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卫冰 （选自《厂肆衡水帮估史稿》https://book.kongfz.com/1504/5613734244/）        孙秋颿（1859年――1831年），名桂澄,清直隶衡水县人，茹古斋孙虞臣之侄。幼读诗书，进京赶考借住博古斋,受店伙欺辱,愤而从商。先入清秘阁学徒,而司帐、跑外、二掌柜，后于光绪二十九年开设式古斋，以经营钟鼎彝器闻名于世，其鉴定金石技艺业内推为翘楚。清末民初出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后见北洋政府派系林立，较清政府腐败益甚，痛感国事日非，在协助叶公绰购回国宝重器毛公鼎后，绝意红尘，于民国十年辞去会长之职，回老家衡水终老天年。 浮住博古斋 得意清秘阁 光绪五年,刚过弱冠之年的孙桂澄在乾隆皇帝赐名的安济桥头辞别家乡父老,北上进京参加已卯科顺天乡试。来到京城后住进了叔父孙虞臣做掌柜博古斋，和他一起参加本次乡试有山东秀才王懿荣。三十五岁的王懿荣已经是第八次参加乡试，孙桂澄却是首次参考，结果王懿荣中试第三十一名举人，第二年殿试中二甲十七名，而孙桂澄桂榜落选。叔父安慰孙桂澄道，不要再回老家了，安心在博古斋后院专心温习功课，来琉璃厂的翰林编修很多，遇到不解之处，就地请教还方便些，读书闷了就在库房看看字画，好在时间不长，三年一晃就到了，准备下一科考试吧。自此孙桂澄安心在店内继续攻读八股，可是好景不长，博古斋里一些眼皮子浅的伙计徒弟们就说起闲话来。孙桂澄找到叔叔，说什么也让给找个事做，不再闲住。孙虞臣问明情况后说，“店铺是人家祝家开的，不是咱们孙家的，我已经交代让柜上把你的饭钱记在我的名下，年终结算时从薪水中扣除，你就安心读书吧！等什么时候咱也像论古斋萧家似的开自己的买卖，就不受着腌臜气了。”不想侄子很有志气，对叔父说：“三年何其长也，古人尚不受嗟来之食，侄儿要学汉朱买臣之负薪，隋李密之挂角，边做事边读书。”孙虞臣一听笑道：“我儿有如此志气，孙家何愁不能发达。”不几天便把孙桂澄荐到清秘阁王掌柜门下学徒。四年后孙虞臣终于自立门户在琉璃厂创办了茹古斋古玩铺。 清秘阁源自书画大家倪瓒之藏书阁。清，纯也；秘，稀也。其意为纯正稀少的书画宝物置于此阁之中。据说清秘阁是乾隆皇帝奶娘周嬷嬷之子开设，店址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南，店面异常开阔和神气，墨地金字大匾，由蒙古旗人书法家阿克敦布书写。当时买卖铺户敢用“清”字者，全国惟清秘阁一家。由于与乾隆爷的这层关系，清朝皇廷和六部衙门所用的宣纸、信笺、印泥等文房用品均采购于清秘阁。 孙桂澄进入清秘阁学徒后，很受王掌柜器重。孙桂澄秀才出身，学识功底深厚，举止文雅，待人接物得体，十分合适与官宦来往。三年出徒，柜上留用做了司帐。不上两年，清秘阁又让他做了跑外的二掌柜。期间虽然又参加一次乡试，孙桂澄仍是未中，和叔父孙虞臣一计议，时下国事日非，请托成风，货赂公行，非世家子弟为官做宦这条路实在走不通，莫若做好文玩这路生意。 光绪十年后，孙桂澄开始做翰林院、子监的生意。当时古玩产业异常繁荣，在整个文化与知识界，研究金石俨然成为最重要的学问。据震钧《天咫偶闻》卷三载：“······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竟扬榷翁大兴（翁方纲）、阮仪征（阮元）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潘祖荫）、翁常熟（翁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盛昱）、王（王懿荣）二君为之厨。······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蛮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孙桂澄在叔父的介绍下迅速与潘祖荫、翁同龢、王懿荣、盛昱等鉴藏名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拜王廉生获论龙骨文 交端午桥襄修吉金录 孙桂澄在与王懿荣等人交往当中,逐渐对金石学产生兴趣。由于他自身学识功底扎实，不同于一般学徒出身，以此为生的古玩商贾，很快熟悉了部分金文的识别及三代铜器的鉴定，又借鉴老乡宜古斋李云从拓碑的技艺，掌握了给铜器上的铭文如何制作拓片。可以说孙桂澄以后成功的发展 王懿荣(1945-1900) 于金石古玩行业，既有自身良好修养的原因，更得助于当时繁盛的好古风尚。王懿荣一生好古成魔，“官日崇而贫日甚”，其名垂青史的两件事，一是最先发现甲骨文，二是国难之际自杀殉国。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世家望族。其原配夫人黄兰贤甚，有拔钗沽酒遗风，在贫境中大力支持他搜集金石，研究学问。王懿荣在与友人信札中曾叹道，“若铜器、泉、印、砖瓦等等，皆吾梦寐，皆吾嗜好，稍有一时不贫，一时家无病人，种种不饶。” 孙桂澄因与王廉生有一同参加已卯科顺天乡试的渊源，很快建立了融洽的合作关系。王廉生见孙桂澄不同于一般市井商贾那样见利忘义，遂委托他大量搜集三代青铜器、古玉、简牍、印章、泥封、瓦当等带有“文字”古董，并把他介绍给孙诒让、端方等人，来照顾他的生意。 端方(1861-1911) 提起端方还有一则趣闻，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在收藏界盛传端方年少轻狂，后被王懿容羞辱方才悔过奋发收藏，终成收藏大家。据《清代野记》载“光绪初年某日，王懿荣与朋友纵谈碑版，端方前来询问，王懿荣戏曰：’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端方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端方遂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朝夕讨论。果不三年而负精鉴之名。其后，二人遂为同好。”此则虽系野史,不足深信,然端方收藏金石获益于王懿荣指教,似可成立。 与端午桥的结识对于孙桂澄一生来说至为重要。按照一般说法，两人正式订交于光绪二十四年，时端方刚刚补授直隶霸昌道，负责农工商局，深得圣宠。端方出身贵族，祖父为嘉庆进士，其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嗣，桂清甚得慈禧宠信，亲点为同治帝师。可以说端方家资饶厚，且其收藏广博，与王懿荣、孙诒让等人收藏不可同日而语。端方购买金石碑偈时出手阔绰，正如其在《匋斋藏石记》所言“金石之新出者，争以归余”。 端午桥虽系满人，但其深受汉文化浸染，且绝无汉士大夫那种孤高自傲的冬烘气，他不耻下问，为研究碑拓，竟拜李云从为师。据说美国人福开森与端方也是拜把子兄弟。孙桂澄交上这么一位大财神，其于事业上何愁不能发达？ 孙桂澄初次到端方府中拜访，端方拿件带铭文的古铜爵杯让他鉴赏，随口问道，这爵杯系春秋铸造，抑或战国铸造？孙桂澄随手摸摸铭文答道，西周物件，铭文后刻。 端方不语，拿起爵杯仔细看了看问道，如何断定其为后刻？孙桂澄答道，铜器铸字，字体圆润规整，绝无刀痕，此爵粗花压细花纹饰，西周初年之物无疑。端方检取数件青铜古器对比鉴别，果不其然。自此对孙桂澄的眼力大是折服，在金石方面搜集均委托给他。 光绪二十五年，端方擢升陕西按察使，即刻赴任，遂把京中家事托付给孙桂澄，并让他代自己向王懿荣辞行。时王懿荣患严重疟疾，请假在家吃药休养，一见孙桂澄大喜道，“秋颿兄来的正好，正要找您！”随手拿出几个骨片递给孙桂澄，“此是太医院开出药方中一味药材--龙骨，上面所刻纹饰颇似钟鼎铭文，已与秋曹仲容孙先生谈论过，其亦首肯此说。正要有劳秋颿兄多找些铭文拓片，参详一下”。孙桂澄马上照办，搜集三代铜器的铭文拓片送到王懿荣府上，供其研究。不想翌年庚子之乱，两宫西狩，王懿荣义不苟生以身殉国，其未竟事业由孙诒让接过，编撰成《契文举例》一书，此我国研究甲骨文字之始也。 光绪二十九年, 由于清秘阁主营文房用品，而孙桂澄搜集金石文物活动与业务渐有冲突，遂辞去经理之职, 自立门户在琉璃厂开办式古斋古玩铺,主要经营金石印章。专门搜集甲骨、三代青铜器、古玉、简牍、印章、泥封、瓦当给端方、孙诒让、宝熙、罗振玉等人提供研究资料。当然以经营店铺为计，孙桂澄还是为端方四下搜求三代鼎器等奇珍异宝为主。宣统元年端方从直隶总督任上被革职，而这次革职使端方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收藏研究。从此赋闲在家的两年中整日与孙桂澄在家中“摩挲金石，评价书画，考订版碑典籍，把酒咏歌，诙谐谈笑。”二人皆为金兰之好。在这段时间里孙桂澄与况周颐等人协助端方将《匋斋藏石记》、《匋斋吉金录》汇集成册。 《匋斋吉金录》成书宣统元年，二录共十卷，共收四百二十九器。卷首是一组光绪二十七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一组商代酒器（柉禁）就是经孙桂澄之手转售端方的。吉金录载有十二件，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匋斋藏石记》是专门记载端方所藏石刻的专辑，共四十四卷，收六百二十八件碑刻，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并且逐一请孙桂澄等人录碑文、刻记，端方亲撰考释文字。端方是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
任会长仗义护国宝 式古斋开张不久，孙桂澄受端方所托访求散氏盘铭文拓本。散氏盘康熙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地方官员在嘉庆五十寿辰时作为贺礼贡品献入大内，藏于圆明园。孙桂澄从叔父孙虞臣口中得知，听说 散氏盘 散氏盘真品已被英法联军烧毁，早年曾于博古斋见过祖籍扬州的江姓翰林家复制的一件赝品，据说此盘高不足七寸，盘口一尺六寸有余，重约四十多斤，最奇之处是有铭文近四百字之多。孙虞臣告诉孙桂澄江翰林既然能够复制，肯定有散氏盘的拓片。孙桂澄一听立刻赶赴扬州寻找到江姓翰林后人，费尽口舌终于以三五十七两白银，一字一两购回散氏盘真品拓片。 端午桥历任江苏、湖广、两江、直隶督抚，起居八座，位及人臣，可以说是官越做越大，孙桂澄为其搜求金石不竭余力，式古斋的生意也就日益隆盛，在古玩界成为与黄伯川开设的尊古斋比肩齐名大的金石古玩铺。孙桂澄有了外出搂货的经验，式古斋又资金充盈，他就经常到各地搜集金石印章。有一年孙桂澄与大观斋赵佩斋、青山居李五巴、永宝斋常惠川到太原“川货”，收到一件载于寂园叟撰写崇彝补著《说印》的国宝，名曰“昌化十二石”。《说印》云其：“···中华文物之菁英，天壤之尤物也，原为晋人某富室所藏。石作四副：皆两方章，一引首章。分大小分四级，甲级高三寸余，两方章作馒首圆顶，引首长方式，质微黄，红色虽鲜，只半截，下主无红，计重二十五两; 乙级高三寸，方章亦作馒首圆顶，引首腰圆式，质微青，其红色鲜而满，尤以引首为最，计重二十四两；丙级高亦三寸许，但周围小于乙级，两方印皆方顶，引首扁方式，质作荞麦色，红色既艳且满，重二十一两；丁级高则二寸，两方印亦方顶，引首扁方式，此副则藕粉地，其质最美，红微淡，色尚均满，重十二两”。 昌化十二石是孙桂澄由一王姓店铺以一百五十两白银购得，此鸡血印章原为明朝皇宫之物，李闯王兵败过山西时遗落民间的。旧有印文已被磨掉，“晋人某富室”即是慈禧太后义子天禄堂主王启恩。据《说印》所载见此石是于“壬申之冬，在厂市式古斋”，而此时孙桂澄已经逝世一年有余。 孙桂澄一生收藏颇富，虽不及端方、盛昱、王懿荣等文人官僚金石鉴藏家，但在民间市井金石鉴藏界仍属佼佼者。现藏故宫博物馆商代晚期青铜器父乙方鼎就是他收藏的旧物。罗振玉弟子商承祚编撰，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印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的《十二家吉金文录 》就收录了孙桂澄的大量青铜器 父乙方鼎 藏品，该书散装本《四家藏器》更是置“衡水孙秋颿”为首，其他三家为北平孙伯恒、江夏黄伯川、海城于思泊。 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北京古玩行人推选赵佩斋、孙秋颿、郭宝卿、穆恩禄和马子光筹备建立古玩商会, 孙桂澄出任副会长一职。由于孙桂澄为人仗义，恪守行规，全凭眼力发财，深得业内人士尊崇，遂于民国初接替赵佩斋出任第二任京师古玩商会会长。 宣统三年，端方重新启用被委任为渝汉铁路督办，赴任前把家事托付于孙桂澄，不想二人此次一别竟成永诀。保路运动兴起，端方死于资州，为新军第八镇军官刘怡凤所杀。端方生前宦余以收藏金石字画为能事，不置产业，端家迅速中落，只能靠转手端方生前藏品度日，遂逸散无余。端方藏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能够买的起 毛公鼎 大多是端方的生前好友，端家贵族出身，又抹不开面子当面交割，只能委托孙桂澄将其售予周湘云、乔映南等人。暂时没人收藏的，就放在式古斋柜上待价而沽。其中国宝重器毛公鼎是端午桥生前最得意的一件藏品，端家一直舍不得出手，端方女儿出嫁给袁世凯 五子袁克权时，端府欲以毛公鼎陪嫁，袁世凯不敢接受如此重器遂罢。后端家日益窘迫，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五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商之孙桂澄，孙桂澄大惊，如此国宝岂能让外国人买走，遂以出价太低，暂时不能转让为由稳住端家。孙桂澄回到式古斋后，盘点自己全部家当一算，还是不够购买毛公鼎，正在焦急之中，不想消息走漏，他的好朋友美国人福开森找上门来，表示愿以重金购买毛公鼎，并告诉孙桂澄日本山中商会已经风闻而动，正在与端府联系。孙桂澄心急如焚，正在万般无奈之际，接到大收藏家前交通总长叶恭绰电话，询问式古斋近来有什么新品，孙桂澄赶紧将此事与之相商。叶恭绰手头也没有如此巨款，就又约一位巨商和孙桂澄三人合资以叶为首秘密购回了毛公鼎，后叶恭绰慢慢将其他两家的资金还回，遂独有了此鼎。建国前毛公鼎经多方辗转，庋藏于中央博物院，国民政府迁台后，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毛公鼎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寂寞厌红尘 萧然身后事 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其一居延汉简之发现，其二敦煌石窟藏经洞之现世，其三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之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确定，极大地刺激了当时学界对金石考据和青铜器赏鉴，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期间他们浸淫期间，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当时学风西学东渐，全盘西化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为保留国学之余脉实功莫大焉。孙桂澄以不第秀士，厕身商贾之林，一生功名事业皆系其中，实一大异数，是国学之幸，抑或孙桂澄之幸，谁又能说的清楚？ 自协助叶公绰收回毛公鼎后，孙桂澄日渐消沉，时常怀念端午桥，大有看破红尘之意。大观斋赵佩斋原是茹古斋孙虞臣的掌柜，又与孙桂澄共同筹建古玩商会，并推荐他任第二任会长，见孙桂澄情绪如此低落，便经常劝解于他，“端方死去都十年了，你孙秋颿经手把他生前藏品不亏本给倒出去，维持端府这么多年的开销，也算对得起这位异性兄弟了。再说他生前搜刮无数，实在算不上一个完人，你不必为此伤怀。”孙桂澄却说，端午桥一生功罪，非我等市井之人评定。然其生前搜集钟鼎彝器文玩字画，费去多少心血，不少器物来不及品鉴研究，随他人去物散，岂是可惜二字所能道尽。人生一梦，空来空去！还是辞去这会长之职，再不见钟鼎彝器的好。 民国十年，孙桂澄辞去古玩商会会长之职，式古斋交由大兴杨福旺打理，回衡水老家养老，据说当时柜上存在花旗银行的现金就达五十万银元之多。民国二十年，纵横古玩界四十余年的市井收藏家孙桂澄病逝于老家衡水河西街旧宅之中。民国二十九年杨福旺在上海买了商代虎头彝和提梁卣两件青铜器，结果都是“苏州造”后仿的，不久式古斋关门。 孙桂澄一生授徒三人，他们分别是冀县人程崇礼，王道存和赵书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