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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1880 ～ 1960），近代篆刻大家。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福厂、福盦），别号印奴、印佣、屈瓠、罗刹江民、持默老人等，斋名为麋研斋。浙江杭州人，是西泠印社的创社元老。
图：王福庵像 王福庵作为元朱文印大家，印风和其他元朱文印印家类似，同样属于工稳平正一路，并善于在章法布局时于平实中寓巧思。 王福庵把浙派追汉所体现的古拙意趣和元朱文印的柔美圆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由此他的元朱文印呈现出工整又飘逸，拙朴又灵动的特有的清丽高古、朴茂雅秀的特点。
图：王福庵所刻“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朱文印 世人谈及民国以工稳印风见长的印家，尤其元朱文印印家时，往往将王福庵和赵叔孺相提并论。近代学者沈禹钟先生即有诗曰：“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昌硕）赵（叔孺）能相下，鼎足合分天下三。” 但同时我们在谈及两家印风时，又会进一步做区别论述，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两者为同时期人，且都生活在上海，又因印风相近和均享有大名，以及门下弟子皆多才俊，在印坛都有巨大影响之故，往往提及两人同时又分而论之。 首先是人生经历相近。王福庵生卒年为 1880-1960 年，赵叔孺生卒年为 1874-1945 年。其中，赵叔孺是 1914 年 40 岁辞官移居上海，王福庵是 1930 年 50 岁时也是辞官迁入沪居。 两人在上海时期均为活跃并大有名头的职业印家。从时间上两人应有相互往来乃至相契相合的交集（石安曾于史料中偶见赵叔孺赞评“当前篆书无过福厂者。”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王福庵《麋研斋印存》扉页上有赵叔孺题字）。但由于两者印风都是在迁居上海之前就已形成并成熟，所以虽然都是元朱文印大家，却能各成一派并同时称雄于当时印坛。 两人虽均以元朱文印名震印坛，但取法路径却有所不同。王福庵取法主线是以秦汉印为宗，旁参明清流派印家（尤其浙派西泠诸家）；赵叔孺取法主线是以元赵（孟頫）明汪（关）为主，上溯秦汉，旁参明清诸家（尤其赵之谦）。
图：王福庵印作 略举要例，比如王氏印作从篆法到章法，更多基于汉印之上（浙派从根本上也是力追汉风的），更追求线条的古拙感和章法的巧思多变上，比如王氏的线条，其横线相对较多以弧线处理（赵氏一脉相对较少弧线处理），章法的穿插挪让，王氏更多掺入横向穿插和横向连笔处理等等（赵氏一脉则竖向穿插相对更注重些）；刀法上，王福庵承续浙派，更多施以细碎切刀之法来表现古拙之意（赵氏一脉则取径元赵（孟頫）明汪（关），刀法上以冲刀更显）等等，不一而足。 殊途同归，两人及其门下杰出成就构成了民国时期元朱文印交相辉映的两座高峰。 浙派薪传 和其他元朱文印家相比，王福庵最大的特点是其线条质感和刀法取径于汉印与浙派，因其带有较鲜明的浙派印迹（尤其刀法），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新浙派”。
图：王福庵印作一组 当我们看王福庵的作品时（无论白文还是朱文印），的确还是可见浙派痕迹的，而从其学印经历也可看出浙派印人对他影响颇深，比如西泠八家的黄易、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等。 尤其用刀方面，虽对浙派切刀有弱化（更含蓄些）且加入冲刀的意味，但总体还是可以看到较为普遍的细碎切刀的运用。 但其印作又并不是浙派面目的，在石安看来，王福庵的朱文印更近元朱文印风，和浙派的朱文印仍有较大区别，白文印则兼参汉白文及皖派之风（王氏印作更工稳平正，更圆转静美，更具清丽优雅气质）。其根本原因是学养气质的不同——浙派“印中求印”“形质为上”，王福庵“印外求印”“以书入印”“神质化入”，这抑或也因所处时代和可资条件使然。所以与其将王福庵视为“新浙派”，不如将其归为更具传统和古典之风的元朱文印印家。
图：王福庵“我心安得如石顽”白文印 顺便提一下，论及民国以来的元朱文印印家，私以为可以赵叔孺和王福庵为两条主线去梳理和展开。盖因两者虽取径不同，但殊途同归，且均有大成。尤其两人皆门下有为弟子众多，如赵叔孺门下有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叶潞渊等，王福庵门下有吴朴堂、韩登安、顿立夫、江成之等，都是印坛一时俊彦。了解元朱文印风源流，他们都是深值精研。 文人印家 我观王福庵的作品，无论是印作还是书作，最大的感受就是浓郁的书卷气，或者说文人气息。当代书法家陈祖范先生曾撰文评价王福庵书法为“清姿可挹，雅韵欲流”，王福庵篆刻气质和其书法一脉相承，形式和神质皆是如此。
图：王福庵篆书对联 民国时期的印人更讲究书印合一。王福庵所书玉箸篆工整匀称，书风既不激厉，也不张扬，既不古拙，也不妩媚，透着清静朴雅的精致之美。他的书法线条匀整却不光洁，透着汉风古意，乍看平常却品而有味。石安早年习篆曾临过《王福庵书说文部首》多遍，深以为王福庵篆书有种典型的文人气质，写成这样非得以深厚的学识修养为根基。 王福庵曾有言“知书善书乃为治印之本，若徒见刀石而无笔墨，格终不高”，这和赵之谦“古人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吴昌硕“平生恨未多读书，刻画金石长嗟吁”等在神质上互应相通，道出书印甚至更多艺术门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为真言。 学贯中西 王福庵在书法、印章和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功底。据史料记载，“福庵先生幼承家学，于文字训诂、诗文，皆富修养。十余岁即以工书法篆刻闻于时。” 在王福庵 12 岁之时已沉迷刻印，且精研印谱、究于古文字学及书法。据他在《麋研斋印存》自序中描述：“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辅之）两氏印谱，辄心仪焉。”刚过弱冠之年（20 岁），就已经任教于钱塘学堂（崇文书院），可见其在学问方面少年即有所成。 由于其父是当时知名的金石学家，王福庵从小耳濡目染，跟随并协助父亲处理著书、编纂、考证等工作，很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字学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文理兼修，不但精通诗书画印这样的文科知识，还精通算术和工程测绘技术等理工科知识，并以此成为其早期谋生的重要手段（其铁路局和印铸局的工作因此而来）——满满一位学贯中西的“学霸”形象。
图：《福庵藏印》 且不说其理工领域的优异成绩，仅篆印一域，他在 20 岁上下书印即已初具面目。1915 年利用工作之余辑成的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全 8 册，254 方印蜕）更是令其显名于外，成为当时名家，而此时王福庵年方 35 岁，并因此成为后来促其辞官以鬻印为生的重要原因。 勤奋的天才 纵观古今具有卓越成就的印家，无一例外的共同特点就是勤奋（其他领域其实也同理）。而在篆刻领域，更是有不少既有天赋而且又超常勤奋的大家存在。仅以元朱文印好手为例：王福庵一生治印两万方，王氏弟子韩登安一生治印三万多方，陈巨来一生治印超过三万方……加上他们往往还著作等身，且在诗书画等其他领域也卓然成家，如果再虑及参与大量社交生活等等（如王福庵之于西泠印社创社的倾情投入，授徒众多等），足见如王福庵这样的艺术家尽其一生勤于艺事之程度是何等惊人！ 虽然其中有他们以刻印为生且“生意兴隆”的原因，如王福庵在上海刻印为生时，“海内外求印者门限为穿”，年均刻印在五六百方上下（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当年其刻印数量竟高达1109 方！）。生意这么好，刻印数量自然也多——但仍能看出其巨大努力和倾力付出——为了潜心研艺，王福庵甚至 1930 年决然辞去官职，迁居上海做了职业艺术家，心无旁骛，潜心艺事（光靠治印收入即可成中产阶层，令人称羡，话题另表），日益精进，终有大成。 王福庵一生刻了多达两万方印以外，篆刻著述也硕果累累：著有《说文部属检异》1 卷、《麋研斋作篆通假》10 卷、收藏印集《福庵藏印》16 卷、自刻印集《罗刹江民印稿》8 卷、《麋研斋印存》20 卷（分别为 1936 年辑本收录 445 方印、1938 年续辑本《麋研斋印存续集》收录 153 方印、1947 年宣和印社辑本《福厂老人印集》收录 73 方印）、《福庵印稿》101 册（收录 10418 方印）等。可谓洋洋大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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