论什么二元论，都是一个“物质实体”，一个“精神实体”。宗教二元论的善恶论，善是精神性的，它创造一切；恶是物质性的，是肉体，它同样创造一切。

这种“二元”对立概念，约略类似于公孙龙的“离坚白”理论，认为世界上只有白石和坚石，没有坚白石，即只有对立，不能统一。

这跟老子之道的“一元论”截然不同，老子认为：道先天地而生，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神”“帝”属于万物层面，而一切对等的概念与物质都统一于一个“道”里，所谓二元对立概念，同出于道，“异名同谓”而已，分开心物与善恶，那只是人的认知错觉。

然而，二元论带来的后果在当今发达的西方已经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争夺世界资源的战争，让人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人们渴望实现“身”“心”的完整统一。而剧烈的竞争现实与内心的渴求，是没法摆脱的魔咒。因此，老子“先天地生”的“道”的独立性、完整性的“道一”思想，成了西方人破解思想困惑的密码。

有无之相生也

老子认为：世界原本是“一”，所谓物质与精神，善与恶，不过是人类的自寻烦恼罢了。当人们执着于一端的时候，世界就分离了成了两个对立的方面。

200年前的德国哲学家谢林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老子的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而不限于事物表面的“二”。

克拉克的分析更具体，他说：老子之道“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引导我们树立生态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态度的转变。”

西方文化行将就木，前进的唯一道路是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

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除了让世界经济倒退，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缺陷导致的信仰崩塌，这让骄傲的欧美国家倍感压抑。

西方的没落

早在1012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就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开始创作《西方的没落》，一战结束，恰逢出版，而一战的残酷现实，也验证了他的预言：西方文化行将就木。

而在二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也发出警告：西方文化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如果不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其实，在一战时期，中西方文化并非单方面的“西风东渐”，这一时期，中西文化应该是互补期，中国需要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西方则需要中国的远古智慧。只不过西风东渐是坚船利炮下的文化侵略，东风西渐是西人寻求文化自救的借力打力。

罗素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在科学领域占有优势，但关于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意义的洞察方面，中国尤为深刻，老子主张的“道”即是明证。

他说：老子“没有占有的生产、没有自我主张的行为、没有被支配的发展（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这一思想是以抑制自我与调和的精神为核心。这一中国文明的传统思潮和睿智，将救赎西方文明，因为它被染上了“信仰进步”和“产业主义”病毒。

沙里斯呼吁应以“朝圣”的姿态对待东方，他在《新科学的诞生》一书中说：“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