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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昆明翠湖北门片区提升改造项目在如火如荼的推进。 很多市民心里可能在想，在建的是个什么东西，能够挤身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的翠湖之畔，能夠在寸士寸金的有着云南讲武堂，云南大学，云南省图书馆，云南解放纪念馆、云南科技馆、翠湖宾馆等等充满代表云南历史文化古迹的地方占据一席之地，并且能夠让云南省文化联合会、昆明市体委等单位无条件搬迁腾出地方的项目。 回答是肯定的，翠湖历史文化片区北门片区的提升改造，将重现清末云南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神一般存在的“云南经正书院”历史风貌。 云南经正书院设立于1891年，结束于1903年，历时13年，虽在昆明地区成立较晚、办学时间不长，但却“开南中未有之风”，与广东学海书院、浙江诂经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并称于世的“四大书院”，是清末最有特色、最有成绩的著名书院之一。  120年前，云南诞生了一所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书院。这就是曾坐落于现在翠湖东北角承恩寺遗址的云南经正书院。 清光绪十七年(1891)，云贵总督王文绍、巡抚谭钧培上报朝庭，在云南昆明筹建一所经正书院。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初五，经光绪皇帝御批，并亲书“滇池植秀”匾额，云南经正书院正式开办。经正书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批准设立，具有纯正的官方血统。 经正书院取“传经”、“守正”之意，山长由督抚选聘，以云南名宿许印芳为首任山长（院长，以后用院长），6年后陈荣昌继任山长。 书院设立，云南名宦陈灿为书院题联： 地接龙祠，盼风起云腾，诸君快慰为霖愿， 门临翠海，看水流花放，随处都生悟道心。 云贵总督王文韶亲为题词： 人文百代追张盛； 风景双堤似白苏。 经正书院旨在培养云南最优秀的人才，注重因材施教。其设置分为“内课”、“外课”两部。“内课”为高材生班，取员十分严格，每名入学者需经省督学院面试及举、贡、生、监局试取，再经两院查阅试卷复核。 每期取员名额，宁缺毋滥，不超过24名。每期学习12个月，学员每人每月发膏火银6两。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书院从1891年开办到1903年撤销，13年中仅毕业内课高材生92人。其中多位云南近代历史文化名人。 经正书院毕业的学子中最有成就的当数袁嘉谷。经陈荣昌院长举荐，他于1903年参加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经邦济世）考试，一举夺得头名，荣登“特元”魁首。 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897年至1903年），陈荣昌先后在经正书院任教和担任书院山长。 他课士认真、管理严格、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培养出了张学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宋嘉俊（光绪二十四年进士）、熊廷权（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李坤（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袁嘉谷（光绪二十八年进士，二十九年经济特科状元）、吴琨（光绪三十年进士）、陈度（光绪三十年进士）、秦光玉（著名学者）、席聘臣、孙文达、吴良桐、蒋谷等众多人才。  陈荣昌任高等学堂总教习时，后来的云南英才李根源、顾品真、顾视高（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罗佩金、李曰垓、李鸿祥、殷承谳、陈一得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担任云南学务处总参议的陈荣昌赴日本考察学务，他十分仔细地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和实业。回国后，他向云南当局提出加强发展云南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在农学中增加林学教育；建议增加云南留学日本人员的名额；建议聘请日本学者到云南的学校担任教习；坚决反对中小学生读经讲经，尤其反对儿童读经。这些意见和建议，大多被云南当局采纳，从而推动了云南新式教育的长足发展。 陈荣昌（1860—1935），字筱圃，号虚斋，又号困叟，昆明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学（学政）贵州，迁山东提学使（正三品），云南学务公所议长等。他是云南文教界的一代宗师，曾担任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国学专修馆馆长。状元袁嘉谷、陈古逸、张学智、李根源等都是他的门生，可谓“门生才俊盈天下”。 陈荣昌早年随父在会泽生活。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仅13岁的陈荣昌参加童试，县试考得第一名，府试名列前茅，院试又考得第一名，成为了优秀的生员，即秀才。清光绪五年（1879年），陈荣昌被举为优贡，入京复试列为一等。清光绪八年（1882年），陈荣昌考中壬午科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即解元。清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会试和殿试，23岁的陈荣昌又顺风顺水地考中第二甲第二十一名连捷进士。  陈荣昌国学功底深厚，是一位知名的文献方志学家。清末担任国史馆协修，参与《清史》编纂工作。1914年，在云南省长唐继尧的倡导下，成立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刻工作，他被聘为名誉总纂，并担任《续修昆明县志》总纂。《云南丛书》1212卷，该项工程由启动到结束，历时30余年。这对云南地方文献的系统整理、保存与传播具有深远意义和巨大影响，丛书被誉为“滇省文献的荟萃”和“云南的四库全书”。 陈荣昌与唐继尧有一段很深的交情。1904年，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唐继尧也被纳入了府县推荐之列。唐继尧留学日本，提名举荐的便是陈荣昌先生。 唐父送唐继尧到省城昆明考试，并带儿子拜访自己在会泽念书时的同学、时任高等学堂总教习的进士陈荣昌，请教一下唐继尧的“志愿”该怎么报。陈荣昌看重实业，劝报工科，唐氏父子听从了其建议。不过在到达日本后，唐继尧觉得军事是救国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干脆改学陆军，并给家里报告：“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 1927年5月22日，唐继尧辞世，一代文宗陈荣昌先生同时作了一副著名的挽联：“治滇无善政，护国有奇功。” 1927年，在会泽西南的龙潭湖，会泽首义楼始建，因唐继尧当时为八省联军的抚军长，又称“抚军楼”。 陈荣昌为其题写了匾额:“唐公讨袁，摧其帝制，天下同声，称曰首义，再造共和，报功莫二，爰建斯楼，昭于无暨。” 落款“全体会泽民众，昆明陈荣昌书。”首义楼已毁，匾额现藏于会泽文管所。 陈荣昌先生是云南的教育泰斗，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 1902年，先生向云南督抚学政上书，建议派遣留日学生，为今后云南造就人才。此后连续三批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教育、法政、实业、陆军，开创了云南派遣留学生的先河。这些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多人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如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李鸿祥、罗佩金、谢汝翼等，还有“天南师表”秦光玉，《新纂云南通志》总纂周钟岳等。 主讲经正书院七年，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才，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名硕之士李坤、顾视高、夏瑞庚、秦光玉、钱用中等皆出其门生。 陈荣昌不光是教育家，同时也是书法家和画家。辛亥革命后，辞官回到安宁鸣矣河村隐居，安心致力于学问，创作出许多有影响力文学作品。其申称，我服务的政权不在了，我就作为一个百姓生活，不可能再出来任职任何官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十七日，陈荣昌在家乡昆明病逝。云南文化界痛失巨匠，政界、学界、民间都沉痛悼念，来悼念和送葬的各界人士多达万人。 陈荣昌的弟子袁嘉谷写有《小圃夫子像赞》赞扬陈荣昌的道德文章： 以顾黄之高节，兼张陆之心源，抗朱王之诗集，跨方姚之文编。持衡如老红豆，爱乡如小停云。教泽上逆乎潭西，道脉直接乎南园。集一代师儒之大成，延三迤文献之心传。呜呼吾师，人仰山斗，天赐大年，谨述古三不朽之义，赞一辞曰：立德、立功、立言。 陈荣昌死后葬于昆明西山猫猫箐马鞍山，至今墓地仍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诏令全国书院改办为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封建科举制度，并在全国各地创办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昆明的经正书院先是改为方言学堂，1905年又改办为高等学堂，不久，高等学堂又改办成两级师范学校。 宣统元年春，两级师范学校迁往新校址，省提学司决定利用留下的原校址“酌量改并，迁就腾挪”，作为新创办的云南图书馆的馆址。宣统元年十月二日（1909年11月14日），云南图书馆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开始在云南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里依山临湖，风景优美，眼界空明，屋宇开敞，光线充足。原有的经正书院藏书楼刚好可作书库藏书之用，楼下的堂屋、斋舍足够开辟为阅览室。1909年，开始在云南图书馆内筹办博物馆。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在图书馆内的博物馆正式成立，馆名改为“云南图书馆兼博物馆”，简称“云南图书博物馆”。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后新成立的云南军政府下令云南图书馆缩小规模，又下令搬迁至景星街原清朝的云南旧粮道署，馆址腾给陆军偕行社（即陆军招待所）。民国8年（1919年），在图书馆全体职员的恳求下，云南图书博物馆得以迁回翠湖公园西北隅原址。民国18年（1929年），改名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民国20年（1931年），又更名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并在此后的若干年内，根据使用功能要求，对馆舍进行了诸多改造和装修。 1950年5月，在翠湖省立昆华图书馆原址正式成立“云南省昆明人民图书馆”，1951年9月，更名为“云南人民图书馆”，馆舍有所扩大，藏书日益增多，还在市内多处设立阅览室。1953年10月，遵照文化部要求，“云南人民图书馆”正式改名为“云南省博物馆”，该馆名一直沿用至今。1972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选址翠湖南路2号重新建设云南省图书馆新馆，并于1975年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同年3月1日正式向读者开放。 如今，云南经正书院孕育出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博物馆，昆明一中都是云南文化界顶尖的，不可多得的单位。试想，如果云南经正书院建设完成，一南一北，用强大的文化信息围绕翠湖，传播于人世间，增添了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底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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