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泛泛之交的朋友——那些永远熟悉的陌生人，变形甲虫之后不睡不眠的日日夜夜里，走过格里高尔记忆的都有哪些人——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经理和秘书主任，公司伙计和学徒，那个理解十分迟钝的听差，别家商号里的两三个朋友，外省一家客店里的一个侍女，一个可爱的、萍水相逢的女子，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她求过爱——他们全都和陌生人或已被忘却的人混杂在一起出现，但是他们全都冷冷冰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格里高尔是一个人，即便是一个卑弱如尘埃的存在，即便他的身上更多的呈现出渺小、屈从的一面。然而他有着你我都有的孤单与脆弱，正如里尔克所说——在根本处，也正是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无名地孤单。然而，即便是给了他身体、并留下虽短暂但甜蜜过往的客店侍女，即便是他认真追求过的女人，在回忆里全都呈现出一幅冰冷的面孔。在没有朋友，没有爱情的生活中，格里高尔唯一爱好便是锯木头——如果没有细读文本，粗心的读者一定会诧异卡夫卡为何把那幅画摆在他房间里最突出的位置上——桌子上方挂着他不久前从一本面报上剪下来的面，它被嵌在一个漂亮的、镀了金的镜框里。那是一位戴着毛皮帽子、围着毛皮围中的女性，她直挺挺地坐着，两只前臂完全笼在一个厚厚的皮手简里，正对着看画的人。首先，来看相框，它是格里高尔花了几个晚上亲手雕刻的。在外人看来极为无聊的锯木头、做相框的手工活，是他孤独生活里唯一的消遣。把它做好、镀上金，挂在房间里一眼便可看见的地方。于是，这来自流行画报的、世俗的女子便成为他贫乏孤独的精神世界里唯一的寄托，那是他对于爱情的全部想象。这里，对格里高尔“爱情”生活的叙述，与卡夫卡自身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处，翻看其生平年表可知——1914年（三十一岁）6月1日，在柏林与费莉丝订婚；7月12日，解除婚约。1917年（三十四岁）7月，与费莉丝二度订婚；12月两人第二次解除婚约。1919年（三十六岁）夏天，与朱莉·沃丽采克订婚。7月，解除婚约。——《饥饿艺术家（卡夫卡中短篇作品全集）》彤雅立译，燕山出版社，2020-10 在订婚、解除婚约的犹豫反复中，在对爱情渴望、拒绝的重复过程里，我们或许发现一个更为孤独的灵魂，得以窥见卡夫卡矛盾冲突、孤独痛苦的内心世界。在写给炽热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其实，生活中多数的小怪、大惊都源于我们对人性认知的贫乏。顾城在《给我的尊师安徒生》的题记中就说“安徒生和作者本人都曾当过笨拙的木匠”，现代著名书画大师齐白石也曾被王闿运称之为“齐木匠”。其实，无论是木匠、绘画还是写作，那是他们的消遣，他们的爱好；是他们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世界；是只属于他们的你视之为砒霜的蜜糖。而这，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写给未婚妻费莉丝的告白，便会明白——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每一个人，都必须找到一个爱好，一个城堡、地窖或是树洞，无论它是多么的奇怪，你都不必表示惊异，因为那是他消解、存放孤独的所在。电影《花样年华 》的结尾，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只身来到柬埔寨、来到吴哥窟，站在一扇门边，对着一个石洞，将一段感情、一段回忆留在了那些，然后用草封住。
最后，在格里高尔那里，剩下的只有家人，只有对家人围坐一起场景的温暖想象了。脆弱、孤单的他把自己的时间、由时间换来的银币、甚至于记忆大都交付给了家人。文中，格里高尔变形甲虫之后，有一段对往日旅行生活的追叙，每回读来都倍觉感伤——每到傍晚时分，通往客厅的门就会打开，而他常在一两小时前就密切注意那扇门的动静。门开后，他躺在自己房间的暗处，从客厅里看不见他，但他可以看见全家人坐在照亮的桌子旁边，可以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这是得到全体应允的，所以完全不同于已往。已往每逢格里高尔在小小的旅店房间里不得不疲惫不堪地钻进潮湿的被窝里时便常常怀着几分渴念想到那样的情景。这便是格里高尔旅行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的温暖与孤单，也是他的情感困境。这样的场景，极易让人想起中国古典诗词中佳节思亲、日暮乡关、登高望远的书写，想起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里的句子——这是羁旅在外的游子，于回望故乡、思念亲人的过程中寻求的一种情感慰藉与精神寄托，借此来消解、安放生命个体在漂泊、抗争中如影随形的疲惫与孤独。无法确定的是，格里高尔想念家人的时候，家人是否有谁记挂着那个为了他们而独自远行的人。这是契诃夫《苦恼》中，经由车夫约纳之口道出的绝望——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这是熊天平赵俊杰作词、齐秦原唱的歌曲；这是现代人的孤独；是你我的灵魂困境。这种思念与悲伤、慰藉与孤独，格里高尔从未向人说起，包括父母，包换最亲近的妹妹。家庭、亲人，格里高尔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实的心灵依托，最终会以怎样的样貌呈现出来——通过变形甲虫这一意外、荒诞的事件，卡夫卡把格里高尔关于温情的想象、把他自以为坚实的依靠，全都打碎、全部推倒。在他的想象中，那“手杖随时都会给予他背上或脑袋上致命的一击”。而事实上，在小说中正是那把手杖把它/他推进房间、并关上房门。那是甲虫其身的格里高尔以虫眼的视角，那是卡夫卡的惊人的发现。端走送给它/他的算是专用的盆子的时候，妹妹没有直接用手，而是使用了一块破布。有了这样层层的铺垫，在经历了吓退租客的事件之后，在家人对它/他仁至义尽的照顾之后，它/他的被扫地出门的命运便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结局，杀人者陆虞侯被杀，被杀者林教头杀人。这里的荒谬，以及它的逻辑关系如下——这样的故事，与鲁迅《颓败线的颤动》中所写如出一辙，年轻的母亲为了两岁的女儿而出卖自己的身体，若干年之后——青年的夫妻，一群小孩子，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男人气忿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为了家人的平安、幸福，格里高尔售出了自己的时间，女人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是惊人的相似——《史记·项羽本纪》中被项羽苦苦追赶的刘邦，有着这样的表演——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也许，你一定会反对说，这是文学作品的描写，这是少数极端的个案。对你的观点我表示同意，而我不过是在陈述另外一个事实，一种你常常忽视、拒绝承认的存在。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对卡夫卡的评价——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懂了。 写于午后的沅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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