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和“县令”仅有一字之差，为何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平时的古装剧中，经常会看到知县和县令这两个官职，通常以封建腐朽、压迫人民的形象出现，如果是喜剧，主角会与其斗智斗勇，如果是悲剧，主角就会受其迫害。

我们通常会将这两个官职混淆，认为都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甚至认为在同一个时代里，是同一个官职，怎么称呼都行，其实不然。

古人在文字运用上向来讲究，可一字寓褒贬，在官职的设置上更会认真斟酌。知县和县令，都是古代的官职名称，掌管一县之事，看似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仅一字之差，区别还是很大的。

县令在战国时开始设立，作为县级地方长官管一县政务赋税，至宋代职权缩小，明清时县令一职消失；知县在唐朝出现雏形“知县事”，作为暂时代管一县事务的职位而设立，宋朝设立知县一职，于明清时取县令一职而代之。

随着时代环境的演变，知县和县令的职权、任用方式、地位等都在不断变化，相应的，两个官职的待遇也是不同并不断变化的。

不同的待遇

作为古代公务员，县令和知县的福利待遇和现代打工人一样，分多个方面，如级别、薪资、发展前景等，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对比县令和知县待遇的不同。

秦汉时期，官职用“石”这一单位来表示等级，最高官为万石，最低官为百石，县令为千石或六百石。魏晋时，因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用官员制度，官员的等级以“品”来表示，一品最高，九品最低，县令为第七品或第八品。

元明清时期，因一个县的人口、粮赋的区别，知县作为一县之长，其官职品级会在从六品和从七品之间浮动。虽然历朝历代对官位和其等级标准的设置有所不同，但还是能判断出知县在官吏中的等级水平较县令高一点。

作为皇权的打工人，要说待遇就不能不提官员们的工资，即俸禄。

战国至唐中期，官员们的工资主要是发放粮食等实物。在东汉之前，官员的俸禄中，最高一月领350斛粟米，最低领16斛粟米，县令一个月能领70到90斛。

魏晋时期，俸禄的构成则是有钱又有物。隋代官员俸禄又以粟米计算，分两季发放，最高领900石粮、5顷田地，县令领70石粮、田地两顷。唐代至明清时期，官员工资又以货币为主，按月发放，一品官领31000文，县令领4050文。

宋代实行厚禄，希望官员不会因不够富裕而贪污受贿，可惜县令一职正在逐渐淡化出官员制度中，没有赶上待遇最好的时候。此时的一县长官是知县，春秋两季有衣料，每月俸禄30千文，每年领取绵20两，绢14两，粟20石。

官员待遇最差的是明朝，正一品官领1000石粮米，钱银300贯，正七品知县领米粮100石，钱银60贯。都是按年发放。

相对来说，知县的薪资构成比县令更丰富，总价值也更大。然而还有更低的，清朝正七品知县一年的工资有45两。

有志向的打工人，都看中职业发展前景。县令的晋升路径，就是在地方慢慢升级，最后进入中央；而知县本身便是中央派遣，干完当前项目，攒够资历，再回中央。若论升级，知县前途更光明。

打工人不仅在乎工资和前途，还在乎假期。古代假期分四种，即例假、节日假、告假、丧假，对应现代来说，就是星期天、法定节假日和请假，一般情况下，一年满打满算有3、40天的假期。而县令又没赶上好时候，错过了宋朝70多天的假期。

不同的原因

县令和知县的待遇不同，有以下四个原因：

时代际遇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地提高，经济不断发展，各行各业的劳动所得也不断地在提高。从刀耕火种，到后来各式各样的农业工具，冶铁技术的提高、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物产越来越丰富，官员和其他行业的劳动回报相对来说越来越丰厚。

而知县比县令出现的时代更晚，所以从俸禄一项来说，知县的待遇比县令多了时代红利的加成，如上文中提到的县令一职未能赶上厚禄长假的宋朝。

县令和知县的官职性质不同。县令是委派各朝各代的选官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任职，受州、府、郡等地方行政长官管辖；而知县是由中央派遣官员去地方任职，受中央管辖。

虽然都是在地方工作，县令的编制在地方，知县的编制却在中央，所以县令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官，而知县是京官，京官的待遇自然比地方官好。

县令的任职人员和知县的任职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在科举实行后，县令可以由举人来担任，而知县作为从中央派遣而来的官员，其起点在中央，任职人员从一开始就是参加过殿试的进士或同进士出身。

因此不论是看起点还是看成绩，知县都要更优越一些，知县的社会地位也就比县令更高一些。

皇权的态度不同。在古代的君主专制下，皇帝的态度对天下事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如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地位低下，在衣食住行和科举考官等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处受到限制；又如重文轻武，清朝武将的最高品级比文官的要低一级。在其他朝代，武将的发展前途相对文官会差一些。

唐末宋初之时，县令这一官职正是处境最尴尬的时期，在藩镇割据的环境下，县令因掌管一县的政务、赋税乃至兵权，而受到皇权的不满和忌惮，从而被限制，知县一职应运而生。

起初，知县只是暂管某个缺少县令的县的各项事务，称“知某县事”，不长期也不固定，后来演变成了对县令的权力制约，最后彻底掌管了一县事务，取代了县令一职。

从历史轴上看，县令和知县的重合只有唐宋时期，两个官职几乎分别在不同的时代承担着大同小异的管理职权和社会责任，关于这两个官职似乎只能在纵向时间上作出对比，他们是前后发展、演化和承接的关系。